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中，无数人，尤其是年幼无知的青年一代，更容易被教唆成“混沌”一样的冷酷无情、愚昧无知的“凶兽”：
几个原本站在外围的女红卫兵，便一起挤上前去。她们没有打那个老太太，但是却比那些用皮带和链条抽打，更为刺激人的中枢神经——她们中间里的一个勇敢者，竟然跳到那老太太胖胖的肚皮上，像是跳踢踏舞似的，在上面踩个不停。她一边踩，一边对那老人喊叫着：“你这死顽固，看你交不交出房契？不交出来就踩死你这资本家！”
我大着胆子探头看了那老太太一眼．原来那个被斗的老人手里死死攥着一张纸条——那可能就是红卫兵索要的房契。她或许已经死了，不然的话，为什么那些皮带、链条就是不能让她松开手掌呢？当然也不排除那个老太太是个“葛朗台”般的有产者，宁舍命也不舍那张房契——我不忍再多看一眼，跳上自行车便惶惶而去。
一路上，我想得很多很多：那个不管是不是属于“葛朗台”型的老人，要去她应去的“天堂”是无疑的了；可是那个女孩，怎么会想起在老太太肚皮上蹬踩这一手段呢？！按年纪算，她不过十六七岁，刚开始步入人生花季；老师不会教给她，她的父母也不会告诉她——那么她所以会有这种惊人的表演，是不是历史扮演了教唆犯的角色？潜藏在人类自身中的善与恶，在正常的情况下，是很难有十分出格的行为的。据《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中记载，那些以杀人取乐的德国士兵，原本都是十分善良的孩子——但是，希特勒这个恶魔掀起了罪恶的战争，“大日耳曼”的民族狂热情绪，被诱发出来之后，德国人自身中恶的潜能，便被发挥到了极至和畸形的地步——踏在老人肚皮上跳舞的那位姑娘的表现，能不能从二战的德国历史中，找到一点启迪呢！
不知为什么，一路上在我的头脑中，总是盘旋着那位女红卫兵的影子。她有母亲，她将来也要做母亲——如果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在公共汽车上，她很可能给那位老太太让座，或者顺口叫一声奶奶——此时此刻，她心灵中的善良完全披邪恶占有，原始的野蛮便不唤自至；而她的这种精神错位，既是人性的，又是历史的——一个本来很伟大、但是后来被神化了的人物，在这个特定年代，诱发出来的民族狂热的能量之大，可以呼风唤雨，点豆成兵了。这位姑娘的霎间表演，可谓是人妖嬗变的一个典型。真的，从见到这一幕开始，我再不仅仅为我自己的母亲悲哀——而是为全中国的母亲们感到悲哀了。
一个本该纯洁善良、妩媚可爱的姑娘，却变成了凶暴可怕的“混沌”，成了“人妖嬗变的一个典型”。从维熙通过具有典型性的细节描写，通过极为深刻的理性反思，完成了对“文革”的极端“混沌”状态的批判，极其出色地完成了对“文革”本质的界定和揭示。
二 泪：无情世界的人性之光
从维熙情感细腻，富有怜悯心和同情心。道潜《春阴》诗云：“浮云易作雨无端，未放春泥十日干。须信杏园憔悴煞，从来花骨不禁寒。”在冰雪覆草、冷雨欺花的氛围里，从维熙对一花一草也满含深情。他喜欢在小说里描写花木，这一点，日本学者池上贞子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就指出来了，——她写过一篇研究从维熙小说的文章，题目就叫《论从维熙作品中的花》。从维熙的温柔和细腻如此独特，以至于她竟以为他“不是女大学生，就是一个年轻妇女”；她认为从维熙作品中的花，“是献给受难者的赞歌。从社会意义上来说，是使真善美重新登上文坛”，同时，“又有个人艺术的追求，是他全部美学观的标志”。一个人的美学趣味，说到底，无非是他的道德精神和情感态度的折射。“物微意不浅，感动一沉吟。”能从微小的花草身上感受到美好的情意，这说明作者自己的情感世界是健全的、正常的。
其实，最能说明从维熙情感的丰富和心性的善良的，还不是他对花的深情，而是对泪的描写。泪水里包含着人性中最温柔、最纯洁的部分；流泪是人放下伪饰之后的真情流露。一个不会流泪的人，不大可能成为好的诗人，也很难成为会写情感的作家。眼泪是屈原、杜甫的诗中最常见的意象，也是司马迁的《史记》中最见人性光芒的地方，——不仅司马迁自己会流泪，常常为自己笔下的人物涕泪泫然，就连项羽和刘邦这样的人，到动情处，也会悲从中来，泣数行下。从维熙也是一个很容易动情流泪的人。他读张志新被“极左政治”虐杀的报导，“我的心在跳，血在涌，悲愤的泪水盈满我的双眼”。在《走向混沌》中，他更是多次写到眼泪，——同情的眼泪，悲伤的眼泪，绝望的眼泪，无奈的眼泪，愧疚的眼泪，感激的眼泪，欣喜的眼泪。他对眼泪的描写，因其真诚而感人至深，而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实在是很难得的，因为，经过冷酷无情的政治斗争的摧折和异化，中国作家的心冷了、硬了，情感粗糙了、麻木了，已经不太会流泪了。他们几乎丧失了正常的情感和爱的能力。他们习惯于表达对“敌人”的仇恨，习惯于表达一种空洞而虚假的“阶级情”，习惯于用夸张而粗俗的方式表达对“领袖”的歌颂和热爱，但却不会用自然而真诚的方式表达对人类的爱，以及对美的欣赏。至于深沉的悲伤和纯洁的眼泪，早在批判“资产阶级情调”和“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时候，就被扫荡得无影无踪。其后果是，直到现在，缺乏爱的精神和怜悯的情怀，不会表达爱的情感和对他人的同情态度，不会描写具有普遍性的人性内容，依然是中国作家在创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
然而，《走向混沌》里是有温情和眼泪的。从维熙不仅记录了1957年“反右”期间发生的落井下石的背叛，不仅记录了十年“文革”期间发生的迫害和暴行，也叙述了良知未泯的刚直之士的义举，记录了在无情时代依然未泯的人间真情。当从维熙被诬陷的时候，当众人都群起而攻的时候，房树民却不计个人安危，站出来为他辩护：“我记得那天中午，天开始淅沥淅沥地下开了秋雨。莫非是天为我哭？为那些承受命运严酷打击的知识分子而泣？我心中分明滴落着血，但眼中无一滴泪。但是，当我在会上，却被闪光的良知催落下了泪水……”
1960年寒冬腊月，从维熙夫妻二人被传唤到单位，在领导宣读了他们的“反动罪状”之后，同时被“戎装的武警”押上吉普车，送往公安局关押。面对这种猝然降临的灾难，从维熙束手无策，而性子刚烈的张沪，则体验着更为尖锐的痛苦：
“送我们去哪儿？”我想起家中的老母和幼子，急切不安地问道。
“到那儿你们就知道了。”武警回答。
我抬头看看我的妻子，她紧闭眼睑一动不动地坐在我的对面，那神态，若同已经死却了一般。我可以承受下地狱之苦，但不禁可怜起她来了。妻子是发着烧来报社开会的，没想到再也回不了家了。再看她时，她仍然像木雕般一动不动，既不看我，也不看车厢里的一切，但是有两行冰冷的泪水，从她紧闭着的眼角流淌了下来。她不擦它，任其顺着脸腮滚滚而下，一直滴落到皮大衣上……
我的麻木的心，顿时被搅起了波澜。在这一霎间，她究竟想起了什么呢？是两岁多小儿子的笑靥？还是老婆母叮咛时的神色？不，她或许是记起了当年在上海滩，刚刚16岁的她参加了学生运动，并在地下党支部举行的入党仪式上举起拳头宣誓时的情景？抑或是她想起了在小小年纪时被国民党警察局抓了去，被国民党警察狠狠地打耳光的事情？往事如烟似梦，都已成为她的过去。而现在她和我正坐在不知通往何处的吉普车上呢！押送我们的人，帽子上戴着闪亮的国徽！
沉默。死寂。
我们走进了一片混沌之中……
不经过正常的法律途径，就通过随意罗织罪名，剥夺人的自由，将人送入监狱，这在“反右”和“文革”期间，实在是很常见的事情。在如此强大的社会不义面前，个人完全无能为力。对于一个丈夫来说，没有什么比看着妻子因为冤屈和侮辱而泪水涟涟，更让他无奈和痛苦的了，也没有什么比当着妻子的面被人折磨和羞辱，更让他尴尬和难受的了。妻子的泪水，因此便具有了特别复杂、沉重的情感内容：它象征着受侮辱者的辛酸和绝望，也表达着对施暴者的愤怒和抗议。
从维熙的妻子张沪因为不堪非人的政治迫害，曾几次自杀，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在她怀孕两月之后，差点死在医院里。看到奄奄一息的妻子，从维熙心如刀绞：“在市第六医院的急诊室里，我先是呆若木鸡，后是扑向病榻。她躺在一张白白的被单下，面色青黄，我伏耳在她鼻翼下，竟难以听到她的呼吸。我像个孩子似地哭了起来。我身旁的一位白衣护士劝说：‘冷静点、这儿是医院！’”当天下午，回到家里，他见到了年迈的母亲和年仅两岁的儿子：
母亲因灾祸再次临门而欲哭无泪；儿子则不知其内情，连连喊我：“爸爸抱我——爸爸抱我——”
我和小儿子脸蛋紧贴，泪水顿时洇湿了他那片小脸。
“奶奶！爸爸哭了！”他嚷了起来。
“爸爸别哭，给我逮院子里的蜻蜓好吗？”
我沉默无言，只是把他抱得更紧。
“妈妈病了，你到医院看她了吗？”
你也许没有妈妈了——我心里暗暗地自语。
“妈妈前两天给我用彩纸叠了一只小船！”
她或许在苍凉的大海里漂走了——我想。
一家人里，凡参加工作的，几乎都被打成了“右派”，包括在延安参加革命的岳父（“记得，在当天的饭桌上，老岳丈因多喝了几杯绍兴黄酒，借着酒兴对我说了延安‘抢救运动’的往事，说到最激动之处，老人竟然涕零泪落。我的老岳母几次制止他再说下去，怕我在劳改队内失言惹事生非。在我告辞时，老岳丈对我说道：‘你和阿沪受得委屈固然不小，但是你们应当想得开一些；想想那些比你们承受更大的冤枉的人，你们就会少一些失意，多一些生活下去的勇气。’老人的这一席话，我一直铭刻于心——并写信给张沪，曲里拐弯地告诉她家中老人的意思。”）；母亲也因为“阶级成分”问题，要被遣返回农村。妻子生死未卜，儿子懵懂无知，在这面临家破人亡、生离死别的关头，怎能不让他心碎欲裂，凄然泪下。好在，张沪的命终于保住了。然而，当他们去向院长致谢的时候，只见她板着面孔说：“说实话吧，当时我们不知道张沪是个右派分子，如果知道的话，我们不会费那么大力气去进行抢救！”这些话，现在听起来似乎完全不近情理，但在那个人性被严重扭曲和异化的时代，却实在是很正常的，一点儿也用不着大惊小怪。
当公共生活领域只给人痛苦和耻辱而不给人温暖和尊严的时候，家庭就成了一个人精神最后的依托。如果在遭受了来自社会的打击和伤害之后，又得不到家庭的关爱和安慰，那么，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就有可能崩溃，就有可能丧失生存的勇气和与承受苦难的力量。从维熙有一个坚强的母亲。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母亲总是显得镇定而坚韧。由母亲支撑着的家，是他最后的港湾。所以，每次一见到老母和幼子，他就禁不住要哭起来：
直到夏天，母亲拐着那双缠过足的小脚，带着刚满四岁的小孙子，来营门探望我时，才带来我妻子给家里写的信：她被送往天津北茶淀（即清河）农场去了，由于身体极度虚弱无力出工干活，每月吃21斤口粮，在病号组养病（见她发表在《人民文学》1988年3期的小说《曼陀罗花》）。她不知道我去了哪支劳改队，要家里转告她我的劳改地点。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笔画绵软无力，看到这封信我的眼睛立刻涨满了泪水。再看看老母亲脸上的尘土汗痕，泪水立刻夺眶而出。小儿子对这些一无所知，连连叫着：“爸爸！爸爸！我可想你啦！”我抱起他来亲他脸蛋时，竟然“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男儿有泪不轻弹。”那不是指我而言。我懦弱，我善良，我不是铮铮男儿汉。老母亲和小儿子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使我的理智堤坝完全崩溃。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说：“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然而，这种在父母面前完全放松的痛哭，却为斗争时代冰冷的原则所不容。所以，当从维熙失声痛哭的时候，不仅没有引起看管人员的同情和怜悯，反倒遭到严厉的训斥：
接见的屋子是里外套间，严队长坐在外问屋的一条长凳上，面孔严厉地监视着母子的会见。当他听到我抱起小儿子“哇”的一声哭了，便从凳子上站起来训斥我说：“这叫什么话，你哭什么？哭就表示你感到委屈，是不认罪的表现。再哭！停止接见！”
我老母亲忙向队长解释：“他想小儿子了！”
“这话没有阶级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