或问予曰：古人之诗传至今日者，大底属高贵者居多；若平民之作，即工而获传，亦必附于贵人之后。所以今日新学家，谓国诗均属贵族产物，而一般滥迹风雅者，又往往借此为攀援利器，以实其言。由此观之，诗之为值益可见矣。岂古时民间制作传者少乎？抑高贵大人之诗果无足道欤？先生尊诗而重国体，对此宜作何解？予曰：否。诗乃平等法，决由民间创造，不以地位高下论也。顾亦不限富贵者流，不过地位高工诗者少而易传耳；然必真工者始传之远。若孤贫之士，能诗者自较贵之为多；然取之不多，用之不宏，真好者亦不数见。若有鸿篇杰构，亦断不俟贵人而传，而贵人往往争传之。此种原因，实因我国历朝皆右文之世，文字优美者，无不见贵于朝。傥非废弃中途，亦无不见贵于俗。今之新文人得其形似，遂误视为贵族文字，岂不知欧洲十九世前，无论何国，均以文学为唯一生命，往往一编甫出，价夺公卿。而科学之兴，亦基于此。此虽由在位者提倡之力，实亦举国民气所锺。盖上无倡者，下无由兴；民无作者，则上亦无由倡。要之文艺一道，真赏不虚，直接国民之精神，断非权势所得参与。作者未必即欲其传，传者亦不自知其所以传。盖亦作者自作，传者自传之而巳矣。
或曰：近人如胡适之诸君，提倡新体解放，已将前人五七言古律诸体一概置诸不论；而先生仍作五七言，将弁髦其学说耶？抑别有他说以自伸奥衍乎？曰：皆非也。胡之新诗，非胡自创之。当今欧美学者均倡自由诗，解放前人一切束缚。而胡归国后适逢国变，将顺潮流，故亦力倡新说。就诗之本源论，胡君之说是也。诗之本质尚离文字，何况区区五七言。有新体解放之说，学者始知作诗之本能。否则浩如烟海之陈篇烂语，堆砌满纸，以此云诗，诗亡不更速乎！胡君虽主张新体，乃借新体作后来真正国诗之发轫耳，非谓五七言不成诗体也。就胡君之意释之，既可任意发挥情趣，又必专专学步于过去之五七言者，其事倍难，而成功尤不可期，不若一例解放为佳。故其同人中，亦有诋斥白话诗而劝学生攻习旧诗以养才识者，固不尽如胡说。否则陈腐虽去，而乱谈瞽说，又遍塞士林矣。总之作诗不拘何体，皆能见谛，但不可无体，新诗亦诗体也。吾之所以仍作五七言者，殆欲于难中就易。倘令我改作新体者，正是易中求难矣。所谓难中求易者，吾得古人之消息较多于青年，诗体不能加予以束缚。不于易中求难者，予于新诗之体裁构造形式上多费一番工夫，即于吾诗之本能上多一妨碍也。以诗之实质论，予与胡君之志本无不同，但胡狡狯而我诚实耳。
诗之声出于辞，辞发于意，意根于心，故诗者心声也。若词家则依谱填辞，辞出于声，意会于辞，而心声不可见。然声之长短高下宏纤曲折，亦自能随作者心意而曲肖之。善此者亦可到至处，但究竟为声所缚，拘滞形式，方之诗歌，终有一鸿沟不能越过。非关工力，实因拟像多耳。若作者不依旧谱，任意构造，即与诗之长短句无异。顾长短句要有真气盘互，词则不须，结果必成为非词非诗之怪品。傥再不限韵，又不成声，即等于剧本上说白之词，所谓国诗恐不若斯之简易也。须知词之成立，本由长短句而来。天然妙好之辞，所谓诗人偶然得之者，后人就声势立为不变之谱。然长短句排列之格式，至无穷也，则谱亦无穷也。假令作诗者临时造谱，其事固难，而实无当于作诗之旨趣。与其费无用之探索，终不成为诗，又不成为词，莫如严格区分之无谱者诗，有谱者词，犹为当也。诗之有四五七言，元音之节奏也，非谱也。三言促，九言长，四言庄重而不灵，宜于古乐分章奏之；八言即两句四言，尤重滞，六言亦然。然则最适于作诗之用者，孰有善于五七言乎。五言比四言只多一字，虽仍庄重而灵便多矣。七言比六言多一字，比八言少一字，辞气已能畅达。故五七言者声数也，非字数也；节奏也，非律缚也。单音文字之国语固有如斯之结晶体，可以寄诗声，可适诗人絮意修辞之用，不必与自由诗较量短长，亦不必与词家强分优劣矣。
五七言格（谓古体)在国诗上占有优胜卓越之地位，不仅历史上之关系，实由语言文字之性质使然，前已略论之矣。今之学者所最不满意而以为束缚思想者，要不在五七言之句格，而在句句用五言或七言也。此亦未尝无理由，盖句句同样，似无作者自由之余地，而实大谬也。诗未有无形式者，英国诗形式甚多，我国词曲亦然。作诗者既不能离形式，而又生造一形式，则莫如仍以五七言为标准。束缚仅此一项，固所以限制诗人之流情，而又能促成诗之整个精神、整个韵味。无斯二者，终不成诗也。而此两种格式，亦刚到好处，不放亦不拘，作者可以运转词华，回翔情志，此惟我国语中饶此性质，英美诗殆不如也。长短句则七言之变体，仍属七言部分，古人亦多为之。要无妨于诗之整个精神与韵味可矣，非独立体裁也。“英雄欺人”一语，阮亭之言，至今犹可味也。
近人说诗常以主观客观对待立论，未尝不明晰，但亦就诗之品类加以界说耳。实则诗之真际，厥在主观。我国自汉魏以来早经发达，西人才萌蘖耳。客观诗重要者为乐府，后世诗人亦往往因袭旧制，创立新调，顾精采已不及古诗之多。史诗除所谓《焦仲卿》、《木兰诗》外，更是绝无仅有。至于剧诗虽多佳制，而去古愈远，淫哇杂进，固不得与真诗并列。盖所谓主观诗者，必能表示诗人个体，而诗之价值亦因其人。所谓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不可者，已将诗之一艺借重于作诗之人。必如是而后诗道始尊，诗学乃可得而论。魏晋后著名诗家，大都出于学者，其人其学足法，不仅其艺足称也。故有因艺而其人传，亦因人而其艺乃传。我国诗教之转移如是，否则玩物丧志，亦学者所深戒矣。就实际言，所谓诗者，独有主观，此外皆其支流余裔也。当清末时，士夫已有醉心欧制者。黄公度作乐府新曲，学者都传诵之，格调雄伟，颇类军歌。后继者乃无闻焉。此亦属客观诗，而伟丽实非前人所有，亦时世造之。然犹不适于学者研究讽诵之用，况其他乎！今之学者专就形式立论，鲜有潜心于古大家之制作洗涤心神发扬志气者。动必以西人为法，而于单音文字之体势，诗教之源，一慨漠然置之，殊可怪也。
欧洲十九世纪以来，学术思想迥异古昔。我国承其波，驯至今日，尤为奇幻。学者拘于一曲，不见大方，鲜不嗒然若丧者。顾历世千年以上之国语尚在，十七朝之诗统犹存，此种文艺，固已卓绝人寰矣，况其间伟人哲士，学业勋名，炳炳麟麟，昭然史乘。诗之一艺，实能引发国故，鼓舞民风，亦今日我国学者应有之思想也。但又不徒矜持一国之文明，拘拘步武前人，依傍门户。先当置身于世界之广场，放大眼光，抛弃从来诗人恶习，然后探元索隐，择术立言，性情之余，兼通利济，则艺之为用，亦何尝不宏。如必效儿女呻吟，方成绝唱，或则谓雕虫篆刻，壮夫不为，抑又过矣。
自唐宋以至清末，诗人之集多如牛毛，诗人亦等于瓦砾。新学家既难其格而畏之，复惊其多而贱之。无怪也。顾印版之作虽多，而真诗仍是代不数人，人不数篇也。诗教未尝一日熄，时近则作者之名未灭，流通之籍尚存，多无足异也。但诗之本身，自有万劫不磨之高境，始终一贯之真传，初不因烂纸陈篇，稍贬其价值。佳篇偶尔一见，正赖有此万纸之流传，作者如林，乃克造成绝群之伟制。宗支蔓衍，应时迁变，神奇化为腐臭，腐臭复化为神奇，诗之进步，殆如此也。此岂浅见好奇之士所能共语者哉！不俟其徐化，而假手于急就之章，无异绝其根株，而望萌蘖也，焉能绝之哉！
诗在我国学术上是进化者，后胜于前，毫无疑义。前人每教人学古，又教人超俗者，亦未尝误。学古乃多识前言以畜德，非谓今人必不及古人也。诗本是超俗之物，学古人正在此处。至于诗之进步，是专就取材言。其经过之时代斑斑可考。周人以诗为教，诗与诸经并行；至汉始有诗学，而五七言亦同时继经学而大兴，顾所谓诗人者枚、傅、苏、李外，尚属寥寥；建安以后，诗人始盛，诗派益多，然无所谓诗家也；至唐宋乃有大家，专家之诗动至千百篇，汪洋恣肆，包众有而各自成派。此国诗进步之大概也。顾诗之为物，依世法而立，与禅家相似。周诗时代，同时有大家庭礼教制度，而诗亦成为礼教时代之诗。秦汉时，诸子百家大骋辞说，诗亦变而为楚词。汉人辞赋宗之，乃于诗外别成一系，而同时诗亦带楚声。厥后庄老学说盛行，浸至魏晋，清谈遂为诗人之干，至此诗界新辟一涂径矣。嗣后陶公以田舍一派，卓绝后先。所谓“庄老告退，山水方滋”者，陶公实开其端。而同时佛学已大昌于我国，一得之士，终不能出其范围。故六朝以来之诗人，又开一新涂径矣。当佛老时代，文学界之词赋仍行，分流为骈体，华辞隽旨，俱足以粉饰诗界，诗至此可谓取精用宏矣。唐以后文一变而为八家，儒释道三教并行，诗派之多，前古未有。至宋儒以性理代佛老，影响于诗者益大，自是重主观，言意境，词曲亦于斯时寝盛，割诗人一席，如汉赋然。自是诗声之趋势，大变前人，声病之后，继之以放，而元陆诸家并兴矣。降至明清，诗人均不出唐宋二代范围中。清末西教东渐，科学勃兴，诗之地盘，自当有一番变化，无足异者。要之诗依世法而立，曰诗教也，诗学也，诗家也，庄老也，性理也，辞赋也，骈文也，词也，散文也，皆诗材也。兹后科学之入诗，亦理所当有，英国沙雷早开其端。但我辈须知诗之为物，自有其特性，决非以上各类之所能拘束。独来独往，今古一声。纵复万国不同之语言，万世不知谁何之物质，此物依然潜在，且愈进而愈精，可断言也。
旧诗人所谓诗之分类、诗之作法、诗之功用，均就其一身之经历或一时之风气为言。说虽多方，但适怡悦，要不可据为典要。若新学家所云诗之起原、诗之定义、诗之原则等名词，亦不过集古人成语，借科学方法分析，次第之而已。学说愈多，去诗愈远。至于教人作诗之法，亦自不可少。我国只有根本学术，无良善教本，不独诗为然，而诗尤甚。无已，只得采取欧美学说，加以我国已往陈绩而条理整顿之，庶几便于初学。惟不可将此等书作为诗之命脉，盖诗之真谛在国语，而价值则在其他学术。故山歌野语，不得据诗人之席；徒事藻绩，亦不得进诗人之堂。故凡关于诗之品评、论说及其事迹，不过学术之一端，初学者不妨涉猎证明，工夫所至，视为诗典可也。
校生某，学作诗而苦无善本资探讨。予告之曰：书本之用有限，近人著有《诗经学》，古诗之源流略具矣。《诗学大纲》是新书，而引证旧说最富，可供流览。《诗学指南》虽为初学说，而取材精当，要是善本。美国人所著《诗之研究》，近有译本，关于诗之理想亦新颖可观。惟此等诸书，均属智识问题，非诗之本身问题。若欲作诗，则此等书都无用。作诗第一义要从修养起，次则多读前人佳作，工夫先做，作诗时无工夫可言也。有固定书，有流通书；有经常书，有应用书。今人所著书，大抵流通应用之物，书商也；其文字，书工也。根本固定之书，为古今所不可少者，书中之农也。唯诗亦然，要自能生产，自生之，自鬻之。工虽不良，行虽不远，无伤也，本源立矣。
诗有别才，非开学识，前人既言之矣。然非有学有识者为之，诗虽佳，可兴观者少矣。此学者之诗与诗人之诗之所以分也。但与其分而二之，不如合而一之。曰诗必出于学者而后工，如是则诗有学处矣。虽然，所谓学诗，依然其迹精到处仍无可学，亦无可教。譬如驰马射矢然，发矢者人，所中者鹄，而马行勿顾也。弓也，矢也，皆学也；鹄也，马也，皆识也；驰马者应之以心，瞄之以目，纵之以手，皆才也。马疾行而人中鹄，乃诗也。弓、矢可习，鹄、马可择，而一时之心手目不可得而言传也。马调矣，弓矢良矣，并得之于心，得之于手与目矣，中否尚不可知。而马行之疾徐，发矢之迟速，均在射者一瞬之心目中，自觉之。力到而不中者又往往矣。当此飞腾瞬息之中，万缘毕集而偶一中，射者乐矣；而屡屡中，观者惊矣。于是学矢者来矣。所学唯何？弓也，矢也，鹄也，马也，学识备矣；心也，目也，手也，才全矣。而此一瞬间之独觉，亦终于不可传而已矣。吾故曰：有学处非学中。孟子之言曰：其至，尔力也：学力也，识力也，才力也；其中，非尔力也，诗自中之也。
诗出乎“空”、“有”两界。有情识，非空也；无窒碍，非有也。情以经之，声以纬之，文以出之，作诗之能事毕矣。诗不可说理，故哲学非诗；不可解剖分析，故科学非诗。质言之，既不到形上之道，亦不丽形下之器。可以悦目而非绘画，可以悦耳而非音乐，可以思考而不落言铨，一切形器不足喻也。可以默会而不由了解，可以警惕而非关遏抑，可以讽劝而无俟多辩，道力不足论也。无用之用，亦伟矣哉。
西人亦以音乐绘画喻诗之美感。音乐之美属耳觉，绘画之美属目觉，诗之美不仅属耳目，兼属心意，固也。予谓乐以时间著，画以空间著，诗则兼而有之。诗之时间，节奏也；空间，影像也。而真诗之节奏及影像，均不属物体，而属于作诗之人。诗之影像，即作者之灵魂，其节奏亦即其人之音响。（学者多以五七言古诗为无声律，独律诗有之，不知沈约之发明四声，凡诗皆然，律体特其模形耳。)西儒之说，尚近科学，予则竟以诗人说诗矣。
昔人云：诗者志也，持也。（刘熙《释名》)此音训也，即子夏“在心谓志”之谓。“志”必赖于持，故又可训为“持”。予为补训之曰：“诗，事也，誓也。”诗必有为而作，无事不必有诗，故曰“事”也；诗中之言即其人之言，根于心，发于情，成于声，不啻其人之自誓，故曰“誓”也。世间之誓在信他，诗人之誓在信已，信而有誓，非持志而何？
或曰：诗之为用，可得闻欤？曰：诗无用。曰无用胡必作？曰：宇宙间固有无用而不得不作者。落日照大旗，东风吹野草，作也，用何有焉？雨中果落，镫下虫鸣，谁作之而谁用之？天之远也，作苍苍然；星之高也，白晶晶然，不知其用何在也。如有作之者，用即是作者之用，他何用焉。且诗不可作，而诗人自有诗，不得以无用而咎作者。向来诗界有一种恶习，不但下品诗人假诗为干进之阶，且学诗者及评论家亦往往为藉此标榜之具。故真能作诗及真能读诗者，亦不多见。其胸中横梗一名心、荣誉心，甚至利禄卑污心，如何能作得好诗？又如何能识得好诗？其原因在不知诗之为物，本不是世间物，是比世间高一等之物。但亦不是出世间物，是在世间背后之物，西人所谓背景是也。要言之，是无世间地位者。不明乎此，而但以世间美好之物当之，则种种名利之见，随之生矣。顾此物亦非绝无名利者，名利自名利，作者更无容心，识者亦绝不重视。世间学术上原有此美，随境地而转移，治世有太平雍和之美，乱世有伟大高华之美。富贵之美，寒俭之美，劳苦之美，闲适之美，凄恻之美，沈雄之美，审美者均能一一描出。然无论若何种性，美之分量不殊。既无高下，何分轩轾？不明乎此，则见有优绌、利钝、升沈、得失、哀乐之不同，而行藏、趋就、进退、取舍种种滥说，纷然起矣，说诗、学诗者不能免此因也。最可惜者，作诗者或亦不能澹然忘之。何耶？诗本是退一步说话，惟退至若何程度始说，则各因其时，而决非热烈营生计者所得藉口于风雅，而别有希冀可言也。作诗者但不犯诗人本位，文字并无限制。讽人对物，意所欲言，则言之可也，穷通利害，何足动其毫末哉！诗在环境上是退后一步说话，在学业上是离开一步说话。研究学问时，无诗可做也。非无诗也，无好诗也。今之学者以科学为职志，科学虽是万能，然未必能入诗。而真正精于科学者，亦必可转而为诗人，其诗亦必奇工，可断言者，所谓离开一步说话耳。如精于名数之学者，当其分别名实，考验原代之时，其符号圈点之中，诗无一字可为立足之地。同一玄学也，彼之玄在刻意，而诗之玄在抒情，心理绝殊，诗不寓焉。但一旦脱离习缚，看花走马，吟兴忽生，则前此精刻过人之脑想，必尽量输入于五七字中，而成为细组，其美亦必逾恒美，谁谓名数枯稿之学去诗远耶！又如精于形气物理等学者，当其试验声光之速率，水火之原行，诗不能占其时间之一刹那，空间之一隙罅。盖物理之分量有定限，诗之分量无定限，手法不同，诗亦无与焉。苟使笃好此诸科之学者，暂置严密之心思，陶写片时之愉适，则前此之物情纠绕，试术变化，又必一一穷形尽相，输之于此五七字中，而呈一种灼丽煌之怪物，然则物理学家，一变而为诗人，可也。故在科学界谈诗，即不当以诗为本位，而仍以科学为本位，于是有美术家之诗，政治家之诗，教育家之诗，哲学家诗，物理学家诗，名数学家诗。以此推之，顾论诗之价格，仍在诸科之上，而决非科学所能拟议者也。
人未有肯尽弃世好而为诗者。既不能离世独立，故诗之美，亦必有所制限，否则当有奇情怪美、绝世惊人之伟作出现于世。大抵求智识必须入世，求真美反在旁观。如光之射物，响之应声，反映之声光，必较本体为尤美。诗亦如是，旁观则知之至，言之真，取之近而譬之远。语犹人语也，而平俗之说弗能至也；声犹人声也，而咿扰之响弗能效也。有韵节使人步趋焉，而非韵节；有文字使人摹拟焉，而非文字。同此意理，而过而不存；同此律法，而入而复出。激为音浪，雷霆不能驱之使平；发为光明，星日与之同其照耀。分而剖之，则电子非其原质；纵而放之，则以太即其径途。甚有情也，而非个情之主客；维世教也，而无独断之争持。世主利其柔嘉，劫佛收为弟子。世果有其人乎？吾尸祝之矣。
诗虽不论语体或文体，然雅俗宜辨。善诗者雅亦可，俗亦可，不善诗者反此。何谓雅？曰正也。择语精明，而无词浮于意之病，谓之雅语。何谓俗？曰不经意之话言，或无意而藻饰及貌为奥衍者，均得谓之俗。唯善使用之，则俗亦雅，雅不外俗。不善使用之，则雅亦俗，而俗更俗。故雅要大雅非小雅，俗要通俗非土俗。何谓大雅、小雅？曰：意雅是大雅，词雅是小雅。何谓通俗、土俗？曰：谐则通矣，僻则土矣。浅言之，一乡一邑之语，断不可入诗，诗不独为一乡一邑人诵也。若古之方言见诸载籍者，则不妨入诗，盖同一俗语，而流传较久，一般人仍用之者，可谓通矣。例如“生怕”、“生受”等字，唐以后诗人屡用之，虽俗而无人不晓，故曰通俗。何谓大雅、小雅？曰：大雅如陆游《登民山楼诗》云：“姓名未死终磊磊，要与此江注东海”，虽狂而不失为大雅。刘迎诗有云：“妾身有愿化春草，伴君长亭更短亭”，词采虽佳，终落小雅矣。
无论何种著述，凡成一家之言者，必多古今共由之普通文句。作者以信今传后立言，无事矫揉造作，而其独见独到之处，即在此等普通文句之中。惟诗亦然，凡古人之作，必须潜心玩索，不可因其陈熟而忽视之。
可以政治言诗乎？曰：否。作诗说到政治，但寓远忄旨，假一事而若美若刺，俱无不可。如以政治智识眼光入诗，则反累诗矣。曰：何也？曰：政治无善者，无善可言，则诗不托讽。曰：古人亦多有以诗谏者，曷为不可？曰：古人之行政也以教，政教未分离也。今世之行政也以政，则教义离矣。教必有一贯之正义为之终始，诗志寓之以尽其善善恶恶之义趣。政出于政，则皆一时之策略，本无善足称。且大利所寄，机智凭生，此起彼落，无用施其褒贬。欧美哲学家有言，无论何国，均无良政治。所谓良者，彼善于此而巳。既无是非足生诗人之观感，亦更无成败可资咏叹之诗材。假令作诗者，以纯善之道妙策进当时，何异向釜鱼而说大海！若党同伐异，又非诗人所宜然，故诗不与政治通也。曰：然则政治遂无可言乎？曰：亦非也。政治之最上一步，亦即教之最高一步，但教义可以尽言，政不可以速成。浑沌穷奇，千回万转，尚不知操之者何氏，效之在何年，不言可也。诗属于教，不属于政也。曰：然则先生自作之《商战》、《覆车引》等诗，不关于政治耶？曰：否。《商战》乃恶奢崇俭，《覆车引》悼乱哀时，仍属教化问题，非政治也。曰：先生所谓“教”者，何教也？曰：诗教也。我国非无教者，诗其一耳。
以佛说诗可乎？曰：否，佛非诗。杜甫句云：“问法诗皆妄。”知其妄，而以妄为游戏，可耳。学佛者，不敢以佛为诗也；未学佛者，不说佛也。以儒言诗可乎？曰：亦不可。儒在行，不在诗。韩愈云：“余事作诗人。”诗是余事，非儒者所必为，顾儒优为之。然则以诗言诗可乎？曰：亦非也。陆游云：“所学在诗外。”予前既言之矣，诗依世法而立，无自体之存在，何多说为！然则四五七言非诗欤？曰：四五七言乃文字之堆积，声音之符号，可用为载诗之器，而非即诗。诗终不可言说乎？曰：然。诗不可言说，与禅家同；而可歌可泣，则与禅家异。可泣则近佛矣，可歌与儒为近。曰：歌泣何事？曰：宜问歌者、泣者。诗亦不定可歌可泣，而知其音者能为之歌，且能为之泣。曰：如是则以声音说诗可矣。曰：音可诵而得，可闻而觉，说之未尽也。然知其为声音之学，则思过半矣。曰：诗有色乎？曰：然。文字为色。有味乎？曰：然。意趣成味。色外而味内，而声为主。然三者虽诗所必要，而实非诗之蕴。西人之言诗也，曰：诗之要素有三：活力也，热情也，音韵也。斯言当矣。无情不得谓之诗，情之发于外者为声，音韵是矣。情因连续发动而成为气，气即活力矣。我国文学家谓之气势，（诗文均所必要。)谓之情韵，亦当。逊于西人者，歉明显之界说耳。诗要成于活力，故死字、死句、无生气者非诗。诗要有热情，故槁寂冷淡者不尽诗量。热情是活力之本体，音韵是活情鼓荡之波文。情之活力，可以王阮亭之“神”字当之。力变为气，气之充溢者为神，其实一物而已。王但言“神韵”，而不提出情字。二者皆自情发，不言可喻。故诗之真蕴，可以中西两家之言概之矣。但予尚谓诗之一物，终有其不可说者在，即诗能肖其人是也。一诗人之作，无论若何变更其活力，伸缩其热情，抑扬其音韵，而终非他诗人所得比拟，意志之殊也，格态之异也，人各有其一焉，固不能尽同。即同矣，而诗之各肖其人仍如故也。活力、热情、音韵，可以云诗之蕴，而不可谓诗人之蕴。千途百虑，而终于不可思议，吾乌从而详说之哉！
力、气、神三者，是诗之生命；志、意、情，是诗之质性；声、音、韵，是诗之行为。分言之为九，合之则三，而文字其末也。无力则气不昌，而神则气之精者也。无志则意不立，情者意之动者也。无声则无音，韵者音之著者也。作诗工夫，不仅链文字，链字往往伤气，链句往往伤神。要链意链声。字从声出，则气自调；句从意出，则神完足。诗至于神，则又无工夫可言矣。
所谓诗之退一步说话者，去欲、去俗也；离一步说话者，去著也。但诗之身分，初不嫌高大。故一切豪迈奋进之气，自不妨有，但要有趣味耳。如左太冲《咏史》云：“左顾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四句，何等精壮！陆剑南《山楼诗》云：“禹迹茫茫始江汉，疏凿功当九州半。丈夫生世要如此，持志空死能无叹”四句，何等雄健，固不暇与麻木凡夫较温柔也。
学佛所以治病。人苟无病，似亦无须学佛。吾观世人之无病者少矣。作诗所以移情，人苟属无情之物，则亦无用作诗。吾见万物中金石水火之外，均有情物也。佛虽治人病，而不善学者，亦可以生病，佛不受咎也。诗亦是病，然此等病犹胜于不学，既学而又无病，斯善学者矣。说佛不如学佛，学诗不如作诗。
凡作诗专在文字上涂饰，不从根本上修养，无论学唐，学宋，学汉魏，均落下乘。大抵后世诗人所以不及古人者，正蹈此弊也。古人所谓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所谓意内言外，皆就诗之本源立论，非仅文字已也。后世人诗上文字，确有两种殊胜，一是以浅语说深义，一是以文语饰常辞。有哲理者属前，工词藻者属后。诗而及此，亦可谓难能矣。但终属文义，而于意内言外、足志足言之训，仍隔一层。盖诗者不离文字，亦不尽文字也。果是长歌咏叹，何妨大朴无华，果能风讽动人，亦无妨穷妍极丽。要之，不失诗之真谛，可也。不然者，虽至言妙道，何足动人观感，而绮辞华句，适足令诗人捧腹已耳。
前人说诗有精到处，语虽简浑，不合现代学者之心理，然不可否认，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如王子猷借屈原句释七言曰：“昂昂如千里之驹，泛泛若水中之凫。”此两语何以包括七言无遗蕴？盖七言全要神气贯注，韵味悠长，动荡之处，囗于五言，故以二物为喻，一喻诗之神，一喻诗之韵也。但亦可分为阳刚、阴柔二种，“昂昂”属刚，“泛泛”属柔，论七言之美备矣。又严沧浪云：“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此乃喻诗之妙。而此语尤妙，盖诗到无迹可求境地，方是好诗。诗自有迹，露其一端，慧人自得之矣，求何为焉。如羊之迹不可求，而角则挂矣。因见角而知其为羊。不因见角而求羊，斯慧人矣。虽然，必其人先已识羊，方可挂角以示之，否则角亦何用挂耶！
作诗之法与作文同，不外议、叙、写三事。属学，议属识，写属才，三者具而后可以成章。但文重在叙与议，而诗则重在写。内写意，外写物。不工于写者，未见其能为诗也。
三者均忌单，忌正，忌顺。昔人有逆叙、倒叙、补叙、插叙、及起议、中议、后议等法。议亦有夹叙，有夹写。写亦有议中写，叙中写种种分别。此是普通方法，诗之胜处绝不在此。工力到者，首尾衔接，呼吸相通，捆载而来，包裹而去，更无迹朕可见。叙则亦议亦写，议则亦写亦叙，写亦然。吾无以名之，名之曰“三至”，即叙至、议至、写至也。但此犹工力可能到者，若工力所不能到者，尚有说焉。作诗第一要链字，字不链则诗不工，固也。然为何要链，不可不知。有为题目链字以衬题字者，有为平仄链字以防失律者，有为对仗而链者，作旧时应制诗或律体皆如是。此下层工夫也。若为作意而链字，则高手也。上等工夫则因声链字，因声链字，乃真作诗矣。盖诗中之字均声也，虽不尽如词之倚声，而自然有声，应乎作者临时之驱策。词中之声，乃假他人已成之声，作诗者之声是自声。善诗者能顺一己之声势，于一群可用之字中，慎择而耦合之，则字应声至，自律成矣。吾故曰：链声乃作诗之最上乘工夫也。人皆知意与声皆出于字，而不知声可以召字，意更可以随声造字。死者活之，旧者新之，惟意所使，亦惟声所转。故诗至好处，意到，声到，字亦到，所谓神韵者全赖此耳。此种工夫，非学力所至，而无学力亦不能至。吾故于三至之外，复名之曰“三中”云。
诗有学处，自读书、立志、修身、接世，以至知言、养气、修辞、立诚，皆学处也。诗有作法，自栉句、比字、寻声、考韵，以至讽人对物、写乐抒忧，皆作法也，不可以一端尽。所谓诗外有物，积之富则用之闳，学者养其根而其实可矣。诗是文艺之一部，优劣高下，自有准绳，溯其渊源，实以桐城姚先生论文之八字为嚆矢。所谓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者，立言最为精当，然初学者往往议其遇简。湘乡曾先生乃假姚先生阴阳刚柔之说，演为四象，曰气势，曰情韵，属阳；曰识度，曰趣味，属阴。而每象又分为刚、柔两种。此等分类，虽较姚说为详，然义涉渺茫，不能引发学人之真见。后来武昌张濂亭先生综合前说，广为二十字，分属阴阳，真可作操觚家之宝诀矣。日神，曰气，曰势，曰骨，曰机，曰理，曰意，曰识，曰脉，曰声，十字属阳；曰味，曰韵，曰格，曰态，曰情，曰法，曰词，曰度，曰界，曰色，十字属阴。阴阳界义虽未能尽明，然字类之选择分配，则精当无遗蕴矣。予以评诗之故，亦恃此二十字以为规范。尝以新法分析之：见其首行十字，均属生理学：曰骨，曰机，曰理，曰脉，生理之组织也；曰意，曰识，生理之发动也；曰神，曰气，日势，曰声，生理之著现也。此十字为一类，姑名之曰阳类。次行十字则应属物理学、文学及美学：曰法，曰度，曰界，曰格，物理学之定义也；曰词，曰色，文学之静采也；曰味，曰韵，曰态，曰情，美学之动采也。此十字姑分三类，而名之日阴。阴、阳二字，虽不尽然，但已富品评家及箸作家研究之价值矣。
予名前十字曰文之表著，后十字曰蕴含，如是则阴、阳二字，又未尝不允当也。果能由是而通其旨趣，烛其精微，则游艺之余，兼收格物致知之效，亦足多囗诗文一轨，而于学诗教诗之用尤宏，庶几不负先贤，嘉惠后学。
乐肖人声者，非尽人之声而肖之也，肖其至精至美者传之器而已。诗可以入乐者，亦非尽诗皆乐，其近乐者传诸美文字而已。文字亦器也，精于文字者乃可以文为器，而因以肖其声。故善诗者未有不善于文字者也。学者欲作好诗，安可不研究文字之学乎。
诗之选字、造句、成章，虽不必尽同作文之法，然普通规范，当了解之，否则言不从，词不顺。诗从何处着手？大抵文章之士，诗虽不工而可读；不知文法者，纵有诗才，亦难于表见，往往经心着笔，终至胡乱成篇。作诗者欲得顾盼挥毫之乐，岂可不潜心文章之学乎！诗虽不必用成典故事，而前尘往迹，不可不时时涉猎。盖事理明则智虑通，诗才亦富，执笔时自无拙滞之病，鄙陋之辞矣。作诗者安可不读史乎！
《三百五》篇是经，后世之百家是传，经在则传者自有规模矩之可言。纵狂狷殊途，治乱异世，言文异轨，学行异方，而用情之丰啬，构思之邪正，发音之纯杂，当力辨而遵循之。顾兹事未易猝办，乃存乎平日之修养，而归本于素志之自然。如此则能乐不及淫，哀不及伤，敛而有文，肆而不野，合乎今世，不畔古人。至于召物呼名，属辞比事，时各有当，固无用逼似古人也。作诗者安可不先读经乎！
诵其诗，读其书，不可不知其人。顾人乃因世而著，陶在晋宋易代之交，始成为陶；杜际乱离穷困之时，始成为杜；苏李以武人发高唱，卒成汉产；元陆在宋金变歌调，方是国魂。假使今人为诗，尽作唐音，宁非怪事？由是以言，诗人而不识时务，又岂可哉！
周秦之时，学说竞起，文学亦于斯时放大光明。如屈子之牢愁，庄生之放旷，此两种境界影响于后来文学者甚大，至今不能出其范围。至如孟子集义，荀子劝学，又修辞修身二者所祖述。此四家者，实为百家之经干，百世之文宗也。作诗者安可不读子乎！
郑康成曰：诗者，弦歌讽诵之声。谓《三百篇》也。汉魏去古未远，尚有遗音。后世诗人八音并奏，杜甫独多箫管之音，韩愈多木土音，元遗山多匏音，兴化刘先生谓陆士衡乐府有金石之音，予谓陆剑南有金革之音。虽未尽然，要之为相近。然弦歌实乃最上。
《三百篇》句句事实，句句性情。后人之诗，题目也，意境也，文辞也，格调也，如是而巳。然后世诗固有优于前人者。非优胜也，时代思想由单纯日趋复杂，非古人单辞片义所能表示其接物之情也。所以学古人当学其性情义理，而略其文辞。即做今诗，亦应从性情义理入手。夸多斗靡，非法也。
诗悦等于禅悦，诗境亦无异禅境，均不可着痕迹，禅语尤不宜入诗。然不到禅关，终无碧海掣鲸之妙。昔贤谓苏东坡诗打通后壁说话，故能迷离变幻，触处生姿是也。虽然，亦终落二乘矣。脱去禅家一切束缚，独以民胞物与之志，写喜怒哀乐之情，杜公有焉。
予有谐语一则，可供学诗者之谈助。凡人精神不运用则愚，血气不运动则病，学者宜二者兼到。此明儒语录也，予亦移之说诗。读杜宜拜，读韩宜科头伏案，读太白诗宜轩然独立，读王孟诗宜闭目静坐，读东坡宜曲肱卧，读山谷宜宴宾客，读王半山宜仰思，读陆诗宜起舞，读陶宜携筇漫游。
学者立言不可苟，科学家固当如是，文艺亦何独不然。诗因人而定品格，作者之一言一字，即无异表示其全身。修辞立诚，无诚何足重乎！然艺之本身，又须有实地工夫显出。诗可以观人者，非一二篇什即可为其人之定评也，必历年巳久，作者之性情品格，已能尽载于零篇断幅之中。顾此事绝难证明。文字、格律工夫，先占其大部分。工夫纯熟，亦关乎其人之操持，而性情亦往往因工夫而表见。王阮亭曰：“学力深始能见性情。”此语确不可易。观人者亦观其工力如何耳。先子有言曰：“诗做到百篇以上，始有评论之价值。”虽专就学力言，而知人之术亦在其中矣。
诗有普遍性质，必使人人了解。纵措词微妙，亦当令人明了文义后重重推出，如此方是好诗。一览无余，固非佳构；而百思莫解，亦岂上品？大抵诗之为道，始以声入，亦终以声出。读者必先乐闻其声，进而求其文字，再进而识其义理。三者俱配制适当，可以玩赏，可以咏叹，甚则可以歌，可以泣，可以舞，可以蹈，而诗篇成立矣。若故事堆砌，貌为衍博，按其实际，真气已无，去诗远矣。
今之学者，非一概抹杀以为新，即一味顽守以为旧，诗其一也。其实学术文艺，世界之公物，各以国语扬其波，助其流，无一日之停息。新者不必用拾人之所吐弃，旧者亦须慎图其新。若舍己之所有，而反令他人代有之，代鼓吹之，可耻孰甚焉！
王阮亭拈“神韵”二字说诗，是就诗之成物上说。予加“学养”二字，是从作诗工夫上说，仍阮亭学问性情相辅之论也。
刘融斋先生日诗不外见、间、觉、知四字：“诗云：‘要要草虫’，闻而知也。‘阜虫’，见而知也。‘有车邻邻’，知而闻也。‘有马白颠’，知而见也。”此乃探本之论。予谓作诗不必临时构题作意，平日见闻觉知，积之久，随时借题发挥者，真诗也。
先生曰：“佳章中必有独得之句，佳句中必有独得之字。如‘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上四字共知也，下五字独得也。”此说自先生发明，子幼即闻之。
先生曰：“诗中固须得微妙语，始佳。然语语微妙，便不微妙。须是一路坦易中，忽然触着。”予谓“微妙”二字，即是中鹄耳。
先生曰：“花鸟缠绵，云雷奋发，弦泉幽咽，雪月空明，诗不出此四境。”予谓云雷奋发，尤为难能可贵。
先生曰：“诗有富贵气象最好。富者如昔人所谓函盖乾坤语，贵者所谓裁断众流语。可见诗之富贵，非一切世间所能喻也。”
王阮亭曰：“五言要多蕴籍，七言则发扬蹈厉，无所不可。”此以五七言字格言耳。刘先生曰：“五言质，七言文。”此以意格言耳。子谓五言收，七言放，均有发扬、蕴籍二种。要以骨重神凝为极致。
先生曰：“诗质要如铜墙铁壁，气要如天风海涛。”上句五七言俱有，下句在七言为多。
先生曰：“天之福人也，莫过于予以性质之正。人之自福也，亦莫过于正其性情。从事于诗而有得，则乐而不荒，忧而不困，何福如之。”此语为予终身药石。予谓天之生诗人也，将夺其人生一一之美好，而予以美好之全体。全体不可有，而可觉也。一一之美好，世人知之而趋赴之，得之而爱昧之，诗人不屑也。不屑而有诗，则真美好矣。此乐非人与之者，或谓天与之，可；谓先夺之而后予之，亦可，谓无所夺，亦未尝予，亦可。要惟诗人自知之，亦惟知诗者知之，他无与焉。
先生曰：“文所不能言之意，诗或能言之。大抵文善醒，诗善醉，醉中语亦有醒时道不到者。盖其天机之发，不可思议也。故余论文旨曰：惟此圣人，瞻言百里。论诗旨曰：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按先生醒醉之说，前人无此精到。惜予句醉者少，醒者多。
先生曰：“诗眼有全集之眼，有一篇之眼，有数句之眼，有一句之眼；有以数句为眼者，有以一句为眼者，有以一二字为眼者。”按诗眼之说，前人已有之。先生之言更精透，敬录之以为诗法。
先生曰：“作诗有伏、应、提、顿、转、接、藏、见、倒、顺、绾、插、浅、深、离、合十六法，篇中、中、句中均有取焉。然必浑然无迹始善。”按此说宜与议、叙、写条合参。
先生曰：“诗涉修饰，便可憎鄙。而修饰多起于貌为有学而不养本体。”予谓不假修饰，而自然修饰，斯为上品。
先生曰：“五言亲，七言尊。（质文之说已见前。)几见田家诗而多作七言者乎？几见骨肉间而多作七言者乎？”按此可以见五七言之大然节奏。
先生曰：“‘心之忧矣，其谁知之？’此诗人之忧过人也。‘独寤寐言，永矢勿告。’此诗人之乐过人也。忧世乐天，固当如是。”按诗未有出于忧乐之外者。
先生曰：“《诗纬》《含神雾》曰：‘诗者，天地之心。’文中子曰：‘诗者，民之性情也。’此可见诗为天人之合。”按天地之心，即予道器之说所本。
先生曰：“诗言志，孟子文辞志之说所本也。思无邪，子夏发乎情、止乎礼义之说所本也。”
先生曰：“《诗》自乐是一种，‘衡门之下’是也。自厉是一种，‘坎坎伐檀’是也。自伤，‘出自北门’是也。自嘲，‘简兮简兮’是也。自警，‘抑抑威仪’是也。”
（《说诗新语》一卷，系民国十二年后，自北平返里，教授南通学院时讲演之稿。略加修饰，成为兹编上卷。专就学诗作诗之根本上立论，大抵今人误解者加以纠正，前人所已言而不甚明了者，重表出之。作诗本无定法，而有一定之教与学。破时人之偶惑，引生徒之趣尚，区区微旨，同志者或有取焉。末引王新城、张武昌、刘兴化三先生之言，以志平生之私淑。丙子季秋范罕书于南昌南州国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