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大举调兵遣将，磨刀霍霍，逼近北平。而此时驻守北平的正是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这位昔日在喜峰口靠大刀片子大破日军的西北军阀将领，此时却为了保存实力，一味隐忍，竟然撤除了北平的城防，寄希望于与日军媾和，丧失了最佳的战机。
而日军的指挥官是联队长山下奉文，这位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军人，长着一副猪头一样的大脑袋，却有着大和民族特有的狡诈与阴险面对中国军队希望和谈的愿望，他虚与委蛇，假装和谈，等自己的军事部署完毕之后，就挥起了屠刀！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八时，日军突然向二十九军阵地发起了总攻！
驻守在南苑的中国守军在日军飞机大炮的强烈攻击下，兵找不到将，将找不到兵，指挥瞬间失灵，顿时乱成了一团。
正在上课的协和医学院学生们听到了城南的枪炮声，心中的火焰“腾”的一下燃烧起来，都再也坐不住了！“哐当”一声，薛庆煜第一个站起来：“同学们，听，南苑方向打起来了，小日本欺我太甚！我们要上战场，救伤员！”
新来的外籍教授中文本就不连贯，此刻吓得舌头都不听使唤了“Mr.Xue（薛先生），请坐下，安——安静！”
薛庆煜不管教师的责备，继续大声地挥手说：“同学们，报国的时候来了，我们走吧！”
学生们纷纷响应，合上书，呼啦啦，跟着他一起下楼。楼下陆陆续续有别的班级在聚集，校园里一片群情激奋，不少人吵吵嚷嚷要出门。
早有人通知了胡恒德校长，胡恒德心想，这些中国学生真是麻烦啊！无奈之下，他慢吞吞地从办公楼走下来，大声说：“谁在吵闹？”
薛庆煜和几个学生挤到最前面，直盯着胡恒德的眼睛，简短有力地说：“胡校长，我们要去救伤员！”
胡恒德被盯得心里一阵发毛，连连摆手，“No，No（不行，不行），我们是美国的学校，我们要保持中立！”
这时，教授们也从楼上下来了，为首的是张先林。他对胡恒德说：“学生们要去救伤员，有什么不对吗？战争中立，不影响抢救伤员，救死扶伤！”
胡恒德翻翻白眼，辩白道：“不行，日本人马上就要打进城里来了，他们知道协和的人去了战场，会给我们学院带来麻烦的！谁也不能出去，凡是出去的，一律开除！”
张先林悄悄地握紧了双拳，低下头，不再说话。
敏感的周美玉好像觉察到了什么，一向温顺的她走了过去，把张先林教授一把拉开，语气中竟然带着责备：“你白搭，如果是林院长在这里，早带着我们走了！”
张先林没想到外表柔弱的周美玉力气竟然不小，说实话，他打心眼里欣赏这个凡事都有主见、有担当的现代女性，但是他毕竟是协和医学院的教授，如果真的被开除……
想到这里，张先林苦恼不已，“嗨，你不知道，以林院长的声誉，谁也开除不了他，可我们不一样！”
周美玉笑了，仿佛什么都没有听到，她白皙的手臂在空中轻轻一划，好像一条完美的抛物线：“同学们，咱们走！”
竟然是周美玉！一个年轻、漂亮、热情的护士长领头，众人一时呆住了，随后很快反应过来，重新充满了力量，嚷嚷道：“走，我们走！”
群情激奋！
学生们来到学院门口，一道大门无情地横在面前。
“一、二、三！”他们抡起胳膊，准备团结力量推开大门。
见状，胡恒德急了，真要弄出个好歹，怎么交代！他朝着傻站在一旁、早已目瞪口呆的校工摆摆手：“开门，开门，放他们走吧，这帮孩子！
校园的大门徐徐打开，协和的学生们欢呼雀跃，一个个蜂拥而出！
他们循着枪声，向城南跑去，没想到刚出城，就被荷枪实弹的日军拦住了去路！
一眼望去，前面已经成了日军的阵地，北平城与南苑的道路已经被日本人切断了。
大家停住脚步，一阵沉默。隐隐约约中，前方的枪声、炮声不时响成一片，几个文弱的女同学吓得赶紧掩面、浑身发抖，有的男生甚至看到了不远处日军架起的机枪。
万般无奈之下，同学们只好流着泪，步行返回学校。
此时此刻，北平南苑，二十九军阵地上，没有担架，没有医生护士，没有药品，烈日当头，受伤的将士们得不到食品、药品救援，好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只能躺在太阳底下痛苦无助地呻吟着。
宋哲元、冯治安等将领向西南保定方向仓皇逃离，而一部分军队则向北平城撤退。早已埋伏在丰台的日军驻屯旅团主力，切断了南苑到城内的道路，对溃退中的中国军队实施疯狂屠杀，人如黄泥，血流成河，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等三千多将士殉国。
从二十八日一早便响起的枪炮声整整一天都没有中断。傍晚，枪炮声渐渐停止了，城里的巡警还在挨门挨户地喊：“各家各户注意啦把窗户缝儿、门缝儿都塞好了，防着日本人的飞机夜里放毒气——”
北平城里的老百姓度过了难熬的一夜。
七月二十九日清晨，一些胆子比较大的老百姓赶到北平城城墙下，四处打探战争消息。奇怪的是，往日紧闭的城门此刻已经打开四周一片静悄悄，唯独不见中国守军的一兵一卒！
一个令人绝望的消息传来：“宋哲元的部队昨儿夜里都走光了！北平局势变了！都归了日本人了！”
还没等百姓们反应过来，日军大部队已经高举着太阳旗，拉着轰隆隆的炮车在日侨的夹队欢迎下，耀武扬威地开进了正阳门，他们登城楼，占故宫，金水河在流泪！大地在颤抖！
古都北平沦陷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掀开了最艰难的一页。
协和医学院的院子里，一群中国师生站在办公楼前，静静等候着外面的消息。
张先林教授急匆匆地来到胡恒德院长的办公室，说：“院长，不好了，北平被日本人占领了，我们怎么办？”
胡恒德似乎早有准备，他不忘捋捋胡子，不慌不忙地从办公室里拿出一面美国国旗，来到学院门口，和守门人一起，将这面国旗插在大门口，并让守门人锁上大门。
看着飘扬的美国国旗，胡恒德满意地点点头，很有把握地说：“大家看看，这，就是我们的保护伞！美国和日本是保持中立的，日本人不敢到这里来的，放心吧，大家都忙去吧！”
话音刚落，一辆插着日军旗帜的汽车“咯吱”一声，停在了学校大门口，车还未停稳，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挨个跳下车，提着枪，分开队形，站到了协和的大门两侧，实行警戒。
胡恒德赶忙迎上去。
一名军官模样的日本人来到大门口，掏出枪，对着胡恒德说：“开门，快开门！”
胡恒德在大门里面说：“这是美国人办的医学院，你们不能进来！”
军官一脸凶相，不由分说，掏出枪直冲着胡恒德，“八嘎！快开门，皇军的伤员马上就到，我命令你们安排最好的医生治疗！”
胡恒德高举双手，喊道：“我抗议！”
日本军官举起枪，对着天空放了一枪，恶狠狠说：“你们想尝尝子弹的滋味吗！”
胡恒德吓得叫道：“好，好，别开枪，我，我，开门！”
大门缓缓地打开了，就在这时，又有十几辆日本军车开过来，直接开进院里，开到住院楼下，接着车上的士兵跳下来，开始从车上搬运伤兵。
胡恒德拦住他们，说：“上面有病人，要等腾出来病房才行。”
一名军官模样的人举起手，对着胡恒德就是两个耳光，气势汹汹地叫道：“快把别的病人清走，这座大学，皇军包下了！”
日本士兵们已经端起枪，冲进大楼，他们冲进各个房间，逼着床上的病人离开，还押着医生、护士下楼搬运伤兵。
张先林看着离开的中国病友和家属，他问胡恒德：“胡院长，不是美国和日本保持中立吗？我们怎么办？”
胡恒德脸肿得通红，蔫蔫地说：“唉，先救人吧，我们是医生啊。”
张先林看到一位被赶出来的老人正是自己的病人，就上前扶他说道：“章大爷，怎么样？您回家可能不行，出门向北拐，有一个小诊所，您先去那里，我下了班，就去那里找您！”
大爷老泪纵横：“嗨，我不看了，日本人来了，我还不如死了呢！”
张先林要扶老人继续走，门口的士兵用枪拦住了他，说：“医生不许出去！”
张先林只得回来，协和的医生们都被日本人押着，去给一个个伤兵治病。
张先林、钱东弈、周美玉、王媛媛、薛庆煜、汪凯熙等留下来的教师和学生们都感到非常痛苦，心脏里的血液像被堵住了一样难受。
被日军赶出来的病人，都要经过医学院门口的一家小诊所，名字叫大新诊所。
诊所老板麻大新是一位高高瘦瘦、十分机灵的中年人，外号麻秆儿，平常他的小诊所几乎没有人，离协和这么近，谁还会来他这里看病？今天看到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病人，麻大新十分高兴，热情地招呼着，可一看病人的病情这么严重，愁得不得了，他来回在房子里踱步一遍一遍地说：“这可咋办啊？我这个小庙，可装不下你们这些大菩萨！
傍晚，忙了一天的医生们终于可以回家了。张先林拉着自己的学生薛庆煜就走，他们来到大新诊所找那位章大爷，找来找去也不见踪影也许是老爷子太倔强，不愿意在日本人的铁蹄下苟活，放弃就诊了。
二人正要走，许多病人看到来了两位协和的医生，哪里肯放他们走！就哀求道：“大夫，行行好，救救我们吧！”
张先林点点头，向麻秆儿要来听诊器，俯下身来给一位病人检查。
薛庆煜一看张教授这架势，知道老师已经沉浸在为病人诊疗中了，想着一时半会儿也走不了，他也去给另一位病人看病。
两个人耐心地询问病人的情况，填写处方单，等问到最后一个病人时，已经是深夜了，他们这才在病人和麻秆儿的千恩万谢中，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
第二天，张先林把病人在大新诊所的情况告诉了同事们，下班后，钱东弈、墨树屏、周美玉、金茂岳、沈其震等也来到了大新诊所。渐渐地，只要是协和的医生，下班后都会不辞辛苦地来到大新诊所，看一遍病人才回家，他们感觉到，能够在这个小诊所里，给自己的同胞治病，是一种心灵的安慰！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是他们给病人治病，而是病人在安抚他们的心！渐渐地，附近的百姓们都知道了大新诊所的秘密，一个小小的诊所很快变得门庭若市！
协和的大专家，一个一个地到这个小诊所来巡诊，这是多大的面儿啊！麻大新那个皇城根儿下养成的嘚瑟劲儿又上来了，他高兴得不得了，对病人们说：“你们看，我和协和是什么关系？他们院长和我可好了！这些专家教授们，都是我拜把子兄弟，可铁了！”
林可胜带着一腔报国热情和对亲人的无限挂念，孤身一人离开新加坡，途经香港转船，再到上海，最后来到南京。轮船上的喧嚣、大海上的旖旎风光与云谲波诡的浩渺海天仿佛都与他无关，他心里就想着一件事：赶快到南京总统府，找到军医署署长、原协和医学院老院长刘瑞恒。
林可胜曾经和协和医学院的前院长刘瑞恒在一起共事三年多，后来又多有接触，对刘瑞恒的情况非常熟悉。
刘瑞恒，字月如，直隶南宫人，一八九○年出生，比林可胜大七岁。刘瑞恒从小就十分聪明，十三岁时就进入天津北洋大学堂读书，十六岁时，成为第一批公派到美国哈佛大学的留学生，获得理科学士、医学博士学位。一九一五年回国后任上海哈佛医学校教授，一九一八年被北平协和医学院聘为外科教授。一九二四年，年仅三十四岁的刘瑞恒出任协和医学院第一任华人副院长，一九二六年升任院长。他学贯中西，少年得志，经常亲自上手术台，为患者实施外科手术，使开办不久的协和拥有了旺盛的人气和很高的知名度，使当时的人们看到中国人也是有能力的，也同样能管理好现代化医院。林可胜就在那个时候来到了协和医学院，一年之后担任生理系系主任。
林可胜听说过一些关于刘瑞恒的故事，其中一件事情发生在一九二四年。通州地区乡村新生儿频繁死亡，时任协和医院副院长的刘瑞恒派人调查，发现死亡的原因十分简单——产后破伤风。他通过对当地医院人员进行简单的卫生教育培训，成功解决了这一难题。该事件深深触动了刘瑞恒，他认为，医学不应该局限在象牙塔里，等待病人上门，而是应该走出去，为更广大的普通民众服务。因此，他放弃了自己的外科本行，转而从事公共卫生事业。次年，刘瑞恒与协和公共卫生教授、美国人兰安生一同在北京建立了第一个卫生事务所开创了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先河。刘瑞恒经常鼓励协和医院的学生们学成后一定要为祖国服务，而不是趋向于私人开业。因此，那个时期协和医院毕业的学生专心投入医学研究或服务医疗卫生机关者很多。
后来，没想到发生了一件很意外的事情，改变了刘瑞恒的生活轨迹。
那是一九二六年春天，梁启超因尿血症久病不愈，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医生检查后发现其右肾有肿物，诊断为肿瘤。鉴于梁启超的社会知名度，刘瑞恒亲自为梁启超做肾切除手术。但是，手术后病人尿中依然带血。后经过对取出来的右肾进行解剖，发现右肾中只有一个如樱桃般大小的黑点，但并非肿瘤，肾切除手术断定为误诊、误切。由于梁启超是举国关注的大名人，舆论一时哗然，徐志摩、陈西滢等人纷纷指责协和医学院和刘瑞恒。梁启超的家属和媒体甚至说，是护士碘酒标错了位置，主刀医生刘瑞恒博士马虎，没有看X光片，致使误切了好肾，留下病肾。
好在梁启超宽宏大量，发表声明维护医方声誉，称“罪在右肾，断无可疑”。但是，却仍然无法平息来自各方的责难。再加上梁启超出院后，拼命地伏案写作，外出讲学，不足三年，正当盛年的梁启超去世，年仅五十七岁。很多人都为之惋惜，还把责任归罪于协和医学院。感到颜面无光的刘瑞恒辞去了协和医学院院长职务，来到国民政府担任军医署署长。
林可胜一连几天到南京军医署造访，都没有见到刘瑞恒的人影，林可胜非常着急，他给军医署的秘书留下自己在南京宾馆的房间号和电话号码，就回到宾馆等候消息。几天之后的一个深夜，林可胜正准备休息，突然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林可胜开门一看，原来正是盼望已久的刘瑞恒。
望着眼前这位宽额头、大眼睛，戴着一副金边眼镜、穿着一件整洁的白衬衣，身材微微发福的老院长，林可胜激动万分。他发现即使经过了民国官场十年的浸淫，老院长依旧英气逼人，还比往日多了几分人情练达。
一见面，刘瑞恒就热情地拥抱林可胜，一连串地问道：“哎呀，林教授，终于见到您了！这一别又是几年了吧？协和怎么样？日本人占领北平之后，没敢去协和找麻烦吧？”
就像见到了久违的亲人一般，林可胜想一股脑儿将所有的想法都告诉刘瑞恒：“谢谢，刘院长，不，刘署长，我已经从协和辞职了，前不久把家人送回了新加坡，我来找您是想——”
刘瑞恒惊奇地问道：“啊，你也离开协和了？为什么要离开呢？那你到这里来，是想做什么呢？”
林可胜缓缓说道：“刘署长，是这样，你是军医署署长，更应该知道，中日战争，将会是一场十分残酷的战争！咱们中国的军队，缺少的是战场上的救护，这是非常关键的，我非常希望能为政府和军队来做这样一件事情！”
刘瑞恒一击掌，说：“很好，说得很好啊，英雄所见略同！我国政府仓促应战，士兵缺乏训练，武器尚且不足，更是遑论军队救护系统这，是战争的一块短板啊！”
林可胜听到刘瑞恒的鼓励，非常兴奋：“一战时期我在英国从事战地救护四年，有些经验。喜峰口大战时，我也曾组织协和的学生们去战场救护。我非常希望能够组建一支救护队伍，把全国的医疗系统特别是军队的医疗系统纳入进来，组建在战场上快速反应的抗战救护队伍！”
刘瑞恒听到这里，打断了林可胜喋喋不休的发言，叹了一口气“唉，你说的这是再好不过的想法了，可是，现在，难啊！”
林可胜一脸疑惑，不解地看着刘瑞恒，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
刘瑞恒扳着手指，说道：“你看啊，日本人打下平津，立刻就组建了华北方面军，想和二十九军在华北决一死战，逼着宋哲元投降。你知道，华北那是宋哲元的地盘，如果宋哲元投降了，日本人就搞华北自治，分割中国。拿下了华北之后，日军将从北向南一泻而下，顺势攻取武汉，切断国军退路。那小日本的陆相杉山元就狂妄地向裕仁天皇保证，三个月一定灭亡中国！”
林可胜紧张地问：“那，现在情况如何，我们怎么办？政府是怎么想的呢？”
刘瑞恒接着分析说：“过去的王朝，蒙古族、满族，灭亡中原，都是从北方打到南方，如果日本也一路打过去，打到海南岛，那么中国就亡国了。为了避免日本一步步蚕食，国民政府希望在上海组织一场大决战，把日本人吸引到上海来，这里是英美西方国家的势力范围势必会引起国际干预，逼日本人停战。”
林可胜急切地问道：“那日本人会听老蒋的？”
刘瑞恒胸有成竹地说：“上海是老蒋的老巢，也是中国的经济中心，是一块肥肉啊，日本人也有驻军，他们不会允许在上海打败的！
林可胜又问：“老蒋有把握能在上海打败日本人？如果那样，那就太好了！我看危险！”
刘瑞恒若有所思，“老蒋已经准备拿出他全部的军队，把血本都拼上！但是，你说得对，这样也有可能打不过日本人，不过，即使我们打不过，还可以沿着长江，向西逐渐后退。我们腹地辽阔，日本人坚持不了多久的！”
林可胜点点头，说：“是啊，这样很好啊！我们中国就可以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了！我也就有了为国家出力的机会了！”
刘瑞恒话锋一转，说：“可是，你知道，我们国家实力弱啊，在上海打仗，日本人调动军队，从日本坐军舰，五天就能到，而我们的军队从武汉出发，跑步前进，却要半个多月！实话告诉你吧，林教授，目前，政府已经没有精力再组建军医救护队伍了！”
林可胜低下了头，似乎在为大战时受伤的官兵黯然神伤。他腾地站了起来：“不，不能这样，士兵的生命不能这样浪费！我已无退路，我要去上海战场，即使能救一人，我也不能放弃！”
刘瑞恒看到林可胜这样坚定，赞赏地点点头，说：“很好，从在协和时，我就很欣赏你这种不服输的精神。记得你为了做试验，几天几夜都在实验室里观察，为了掌握疼痛的数据，还在自己身上做实验呢，对吧，我没有记错吧！你看，现在，政府不行，但是民间的力量很大，你知道，红十字会在上海已经组建起来了，实力非常大，你可以去找他们，在那里或许能实现你的抱负。”
林可胜高兴地说：“这个我知道，世界红十字会创始人是瑞士的亨利·杜南。他途经意法战争的沙法利诺战场，看到战场上死伤累累、血洒原野而无人护理的情景时，就动员附近的农民，清理战场，安置伤兵，埋葬死者，并由此萌发了向各国政府宣传救死扶伤主张的想法，并开始在欧洲各国游说。他的主张得到了日内瓦当局的赞许。在瑞士政府召集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决定筹设一个民间志愿团体——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并用白底红十字为标识以示中立。后来，瑞士召集了一次国际性会议。在大会上，与会各国签订了第一次《日内瓦公约》，此次会议明确了红十字会的义务：战时对交战国严守中立，进行战地军民及战俘的救护，平时从事对自然灾害紧急善后等辅助工作。我记得亨利·杜南还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刘瑞恒点点头，“你说的那是世界红十字会，我们中国的红十字会做得也不错。中国红十字会就成立于日俄战争时期的上海租界，当时名为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倡导者是当时的政商领袖沈敦和。沈敦和用红十字会的中立性作为盾牌，带领医护人员进入日俄交战地区救护被困在里面的中国平民。后来清朝政府也签署了《日内瓦公约》正式成为日内瓦公约的成员国。”
林可胜接过刘瑞恒的话说：“民国成立后，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也加入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
刘瑞恒又说：“这几天，我一直在上海，和红十字会多有接触，上海社会各界组织的红十字会救护队，和你的思路相吻合，他们人很多力量很大，你应该加入红十字会，到那里去，肯定能发挥自己的作用！
林可胜听到这里，感到豁然开朗，几天来的抑郁之情一扫而光他握着刘瑞恒的手说：“好，我明天一早就去上海，我去找中国红十字会，看看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刘瑞恒从公事包里拿出一张纸，写下一个名字和地址，交给林可胜，并吩咐他到上海之后就去找这个人。
林可胜从刘瑞恒手里接过纸条一看，大吃一惊，说：“是杜月笙让我去找他？”
刘瑞恒点点头，“对，就是他！”
林可胜不由得心里打起了小鼓，杜月笙不是上海滩那个人人皆知的大佬吗？
刘瑞恒好像看到了林可胜的疑虑，从兜里掏出自己的名片，交给林可胜，笑着说道：“不用担心，这个人，虽然是上海的黑帮巨头，但在抗日的问题上，绝对不含糊。你见到杜先生，就说是我让你去找他的，一百个放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