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远亲也是同行甄仁虽不是佛教徒，却素来行善。在街上走路时遇到乞讨者，无论是老是中是青，他都解囊相济，多则十元八元，少则一元两元，以他的话说是：“没有多还有少，尽了心夜里睡觉也踏实。”他这话说得有理，做得也实在。因为他一不是大款，二非高官，每月工资四千元左右，从来也没有灰色收入，叫他捐款兴建一座小学，或是出资供一个大学生毕业，恐怕是有心无力的。
比起他来，我承认自己不仅欠缺他那份佛心，也少了他的那种耐性。叫我掏钱济困，我倒不那么抠门儿，而最不及他的是，不惜时间，舍得耐心，甚至因此误了火车、飞机也无怨无悔。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去年冬天我们一同出差去山东，赶往车站的路上，在过街桥上他看到一位坐在台阶上的老妇乞讨者。只见她手里不住地掂着一个破搪瓷缸，里面的硬币们随着节奏蹦跳，发出一种单调的、破碎的响声。偶一抬头，糊着分泌物的双目挤出迷蒙的微光。老甄立时掏出一叠钱搁在她的瓷缸里，我一旁估摸着，至少有三四十元。走下台阶，在车站售票处的水泥牙子下面，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低头蹲着，面前有一方白布，上面有如下几行毛笔字：
好心的大伯大妈哥哥姐姐们：
最近，家里打来电话，我单亲爸爸检查出肝癌，已经病危。我在八江市上职高，在本市转车时被小偷掏兜，无钱买票回家，无奈请求好心人帮助救急，十元八元更好，三元五元不嫌少。好心人啊，快救救我吧。
求助人
艾心
“多可怜。”甄仁看了这篇文字，嘴里吐出这样三个字。凝目前视，舒了一口气，仿佛略微犹豫了一下，他还是掏出十元钱，正要放在那方白布上，我在侧后揪着他的衣角，提示他冷静。可他并未介意，还是将钞票投放下去。我注意到这时那女孩鼻头抽吸了一下，似乎在抑制着一种什么意念。但她仍然蹲着，两手抱着膝头，却不说一句话，包括“谢谢”之类也没有，显得很有定力。
离开现场，甄仁问我：“你揪我衣服干吗？”我带笑直言：“明显有诈。你想，她既然是到这里才被小偷掏了钱，决定求帮，那毛笔字、白布又从何而来？明显是事先备好的。而且，这类小女孩求助买火车票的情节我以前也听说过，报纸上也有披露。人虽小，技法老得没牙了。”
“我不管是临时的还是事先备好的。我就看小女孩太可怜，那小手都冻成胡萝卜了。”甄仁一向对他做过的事坚持始终。
“不过……”我又偏偏是个爱较真儿的人，“不知根知底的还真难说，现在社会上有些事也是真假难辨。”
“难道做善事还得查祖宗三代？”甄仁的两道长眉耸了起来，“我们既不是公检法，不能对人搞侦察；又不是人事局，去查档案！”
我素来知道他是十分执著的，在我们老家那一带俗语叫“犟种”。不过，我虽没说服他，对自己的看法也仍有所保留，但我不再吭气，再说也该进车站过安检了。然而没料到的是：由于他的两番善举行动，再加上辩理，我们走的速度也不自觉放缓了些。及至检票口时，被告知开车时间只差两分钟，这趟车不放人了。我听了只是暗暗摇头，他却惊人的淡定，说：“好在这动车车次多，过两个钟头还有，签一下字就行了。”也只好如此。但当我们去改签下次时，虽有幸被恩准，却因座位已满，原来的坐票变成了站票。
我们只好坐着耗时间，心里颇有些百无聊赖。两人偶尔也没话找话说上几句，但恐谁也觉得无趣。最后他说的一句话使我觉得酸甜杂糅：“咳，做善事难免要付出点小小代价的。”
我还能说什么呢？
这天晚上，到达目的地已是夜间九点半钟。本来是准备到那里吃晚饭的。接待方问我们：“二位吃过晚饭了吗？”我这人有点爱面子，仓促回答了句：“嗯，吃、吃过了。”
“哦，吃过了，那就早点休息吧。”
我俩听了，也只能面面相觑。不过还好，他并没有埋怨我回答不当，只是默默地叹了口气。也不知他在想些什么。反正是我们俩各有担当，谁也别赖谁，算是扯平了吧。
二
三天前我和几个同事到外地出差。可不知怎的，我心里还是惦着甄仁。虽说碰在一起时不少观点都不大一致，长时间不见却又似缺了点啥。晚饭后回到房间想给他打个电话，没料想他手机关机，座机又没人接。不对呀，心里觉得有几分蹊跷。转天我给他同一办公室叫“小孙”的老大姐打电话，问她甄仁最近去哪儿了。小孙与我也比较熟，却同我一样，彼此只知其姓不知其名。
“哦，是老纪同志啊，你这电话算是打着了。呃……是前天，哦，不，是大前天，你等等，我看看挂历，对对，是大前天，礼拜五，他住医院了。”
“怎么住院了呢？啥病？”我预感不佳。
“嘛病，是病还好点呢。是伤，重伤，颅骨……受损！不过，经过抢救，总算捡回一条命，但是，还没脱离危险期。”
“是怎么弄的？”我非刨根究底不可，“摔的？”
“咳，如果摔的还好点，是叫贼打的。晚上过地下通道遇上榔头帮了，敲坏了后脑勺。”
“你看这事儿……”我当时急得直搓手，“老甄那么好的人，咋就碰上这种倒霉事儿。”
“要不说嘛。”小孙老大姐唠叨开了，“好人不得好报。啥善有善报，那都是瞎掰。你也知道，甄仁好行善，在我们单位得了个‘甄善人’的美名。可这样的倒霉事儿偏偏叫他碰上了。最近这两天，有人又说啦，是老甄前生造的孽还没报完，所以叫他长痛不如短痛。到啥时候了，还说这些没影儿的浑话。不过，话又说回来，这样的事对甄仁来讲的确有点不公……”
我这时才明白：难怪甄仁手机关机，家里座机没人接，原来是出了这样突发的意外！
当夜我走出饭店，在大门口的马路边彳亍而行。远近的车灯忽显忽隐，近处的霓虹灯光诡谲迷离。似认真，似玩忽，最人世，又最空幻。世间进入了科技发达、瞬息千里的时代，希冀中总是福寿叠加，美景无限。但其实意外的灾祸、真实的梦魇不是少了，甚至是更多。其中有的可防可减，有的是防不胜防，弄得许多人只能是顺其自然，听天由命。
拿甄仁眼前的遭遇来说，就是有点不好解释。
别再想没用的了。好在这里的事情基本结束，明天改签机票，提前一天回去，亲眼去看看甄仁。纵然于事无补，朋友寸心可鉴。
三
我回来后，稍稍休息了一下，就奔向博善医院，但得知甄仁还在重症监护室，只在楼道里见到了他的夫人，也就是我的一位远房堂妹纪红莓。此刻我听到的，就是甄仁受害经过的具体情况。
红莓在一个大单位的党委工作，说话不紧不慢，不虚饰，少风趣，恰最适于表达这样带有悲怆意味的话题。
“那天晚上九点多钟，他送来自贵州镇远的一个老同学上火车。回来通过车站东面的一个地下通道时，被榔头帮匪徒从后面打倒。这个地下通道，平时有巡警巡逻，但不是总待在那里，是时不时过来看看。但榔头帮很狡猾，他们趁巡警没过来的空当……据说，在这以前，他们就干了三起类似的案件，造成一死两伤。问题还在于地下通道里一直没安电子探头，只有两个小灯泡。咳，事到如今，不说这些了。不幸中的万幸是：事情过了大约十几分钟后，有人从地下通道经过，发现了躺着的受伤者，马上打了报警电话，警察不一会儿就过来了，这才把受害人送到了医院。这不是——”红莓说着，用手一指重症监护室看不透的玻璃门。
也巧了，她的指尖所向之处，正出来一位端手术托盘的年长女护士。我和红莓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聚焦在护士的面部，想从她的表情上审读出伤者的伤情发展。然而那种凝重甚至冷漠的神态使我们几乎什么也没有搜索到。
我这时倒是深感于堂妹红莓的异常淡定，她刚才的叙述中有好几处在涉及她丈夫时不是直称其名而是“受害者”。这个在党委组织部经常给人做思想工作的四十二岁女性，在突发情况发生后的几十个小时内依然以沉着的理性压抑着感情的撞击，只能是她此际无奈的选择。然而，一向是高度“唯物主义”的她却流露出浓重宿命式的宽慰。
“也许是甄仁平时行善得到了报偿。他虽然遭到了严重攻击，所幸遇到了好心人相救，争取了抢救的时间。你想呀，如果不是在短时间内就有行人通过；如果虽然有人通过却不愿管而一径走开；或者虽想搭救却没带手机，都会误了最佳时间，甄仁就可能捡不回这条命。所以呀……”她长舒了一口气，低下头，中年女性喜穿的光背皮鞋尖轻搓着地板，辅助着她在不幸中多少感到安慰的心情。
我只能默默地点着头。一方面深切理解她此刻的心情，另一方面也有相反的想法：如果巡警当时巡行地下通道的密度更大一些，对匪徒的震慑就会加强，兴许还可能会撞上罪犯作案；再如果，这个地下通道有电子眼，对破案就会更加有利。为什么以前已经发案三起，还没有引起相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如果……这些“如果”都成为现实，甄仁就可能避免了这场灾难。即使发生，也许已经破案。这些想法我当然不可能对红莓说出，而且还要尽量护持伤者亲属以些许安慰。但为打破空气的窒闷，我又问了一句：
“看来这破案还有一定难度？”
“可能因为缺乏有力的线索吧？”红莓淡淡苦笑了一下。
“用不用我去问一问警方？”也许我为案件使不上劲儿觉得遗憾与着急。
“不要去打扰警方了。谢谢二哥。”这是红莓对我一向的称呼。
正说话间，两位警官神情凝然地走向重症监护室。我不禁“哎”了一声，想和他们说什么话。红莓抑住了我。我感到她比起我来，多了几分女性的细致和沉稳。
我凝视着两位警官的身影，门似乎没有闭上，甄仁那略显苍白的脸面带笑容，还自得地叩动手指向我示意。随后我猛地一眨眼，一切都已消失，原来都是一种幻觉。
四
下面的描述，来自于破案后警方宣传干事小陈的还原，当然可能增加了些文学加工。
地铁车厢里的声音：“各位乘客朋友们，请大家自觉维护地铁里的秩序，共同抵制乞讨卖艺的行为。”
而就在这时，却有一个面目污恶、衣衫浊烂的中年残疾人肩挂吊带、臀坐蒲团贴地挪向了进站口，他既没买票，却又能毫不受阻地进入列车站台，刚才不断广播的那一番话好像只是对乘客说的。
乞讨者的形态和“道具”都非同一般。他整个身体都蜷缩在一个厚厚的蒲团上，从轮廓上看，几乎是一个球体，像刺猬？不，更像是一个包装严实的什么昆虫，露在外面而不能尽裹的是一只黑不溜秋的粗壮的脚。但他的功夫显然很深，挪动的速度并不慢，还配着自带放送的流行歌曲和乞讨词。大部分乘客都表情漠然，倒也并非是受到广播的警示，即使没有这种告诫，估计也是不予理睬的。但慷慨解囊的也不算少，不知是因为这个功夫不浅的乞讨者魅力所致，还是凡进地铁列车要钱者，大都能获得一笔不菲的收入。
对于乞讨者而言，或许是已经心灵麻木，也或许涉世太深之故，一般都是认钱不认人的，却也有特殊对象引发了他的特别注意。就在前些日子，在地铁二号线，一个穿着整齐、白净面皮的中年人竟一次给了他五十元大绿票。这是“蒲团先生”一次性收益中极难得的一回。
但他的心中并没有“感激”二字，反而觉得好笑。他估计这位慷慨先生也没有过分地留意他。但最使他忌讳的是自家鼻尖上那颗大蓝痣，不偏不倚，正挂在本来就尖耸的鼻尖上。虽然有时他也暗暗得意这颗蓝痣长得好，就像一粒微型弹丸能穿透看他的人的心窝。可有时又有些忌讳：讨厌这个标志性特征会给他带来不吉利。
“蒲团先生”也有“下班”的时间，那就是晚六点。他出了地铁站，瞅瞅四下里没人，便将蒲团等“道具”卷巴卷巴塞进随身带的大袋子里，飞也似的快步回到东南郊城乡结合部的孤零零的暂住地，换上一套体面些的廉价西装，再去昼夜浴池洗个澡，吃了晚饭，有时候还要去发廊消遣……
这位蒲团先生无人知其名姓。因为他手头上的“证件”都是假的，就连他自己恐怕也渐渐淡忘了自己的真名实姓。自从三年前在那个冰天雪地的家乡因盗窃案被缉捕，他先是逃至新疆、甘肃，在建筑工地干粗活，太累挣钱又少，所以又逃到这边，变换形象和混世手法，每天“上岗”前稍许化妆来地铁行乞。收入比在工地干粗活多了许多倍，而且还博得了一些同情的目光——深度残废人嘛！
一个偶然的契机，使蒲团先生一变而成为“棒头客”。那是一个雨夹雪的黄昏，纵是车站就近的地下通道也是行人稀少。他“下班”背上大袋穿过地下通道，前面一个中年女性穿着光鲜，背挎女包，撑一柄雨伞，他临机陡升恶念，猛赶几步，从后面掐住女性的脖子，直至对方昏迷。他抢了包儿就快速撤走，可谓神不知鬼不觉。这一次“捎带脚”的意外收获，夺得现金三千余元，银行卡一张。回去忍痛将银行卡与女包一同灭迹。他明知取钱要有密码，还有监控录像，不可过分“贪心”。此后无规律又做了两单，都是从后脑勺上拿棒子敲的，其中一个下手狠了些，估计已经魂归西天。
以蒲团先生的敏感度，他断定公安方面不可能不抓紧破案。不过他沉了一段时间，并无异常动静，只是有一次他有意从地下通道经过，听一男一女边走边议论：“千万别从这儿穿行，特别是在夜间，榔头帮猖狂着哪！”他听了以后只顾暗笑：哪里有啥榔头，又哪里有啥子帮？不就是老子单打独干，一根尺把长的硬棒子呗！说是“棒头客”还差不多。
说来也怪，三次作案，得了现金万余元，还有值钱的手表、证件等物，按说不必再下地铁装三孙子小打小闹，而且再露相也增大了危险。可他却不，前天他又全副武装展示了一回贴地运转绝活，虽说这次收入不丰，心里却觉得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滋润。“惊天动地”的大案都干了，何必再多此一举？他却有另一套别致的思路：“逗你玩！”这是他平日闷了的时候躺在自己的小屋里听“电匣子”里播的一段名家相声。他“棒头客”虽担惊受怕，但也要抽空“酷”一把。
最不寻常的是最后一次作案，前一阵儿他曾在地铁里“表演”，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外快。一个慷慨的主儿一下子给了他五十元的大钞。他对这个“客户”的模样还真注意了一下，有印象。却就在这次又在地下通道里遇到了，当然也可能是心理作用。
事后老嘀咕的是那个主儿：那天夜里在地下通道他看到有个人好像是因台阶有冰崴了脚，走起来很不利落。他尾随其后想出手，没承想那人一回头，刹那间像是盯上了他。他见这人瘸，又仿佛是他的“施主”，确也犹豫了一下，但迅速一转念，一咬牙棒子还是出手了。那人一闪，棒子擂在脑袋的侧后，但还是扑地倒了。他抢了这人肩上的尼龙包，跑了。这次他的“战利品”很肥，近七千元，还有所有的身份证件。连蒲团贼兼“棒头客”自己也有些不解：这个主儿看上去并不阔绰，随身带这么多钱干吗？是不是命里该他的？
不过，他不知为何感到空前的心神不安。他想起小时候在老家听老人们讲，人走到尽头都会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大限到了！”可他又一转念：去他娘的，全是封建迷信的玩意儿！
尽管如此，地下通道那人一扭头盯他一眼的影像还是挥之不去。他总觉得对方注意到了他鼻头上那颗蓝痣，会不会与在地铁列车上看到的“残废人”联系起来？
是神经过敏？还是倒霉的蓝痣在作孽？忽然，他又疯笑起来：“我还不是自己给自己找病吗？那主儿可能早就到那个世界去了，我还担心的哪门子？”
再给自己多大的宽慰，却还是一宿翻来覆去在床上“烙饼”。第二天，他一咬牙，赶往附近唯一的一家私人诊所找兼做整容的“专家”，说啥也要把鼻头上的蓝痣拉掉！“标志性建筑推倒了，看你还有啥证据！”他豁出去这样想。
五
我生平第一遭几乎天天去医院，期盼一位重症患者的苏醒。他固然是我的一个远亲，但更因为长期接触而形成的难解友情。尽管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表达观点时有差异，但从未伤感情。今天上午，突然接到红莓打来电话，喜不自禁告诉我：甄仁昨天上午终于醒过来了，而且状态不错，许多记忆都恢复过来，给公安部门提供了对破案很有价值的重大线索！
我当然也非常高兴 —— 一个难得的好人，能够抢救过来，令别人也觉得老天有眼，不致过于伤心。我当下处理完重要工作，在单位请了假，打的赶往离单位十几公里的博善医院。
到了医院才得知，甄仁已由重症监护室转至普通的单间病房，只有他爱人纪红莓一人守护，但病房门口还有公安人员监守，防止杂人进入，以保障当事人的安全。因为红莓向警方说明我是患者至亲和朋友并帮助守护，才得到允准与患者会面。
静态卧床的甄仁，一见我进来，还想挣扎着伸出手来握手，但被红莓按住了。他仍很虚弱，但精神不错。因为他已经获悉：今天中午，棒头凶案已基本告破，犯罪嫌疑人已被拘捕。
这时，红莓向外看了一眼，轻声而沉静地告诉我：“这名凶恶的罪犯，其实与本市很多人都见过面。他原来就是在二号地铁列车里那个瘫痪的乞讨者。其实这一切都是假的，所谓的残疾人是一种表演技巧，把人们都蒙住了。从今年新年以后，他又在地下通道里袭击路人，抢劫并杀伤无辜，作案四起。他——”她指向躺着的甄仁，“是第四个受害人，也是唯一的一个与罪犯面对面的证人，尽管只有一刹那的时间，罪犯面部最明显的特征，那颗鼻头上的蓝痣，还是被甄仁看到了。这就跟在地铁里不止一次看到的那个人对上了号。当他醒过来以后，警方的第一次询问他就提供了这个重要发现。因此警方很快就找到了这个犯罪嫌疑人。罪犯百般抵赖，他说自己鼻子上没有什么痣。这完全是掩耳盗铃，因为他鼻头上的伤痕还在，由于庸医手术不当，刀口已经发生了感染。与此同时，警方还起获了受害人的一些证件和贵重用品，罪犯不愿或来不及销毁这些罪证。此外，警方还采取了另外一些高科技手段，获取了更多的犯罪证据。在多方面的铁证面前，罪犯是无法抵赖的……”
“你乘地铁时可能也见到过这个所谓残疾乞丐。”红莓提示我说。
“很可能。”我想了想，仿佛真有这个印象，但没留意鼻头上有什么蓝痣。在这方面，我是比较粗心的。
“我不后悔，以后我还是要行善的。”甄仁很突兀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好像有意向我表白似的。不过，我从来也没有不赞成他的善行。
红莓向我介绍说：“甄仁的母亲就一生行善，她吃素，不杀生，还敬惜字纸，等等。甄仁可能是有这样的遗传基因吧。”
对于这些，我还真的不知其详。因为当年虽同在黄海岸边的一个小城，但我一直在外面上学工作，对甄仁母亲的善行不是很了然。现在看来，基因加后天培养形成的习性的确是很强韧的。
这时我脑子里蓦地又闪现出年前与甄仁在车站上碰到的小女孩摆地摊求助的镜头。但甭说是在今天的病房里，此后在任何场合也不会再与他争辩谁判断得对，还是各自根据自己的判断去做吧。这可能也是“多元化”的一个特点吧。
这时，护士进来给患者打针了。我自觉地戴上揉得有点皱巴的帽子，轻声而礼貌地退出病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