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主动出头认这个账，特务们事先根本没想到，现在就没有别的“咒”念了，只好气急败坏地把郭子刚带走。在敌人的看守所里，不管他们如何对他或严刑拷打逼问，或用甜言蜜语诱惑，郭子刚回答的都是原来的那番话，敌人拿他也没辙了。后来，宋绮云赶紧通过各种渠道，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把郭子刚营救出来。此事便化险为夷了。宋绮云对表弟的勇敢、机智和顾全大局、临危不惧的牺牲精神充满了赞许和感激。
其二是：周恩来副主席在圆满解决了“西安事变”后，将离开西安时，交给宋绮云一个任务，要他设法为延安搞到一套印刷设备。当时，党中央刚刚到达陕北不久，印刷条件极差，因为没有印刷设备，好多文件不得不使用原始的石印或用人工刻蜡版油印；有些重要文件必须铅印的，只好派人冒着生命危险到西安进行，然后再秘密运回陕北。这显然是无法满足工作要求和形势发展的需要，改善延安的印刷条件已经刻不容缓。
宋绮云急党中央之所急，立即想法完成任务。他首先与郭子刚商量：是否可以将《西安文化日报》现有的一部对开机连同铅字等设备运往延安，以应急需。郭子刚认为不可，因为这些设备归杨虎城将军的西北行署所有，私自运走不大适宜。他建议：不如将报社同人集资购买的拟将创办的《西北画报》的全套印刷设备运去较为合适。宋绮云问：这是私人财产，大家能够同意吗？郭子刚说：估计没有问题，这些人都是“自己人”。后来一经征求意见，大家听说是送往延安的，无不表示赞成和拥护。
此后便是如何把这部机器运到延安的问题了。这件事办起来更加棘手。因为报社的对门是西安军警督察处，西邻是国民党的西京日报社，东侧是省党部刚刚设立的专门刺探我方情报的饭馆。实际上是“三面受敌”。仅有报社后面的厕所，敌人无法监视，但是，一墙之隔还有一家住户，挡住去路。欲把机器运出必须通过这户人家才成。宋绮云问郭子刚：这家住户怎么样？能说通吗？郭子刚回答：应该没有多大问题。他曾经是我的房东，我在他家里住过一段时间，彼此关系还不错，他为人也正直。我去说说看。
这家人家果然对郭子刚的印象很好，也极为信任，一下子便被说通了。于是，就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漆黑的夜晚（郭子刚清楚地记得，那天是1937年1月13日夜），由郭子刚带领十余人把机器顺利地从报社运出，翻过那户友好人士家的院墙，运到另一条偏僻的街道，然后由红三十七军驻云阳办事处主任杨尚昆派人就近接应，几经辗转，最后运到延安。
印刷机运抵延安后，由时任边区的财政部长林伯渠同志和《解放日报》社长祝志成同志共同接收。党中央当即决定，把它放置在刚刚创刊不久的《解放日报》社内。与此同时，郭子刚还遵照宋绮云的指示，亲自选派了七名优秀工人去延安，对设备进行了安装和调试。从此，延安便有了一套完整的印刷设备，给党的舆论宣传工作插上了翱翔的翅膀。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博古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此非常重视，多次前去察看，并对护送和安装设备的工人表示亲切的慰问。事后，宋绮云对自己的表弟说：子刚，你为革命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会载入史册的。后来，郭子刚每谈起此事，都感到十分光荣和自豪，同时昭告后人：革命成果来之不易，应该加倍珍惜。
这套设备在全国解放以后，作为革命文物被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
如果说运送印刷设备去延安是郭子刚参加革命之后工作最辉煌的顶峰，那么此后不久，他便从这“顶峰”上摔到了低谷。因为，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背信弃义，首先在南京扣押了送他安全返宁的张学良将军，继之，又用卑鄙的手段，诱捕了从海外考察归来的杨虎城将军，他们所领导的东北军和西北军，也被蒋介石采用各种“巧妙的”方法分化、瓦解而溃散了；作为杨虎城的“亲信”的共产党人宋绮云又岂能幸免？就在他奉党中央的指示即将转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的第七“难民服务团”（郭子刚也随同赴任）不久，就被国民党的特务秘密逮捕了，同时诱捕了他的夫人徐林侠和正在哺乳中的孩子振中（即后来在长篇小说《红岩》中所描写的那个“小萝卜头”）。一直和宋绮云保持“单线联系”并受其直接领导的郭子刚，像一个失去亲人的孤儿无依无靠了。祸不单行，与此同时，郭子刚曾经借以栖身的第十七路军，也随着杨虎城将军的被捕入狱而风流云散，他也再难找到可以依托之地和能够信赖的同志和朋友。为躲避国民党的搜捕，他携妇将雏，四处漂泊，到处躲藏。有时，借跑单帮以谋生糊口；有时，做教员以遮人耳目。最后，实在是走投无路了，他只好隐姓埋名回到江苏邳县老家，筑庐而居，伺机寻求东山再起的际遇。
但是，处境艰窘，机遇难求。有几次，他也曾试图接触一下偶尔经过这里的新四军的游击队，希望能够“接上关系”，但碍于他这个“国军大官”的特殊身份，终难如愿。好不容易盼到抗日战争的胜利，却又爆发了全国性的内战，他的家乡被国民党的军队占领，满街鹰隼，遍地狼犬，到处险象环生，他更加无法找到返回革命营垒的机会；直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打垮了国民党八百万军队，解放了中华大地，他也未曾挪动一步。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自己的队伍盼来了，家乡解放了。当时，郭子刚兴奋的心情是无法用笔墨来形容的。他感到自己的出头之日来到了，该昂首挺胸为新政权大干一番了。未曾想，新政权刚刚建立不久就拿他开刀了——对他实行管制。理由是：他曾经是国民党的“肩上有一个“金豆”的“将军”，曾经“穿着将军服、戴着大檐帽在西安城里耀武扬威的国民党大官”……郭子刚只好反复向他们解释：当年他当的是爱国将领杨虎城率领的西北军的“挂名军官”，实际上是在宋绮云领导下替共产党在做事的“自己人”。可是，谁能相信呢？一天，他直接找到当地新政府的一个头头儿进行申诉，向其详细地述说了自己这些年的革命经历。
那个头头儿耐心地听完他的申诉后问他道：“你说的这些情况谁能够证明？”
郭子刚回答说：“宋绮云同志可以证明这一切！”
“宋绮云是干啥吃的，他现在哪里？”那人又问他。因为这类年轻人刚刚参加工作，既缺乏知识，又孤陋寡闻，他们竟然不知道宋绮云是何许人也。
郭子刚只好详细地向他解释：“宋绮云是咱们邳县资格最老的共产党员，是他创建了咱们这个地区的共产党组织，为中国革命特别是在西安事变中做过巨大贡献的人。”
“此人现在何处？”那人继续追问。
“他现在还关押在国民党统治下重庆的监狱里。”
当时，重庆尚未解放。
“那你让我们怎么去对证？”那人的眼睛一瞪，“我不懂得什么西安事变。”随后又补了一句。
“秀才遇到兵”，郭子刚没有话说了，他只好接受“管制”；他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宋绮云出狱后，亲自来改变他的艰难处境。
谁知他等到的却是参加宋绮云追悼会的通知。原来在重庆解放前夕，惶惶如丧家犬一般逃往台湾的蒋介石，亲自下令杀害了宋绮云夫妇和他不满七周岁的小儿子宋振中（即小萝卜头）；一同被害的还有杨虎城将军一家。现在要在西安为这些烈士召开追悼会，作为宋绮云生前的老部下和亲戚，郭子刚被宋家后人专门邀请前去西安，和其他亲友一道，共同祭奠为革命而牺牲的烈士们。
可是，当地的领导毫不理睬这个通知。他们说，郭子刚的问题未搞清楚，哪里也不许去！
郭子刚心急如焚，他向他们再三要求、请求、恳求甚至是哀求，但都无济于事。回答他的是更加严厉的训斥：“你要懂得自己的身份，要老老实实接受管制，不许乱说乱动！”
他必须服从。处于无奈中的郭子刚只能默默地遥向西安方向的天空祭告：敬爱的绮云同志，恕我不能前去你的灵前吊唁你，愿你安息，我会永远记住你的！
宋绮云牺牲了，郭子刚的“问题”就只能“挂”在那里。他曾经幻想：一旦全国解放了，他便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各路亲友、各方同事，找到证明材料，证明他原本就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
果然，此后不久他获得了一个机会。宋绮云烈士的次子宋振镛探亲回到邳县，途经郭庙时去看望父亲的老战友郭子刚。正处于被管制中的郭子刚一见是宋绮云的儿子——当年在西安时他曾经亲手抱过的娃娃，如今成了大小伙子；联想他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父母和弟弟，顿时显得无比激动，一把抱住宋振镛失声痛哭，哽咽难言；宋振镛也紧紧拥抱着老人，不禁热泪盈眶。在倾诉了多年离散之苦后，郭子刚又诉说了现在的尴尬处境。宋振镛听后感到非常震惊：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曾经和父亲宋绮云并肩战斗的战友呢？随即向地方政府进行反映，同时就自己所知写了证明材料，说明郭子刚在解放前的所作所为，要求立即取消对他的管制，政治上给予平反，生活和工作上给以适当的安排……谁知，当地的政府却认为宋振镛仅仅是个“十几岁的娃娃”，说话不足为凭，故而不予理睬。
后来，郭子刚的境遇是每况愈下。随着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随着阶级斗争的日趋尖锐，随着极“左”路线的逐步“完备”，郭子刚的“问题”也就随之逐步升级，最后竟给他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成为红色政权和劳动人民不共戴天的阶级敌人。“大水冲了龙王庙”，生活跟他开了一个极为严肃的玩笑。
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天灾人祸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严重“自然灾害”，使得饿殍遍地，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严峻的现实，使上边的大人物发热的头脑似乎稍稍清醒了些，特别是党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在会上做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毛泽东也被迫做了检讨，差点下了“罪己诏”，社会上阶级斗争那根弦绷得不那么紧了；郭子刚感觉头上的“紧箍”也随之松了许多。于是，他又萌生了解决“问题”的念头。这时，笔者已经和他的女儿郭晓岚结婚了，知道乃父有这桩“冤情”和过往的革命历史片段，凭着年轻人的一股子天真，也和他的女儿一道，从旁“鼓励”老人进行“申诉”，许多亲友也从旁“加油”。老头劲儿也鼓起来了，就以求医看病为由，到北京、上海、西安等地，投亲访友，分别会见了当年曾经在一起战斗过的老同事、老战友和老朋友（其中包括宋绮云的子女），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已经身居高位（有的已经是省部级干部）；他向他们倾诉了这些年所遭受的“委屈”和种种“不公平”“待遇”。老朋友们对他的处境十分同情，宋家兄妹甚至感到非常气愤，他们说：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为革命做出重要贡献的老同志？“过河拆桥”、“忘恩负义”可不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品性。因此，都愿意伸出友谊的手，洗去别人强加在郭子刚身上的污垢，还他一个革命人的清白。他们都一一地给他写了“证明材料”，证明这个“国民党军官”，是“自己人”，是宋绮云的亲密同志和战友，为革命做过特殊的贡献的人，并强调指出：至今放置在北京的中国革命博物馆里的那套印刷设备，是郭子刚亲手运出西安而后又运往延安的。这里，还有这样一个小插曲：在北京访友期间，郭子刚曾经在宋绮云的长女宋振苏陪同下，专门到中国革命博物馆参观。在恭敬地参观了那些创建新中国革命志士的不朽业绩之后，却在陈列于馆里的那台已经锈迹斑斑的印刷机前，来回徘徊不愿离去了。老人眼望着他曾经亲手搬运过、抚摩过的机器，联想到自己当前的处境，不禁感慨万端，热泪盈眶……解说员见了连忙惊诧地问：老同志，您怎么了？郭子刚赶紧说：没什么，没什么！然后匆忙走开。宋振苏了解老人的心情，温婉地对他说：郭叔叔，有这么多老革命给您作证，放心吧，您的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的！
郭子刚相信这位可亲的晚辈的话。
老头拿着这一沓子“证言”，兴冲冲地回到了家。他满以为凭借着这些材料，足可以解决他的“问题”了。谁知，他的这个举动，又撞到“枪口”上了。据说不久前，被撤职罢官的彭德怀元帅，给党中央上书八万言，要求为1959年在庐山会议对他不公正的批判平反，因为事实已经证明，他在那次会议上给毛泽东上书的内容是正确的……随之，社会上那些过去被数不清的政治运动所“冤枉”的人，也纷纷奔走呼号，要求平反昭雪。但是，凡此种种，不禁又引起了“龙颜大怒”。认为，这股翻案风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和“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与蒋介石叫嚷反攻大陆相呼应的，要坚决刹住并把它打下去！当然，郭子刚也进入这个“新动向”之中，成为当地的一个“靶子”。专政机关派人当面训斥他：“你是货真价实的历史反革命，这个案是铁定了的，你休想翻案！以后，只许你规规矩矩，不许你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知道吗？这是谁说的？”郭子刚当然知道，这是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书中的名言。不过，他还是摇了摇头。那人马上极为严肃地说：“这是毛主席专门对你们这些人讲的，你要牢记了！”同时命令他：“以后你就老实在家里待着，再也不许外出了，有病也只能在本地医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