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生与死的屏蔽门第一次遭遇21天隔离期‘死亡清单’
在2014年国庆节的前夜，李进在工作日志上写了这样一段话：医疗队决定，在国庆65周年之际，塞中友好医院埃博拉留观中心正式开诊。
10月1日，祖国的生日。
这天早上，医疗队举行了两个仪式。一个是面对党旗重温入党誓词，一个是在住地宾馆的门前，庄严地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当国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伴奏下，在西非洲雨季阴霾密布的清晨，缓缓地升起在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的上空，好多队员都哭了。
刘丽英说，当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大家都很激动，可能因为是在国外吧，为祖国庆生，就是觉得很温暖，很感动。
刘丽英是医疗队确定的第一批进入病房工作的4名护士之一，将要和她一起进人病房的还有医疗组的孙娟，防控组的王新华、秦玉玲。当国旗升起之后，她们就要沿着那条用红色箭头标志着生死界线的单行线进人病区，和“非洲死神”埃博拉进行一场短兵相接的生死较量，那一刻，当看到国旗升起的那一刻，她们内心除了温暖和感动，是否会有别样的情绪掺杂其中？比如担心、害怕，甚至恐惧？
其实当病房改造工程完工，培训工作接近尾声的时候，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已经摆在医疗队所有人的面前。那就是：我们的医护人员，要不要进病区。换句话说，我们的人要不要接触埃博拉疑似病人。
这个问题有多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塞国人员进，我们不进。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出发时，上级的命令很明确，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和指导塞拉利昂医务人员抗击埃博拉。我们协助和指导他们改造了病房，建起了一座可以接收烈性传染病的专科医院，我们培训和指导了87名塞国的护理人员，使他们具备了可以接诊和护理烈性传染病的专业技能。我们是不是已经完成了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而且出发前国家有关部门明确要求我们一定要确保医疗队员自身安全。怎样才能安全？不接触病人最安全。而且就连塞方的卡努院长和艾丽丝护士长也是不进病房的。
可是反对意见似乎有更充分的理由：我们为什么来塞拉利昂，我们是代表国家、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来抗击埃博拉的，我们不能为了自身安全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否则的话岂不有损国家形象、军队形象，继而有辱使命？
第二种选择，如果我们进病房，我们一天进几次？进多长时间？我们是进一次就行了，还是进两次、三次？是进去一下就出来，还是跟塞方人员同进同出？
围绕这个问题队员们众说纷纭，相持不下，迟迟得不出一个让大家都能认可的答案。
在这个过程中，队长李进始终保持沉默，缄口不言。直到开诊的前夜，直到开诊前的最后一次全体工作会议，李进很平静地对大家说：明天咱们要接收病人了，收病人的时候我第一个进病房。
五星红旗已经在塞国的土地上高高飘扬，《义勇军进行曲》的乐曲声刚刚落下，那种面对国旗犹如与祖国相依、与亲人同在的温暖感觉还在心中回旋，李进已经将11件防护装备一件一件地穿戴起来。他的动作娴熟而又沉稳，每一个环节都精准到位，一丝不苟；他的表情严肃而又沉着，举手投足坚定果敢。然后，他走向了清洁区最深处的那道门一那道隔离清洁与污染，也隔离生与死的屏蔽门，率先推门而人，第一个走进了病区。
在他身后，一群同样穿戴严密的医疗队员紧随其后，哗哗地跟进了病区……那天进去的人最多了！好多人都进去了！差不多所有的医护人员都进去了！
我采访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这样跟我说，他们一遍遍地反复说，给我的印象重重叠叠，以至于我没法搞清楚那天到底进去了多少人，或者是医疗队所有的医护人员都进去了？
但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祖国生日的这个清晨，曾经让队员们无比纠结的那个难题，就像弗里敦上空的一季阴霾，随着一缕清风的到来，转瞬间消散得无影无踪。
在救护车刺耳的瞥笛声中，第一批埃博拉疑似病人被送到塞中友好医院，病人一共7个，最小的8岁，最大的28岁。这是医疗队员们和“非洲死神”埃博拉的第一次遭遇。
牟劲松，三〇二医院重症监护中心副主任，也是医疗队医疗组的副组长。第一次接诊，他遇到一个病重的病人。
救护车门打开了，那病人躺在救护车上没法自己下来，尽管事先已经有过种种思想准备，但依然有点意外。这是牟劲松第一次接触埃博拉，他本能地犹豫了一下，突然想：我要不要扶他？这是个危险的事情。但是医生的职业本能马上就占了上风：他是个病人，赶快把他扶到病房里，赶快做你的接诊工作！大概也就是一秒钟的耽误，他把手伸出去，第一次接触了病人。
牟劲松说，从那天开始，你就每天接触病人，也就幵始了你的正常工作，只不过它比你平时的工作要求更严格，你要更认真更严谨而已。
说这段话的时候牟劲松显得很平静，平静得好像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事，可我却被深深感动。
也是第一次接诊，秦玉玲她们从车上扶下来的是一对母子，就是7名病人中最小的那个8岁男孩和他的母亲。母亲很年轻，8岁的儿子很瘦小。这是所有塞国孩子的普遍特征一与实际年龄不相符的瘦弱矮小。母子俩看上去是那样虚弱，虚弱得几乎无法站立，无法行动。大概也就是一秒钟的犹豫，秦玉玲们伸出手把母子二人从车上搀扶下来，然后又把瘫软在地上的他们搀扶到病房。
就像牟劲松说的那样，从那天开始，医疗队的4名医生和8名护士开始了他们职业生涯中最艰苦、最不寻常的“正常工作”。医护人员每天分为主班和副班，24小时轮流值班，除了接诊病人处理意外情况，主班人员每天至少要进病房3次，每次要工作一到一个半小时左右。
这还只是正常情况下的工作状态，秦玉玲的另一次遭遇就有些凶险了。
秦玉玲是三〇二医院门诊部急诊科的护士长，从她在我的对面坐下来，她就不停地说着别人的先进事迹。从李进队长一直说到后勤组负责开车、做饭的小伙子。整个采访过程中，她眼睛里都含着泪，泪水一会儿汹涌上来，一会儿潮落下去，汹涌上来的时候，她就稍稍地扬起头轻轻地歙一两下鼻子，把泪歙回去，于是眼泪始终就漾在眼眶里把眼睛都浸红了。分明是眼睛里存着泪水呢，脸上却一直笑着，是那种经历过而且胜利了的安心的笑，多少掺着些许荣耀的笑。她就那样一边不时地歙着鼻子，把泪水歙回去，一边笑意盈盈地跟我述说着她的同事们。
在说了一通他们防控组的组长贾红军的时候，她突然停住了，好像在努力地下一个决心。她说：有一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你说说看。我说。
她说我在那做了一件事，这件事我可能做错了。
她说，这件事我跟谁都没有说。跟着很快又纠正了一句：之前他们好多人来采访，我都没有说。
那你做了什么事？我很好奇，她好不容易说到自己了，结果说的却是自己可能犯了一个错误。
等我听完了她的讲述，我才明白她的纠结是有道理的。
那天是10月5日，医疗队开始接诊的第五天，轮到她值班，她刚从病房工作完回到清洁区，就听负责病区监控视频的队友惊呼了一声：哎呀，那个病人吐血了！她赶紧过去一看，果真是，两大摊血，就吐在病区的分诊台旁边。这是病区里出现的第一例病人呕血。
防控组的职责之一，就是带领塞方的保洁人员清理病人的呕吐物、分泌物、排泄物和垃圾，而这些东西是传染性最强的。按照分工，我方人员只需要指导塞方的保洁人员去做就行了。
她马上找到塞方的保洁人员，告诉他们病人吐血了，吐在什么位置，请他们马上去处理，然后就在监控视频前守候着。
等了一会儿，不见有人进去。又过了一会儿还是看不见保洁的人影。她忽然明白了，他们是不敢去。
根据世卫组织的最新通报，埃博拉病毒的主要传播途径是体液传播，其中血液感染性最强，每1ML受感染者的血液中，含有多达1万到100万个埃博拉病毒。那简直就是病毒中的原子武器。在培训塞方人员的时候，对这一点曾经专门强调过：一旦发生病人吐血，必须及时处理，尽量减少血液在公共环境下的暴露时间，否则很容易造成病毒扩散。
血还在地上摊着，此刻不知道有多少病毒正在地板上四处弥散。特别是分诊台那里，平时是病人喜欢聚集的地方，也是医护人员进人病区的必经之地，不及时进行消毒处理，不仅会导致病人之间的交叉感染，对过往的医护人员也是个极大的威胁。
秦玉玲急了，其实顶多也就十几分钟的时间，可她感觉好像已经过去了很久很久，她不能再等了，她腾地一下跳起来，穿上防护服就冲进去了。
我一向以为，很多特殊职业和岗位是需要特殊品格的，医生和护士就属于这一类。只要是对医院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医院急诊科的护士长一定是这所医院里所有护士长中最拔尖的人物，这个人不仅技术要好还要有胆有识，要具有应对任何复杂局面的魄力和勇气，要能处乱不惊，而且绝不会临阵退缩。秦玉玲就是这样一个护士长。
清理，覆盖，消毒，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秦玉玲都严格按照她所熟悉的专业操作流程去做，一举一动做得不慌不忙，一丝不苟，有条不紊。后来事实证明，她确实做得非常好。
做完一切，回到清洁区，医疗组的李因茵护士正在问同事，哎，那个病人的血是谁去处理的？秦玉玲玩笑似的搭话说，你看像谁呀？李因茵说看不出。秦玉玲说你看像我吗？李因茵说不像啊。因为穿着防护服在镜头里根本分不出谁是谁。秦玉玲就没再说什么。
突然地，秦玉玲幵始不安起来。
出发之前，急诊科的姑娘们眼圈红红地围着她依依不舍。姑娘们说，护士长，你知道我们最担心你什么吗？
什么？
你什么事都往前冲噢，那我尽量克制吧。
不是尽量，是一定！
嗯，好吧！
很显然，刚才她又犯老毛病了。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的是，她刚才做得对吗？她应该那样连十几分钟的耐心都没有而鲁莽地冲进去，亲自动手去做这种本该由塞方保洁人员来做的最基础的清洁工作，而让自己身处险境吗？
最重要的是，她违反了纪律，医疗队规定，医护人员进病区至少要两人同行，以便在穿戴防护服的时候可以互相帮助，互相检查，有遮挡不严密、佩戴错误的地方可以互相纠正。她刚才那样匆忙地冲进去，她的防护服穿好了吗，会不会有什么疏漏？那是最具有传染性的埃博拉病毒携带者的血，她会被感染吗？
就在开诊的前一天，李进院长曾经问过她，你怕吗？
她想了想说，有压力，但是我不怕。
那个时候，她是自信的，坚定不移的。对于传染病来说，她是专业的，而且不是一般的专业，她来自于国家顶级的抗传染病的专业团队，她所具有的专业技能也是顶尖的。她和她的几个队友都是参加过“非典”、“甲流”和抗震救灾防疫工作的，那是近年来，中国最大的卫勤防疫国家行动了。所以，对付传染病她是有足够经验的，即使是“非洲死神”埃博拉，她也无需害怕。
但此刻，她犹疑了，她不再像先前那么自信了，她甚至有了些害怕的感觉。
她记得刚到塞国的时候，李进队长就跟大家定了规矩。医疗队不仅要防埃博拉，还要防疟疾、防伤寒、防霍乱，所有当地的传染病都要防。为什么？李进说，因为我们是专业的传染病防治队伍，我们是传染病防治专家，我们搞得就是这个专业，如果你被传染了，那你就不配称为传染病专家！
如果她被感染了，就意味着他们医疗队突破了零的防线。那么之前他们在塞国所有的努力一他们竭尽所能地改造病房，他们倾其所有地培训塞国医护人员，他们不舍昼夜地赶制出来的一套套的操作流程、规章制度、防护措施，一切的一切都将付诸东流！
不仅如此，如果她被感染了，她的31名队友也有可能被感染！因为，虽然大家在工作之余各居一室，处于相对的隔离状态，但吃饭的时候，在医院清洁区工作的时候还是有很多共处的时间，在这些时间里他们彼此之间是没有防护的……就在几天前，世卫组织通报说，自埃博拉疫情爆发，到他们抵达塞国前的8月26日，已经有超过240名医护人员感染，造成至少120名医护人员死亡。难道她和她的队友们也要加人到这样的名单里，就因为她的一个鲁莽而又草率的举动？
她真的做错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