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祖父王武俊归顺朝廷之初，为向朝廷表示诚意，便在长安城偏南部的道德坊选了块地，建起了家庙。庙在京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率家归国。可王承宗并不看好道德坊，认为有些偏居一隅，且面积狭窄，离皇城、大明宫，甚至兴庆宫都有些远，不便于交际来往，也建不下高宅阔第，显示不出成德镇的气派与实力。
在当时，王承宗的这种观念十分普遍。节度使在京城营建的宅第既是财富的体现，又是势力、身份的象征。同时，又可作为攀附权贵、聚敛财富的“根据地”。京城的房价因此被推高，不仅普通百姓，就连任国子博士的韩愈都买不起房，一家老少三十来口，蜗居在租来的几间民房内。
穿行在横平竖直的天街，品评着鳞次栉比的楼宇，来自藩镇、年轻气盛、威势如虎的王承宗不得不为帝都的气势所慑服。“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王承宗很少染指诗文，但白居易这两句诗，让他在走马观花长安城后，对文人诗人改变了看法。
来到大宁坊，王承宗被这里宽阔的地面和周边独一无二的环境优势所吸引。大宁坊位于整个长安城的东北部。西与皇城一坊之隔，北边就是大明宫和十六王宅，东南角紧毗兴庆宫，皇宫围绕，王气笼罩。美中不足的是，此坊已建有宅院、园林，气派之大，规模之高，仅次皇家。王承宗绕着这处不知谁家的宅院走了一遭，从坊头到坊尾，几乎被它占满。他不禁有些沮丧，坊间所剩土地，盖栋别墅小楼尚可，要想铺排尽兴来建，已无可能。最好的办法就是将此处宅院买下，重新修整、装饰，改庭换楣，成为王家宅邸。
王承宗兴冲冲派人前去打探，不惜重金，志在必得。然而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原来这处宅院的故主不是他人，正是十几年前虎入其家庙的元载。元载被诛，家财被抄，大宁坊及安仁坊的两处豪宅被分配给其他官员居住，东都洛阳的一处园林被没官改作皇家园林。鲸吞虎咽，贪得无厌，不仅搭进一条性命，落得万世恶名，最终还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
从大宁坊出来，王承宗失落地往回走，路过春明门内的道政坊，金发碧眼的胡姬迎了上来，手里端着一杯瑰红色的葡萄美酒。美人如酒，酒如美人，王承宗无法拒绝美人美酒，醉倒美人怀的同时，也看上了道政坊这块充满异域风情的地方。两年后，一座颇具大明宫风格的高宅甲第在道政坊拔地而起。飞檐入云，气势恢宏，与大宁坊元载故居遥相峙望，平分秋色。
王承宗还是很有眼光的。当年，安禄山即是在道政坊建的第一所宅第。他看上道政坊，完全是因为道政坊紧邻兴庆宫。而兴庆宫又是玄宗皇帝听政和活动的主要所在。住在道政坊，近水楼台先得月，可以随时随地了解皇帝的动向，探听朝廷的信息。事实也正如此。天宝六年（747），安禄山以道政坊的私家宅第为大本营，经常令其将刘骆谷留守京师，探听朝廷指令旨趣，动静皆报之；有时，一些走投安禄山门路的笺表者，骆谷即为代作通之。久而久之，玄宗皇帝便有所察觉。为杜绝安禄山打探内廷之便利，便以恩宠之名，道政坊安宅陋隘之由，另于亲仁坊择宽敞、爽垲之地，盛加修饰，命安禄山搬了进去。“安史之乱”后，朝廷对安禄山道政坊旧宅进行处置，改建为回龙观，并置钟楼。以钟鼓之声言安禄山之罪，并示责惩，警诫后人。
但这钟鼓之声在王承宗身上并未产生任何作用。元和四年（809），其父王士真死，他以副大使为由，擅自继任，代领军务。这为其他藩镇开了个很不好的头。河北三镇，相承各置副大使，纷纷效仿。本来，朝廷要趁着王士真之死，另派他人为成德节度使，改除河北诸镇世袭之弊。然而这种打算，随着王承宗的捷足先登而破灭了。有着中兴君主之称的宪宗皇帝，欲兴师讨伐王承宗。宰相李绛急忙劝阻。在他看来，河北诸镇不遵朝廷声教已久，贸然出兵征伐未必能胜。
宪宗深患之，一时拿不定主意。最后，在亲信近臣宦官吐突承璀的劝说下，并以吐突承璀为监军，出兵征伐王承宗。王承宗自要抗拒，其他有异心的强藩自要趁机作乱。于是，一个猛虎横行的时代出现了。
四、《猛虎行》
唐朝的诗人们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素材，不同体裁的《猛虎行》纷纷出“笼”。
最写实、最接近自然状态的莫过于张籍的《猛虎行》了。
张籍十分崇拜杜甫。据冯贽《云仙散录》中记载，他曾把杜甫的诗抄写到纸上烧掉，然后将纸灰拌上蜂蜜，每天晨起吃三匙。一天，张籍的朋友来拜访他，看到张籍正在用蜂蜜拌纸灰，很是不解，就问他缘故。张籍说：“吃了杜甫的诗，我便能写出和杜甫一样的好诗了！”好友哈哈大笑。
不知吃蜜诗的做法是否有效，但张籍作品的现实主义特色，同情底层人民的情怀，一生穷苦潦倒的生活状况，却和杜甫相近。
元和元年（806），张籍调补太常寺太祝，但生活状况并无多大改观，穷困潦倒、抑郁不得志依然是他人生主色调。其间，因患目疾，几近失明，人便称他穷瞎张太祝。但对于猛虎横行的社会现实，他却看得清清楚楚，一曲乐府《相和歌辞·猛虎行》写尽虎之特性，道尽国势之忧。
其时，张籍北游河朔，这曲《猛虎行》当作于此时期。当时，他所在的地方山多树多，南山北山，漫山皆树。因为山高林深，山中便藏了许多的狼虫虎豹。尤其是那些猛虎，凭着雄壮的体格、锋利的齿爪、残暴的性情，在山中称王称霸，无所忌惮，一山的麋鹿都被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这还不算，它竟然经常大白天在村庄里转悠，抢食人家的牛羊。慑于它的威猛，人们敢怒不敢言，只有等它走远了，才胆战心惊地看着它的行迹唉声叹气。为此，张籍特意写了一首《猛虎行》，浅白通畅，生动形象，把猛虎的凶残本性，揭露得酣畅淋漓，毕露无遗：
南山北山树冥冥，猛虎白日绕村行。
向晚一身当道食，山中麋鹿尽无声。
年年养子在空谷，雌雄上山不相逐。
谷中近窟有山村，长向村家取黄犊。
五陵年少不敢射，空来林下看行迹。
韩愈亦作有《相和歌辞·猛虎行》。把一只虎人格化，从其得意之时写起，细腻地刻画描述了其作恶多端，终致众叛亲离凄惨死去的过程，以此苦心孤诣劝诫世人要与人为善，不要作恶。人恶如虎，恶虎之下场即恶人之下场。
韦庄怕虎。那是一群让人无处可逃的世情之虎。“白额频频夜到门，水边踪迹渐成群。我今避世栖岩穴，岩穴如何又见君。”
从张籍到韩愈再到韦庄，虎在他们笔下形态各异，栩栩如生。但他们的虎可以生在唐朝，也可生在汉朝，唯李贺笔下之虎，有着明显的唐朝特征。同样一首《猛虎行》，留给历史的不仅是虎的凶猛狰狞，更有那个时代特有的沉重伤痛：
长戈莫舂，强弩莫抨。
乳孙哺子，教得生狞。
举头为城，掉尾为旌。
东海黄公，愁见夜行。
道逢驺虞，牛哀不平。
何用尺刀？壁上雷鸣！
泰山之下，妇人哭声。
官家有程，吏不敢听。
《猛虎行》本为乐府古题，但“长吉此作，与古词无关。”（陈弘治《李长吉歌诗校释》卷四）他以猛虎比拟强藩悍镇，或叙述、或用典，句句写虎，又句句写强藩，较全面地反映出元和时代藩镇割据的种种现象。首六句，揭露当时藩镇，子死父代，擅立旗号，世代相袭，朝廷无奈的现实；中四句，借用善伏虎的黄公愁外出夜行，牛哀为仁兽驺虞鸣不平两则典故，写虎之凶猛、残虐；最后六句是李贺态度的真实表达：重用贤才伏虎、同情被虎残害的人、强烈谴责观望徘徊不敢进军平叛的官军。
此外，熔铸古谣入诗，也是本诗的一大审美特征。其句法、音节、语义、情韵，均摹古谣谚，古朴别致，饶有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