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委会成立后根据需要设立了小说散文组、诗歌组、儿童文学组、戏剧组、电影文学组、通俗文学组。一年之后，于1954年6月又成立了文学批评组。创委会根据在京会员从事的主要文学样式和他们的志愿分别编入各创作组。创作组是作家开展创作活动和学习活动的群众性组织，是作家加强联系和相互帮助的有益方式。创作组的任务是帮助作家订立和实现其创作计划，开展作品和创作问题的讨论，进行政治理论与艺术业务的学习。这是学习、借鉴苏联作家协会长期积累的经验而采取的一种社会活动方式。在1953年、1954年，小说散文组先后讨论过杨朔的《三千里江山》、安东诺夫、波列伏依的小说、周立波的小说原稿《铁水奔流》、艾芜的小说原稿《百炼成钢》等。诗歌组讨论过李季的长诗《菊花石》、诗歌的形式问题等。儿童文学组、戏剧组、电影文学组、通俗文学组分别讨论过《鹿走的路》、童话、民间故事问题，以及《四十年的愿望》《春风吹到诺敏河》《翠岗红旗》《宋景诗》《张羽煮海》等。有的创作组还举办深入生活和创作心得交流会、诗歌朗诵会，以青年作者为对象的文学讲座、与读者见面座谈等。实践证明：凡是会前做了充分准备、又能发扬原则性的、实事求是的批评精神和风气，从实际出发，对作品进行具体分析，收获就比较好，作家就会在思想上、艺术上有收获。《三千里江山》《菊花石》的讨论会分别召开了三次，讨论相当认真、深入，具体、中肯地分析了作品的成败得失，并将各种不同的意见摘要发表在《作家通讯》上，使作者、与会者和广大会员都从中得到启迪。各创作组的活动，开头自愿参加的会员较为踊跃，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会员的热情、兴趣似乎有所减弱。这时各创作组干事会组织活动就特别注意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尽量选择会员共同关注、感兴趣的问题进行研讨。1955年春，反胡风斗争展开后，各创作组的谈笑风生戛然而止。待到1956年贯彻“双百”方针，强调开展创作竞赛，自由讨论，各创作组又起死回生，更加注意活动内容、方式的丰富多样，一度又稍显活跃。但好景不长，反右派斗争一展开，红火一时的创作组就悄然收场了。屈指算来，创作组的历史也就是短短三四年光景。
三是阅读作品，调查了解创作现状。
为了了解、掌握全国文学创作、批评的情况和问题，加强对文学思想和创作活动的指导，文协常委会要求“创作委员会应对一定时期内的小说、戏剧、诗歌、电影文学、儿童文学、通俗文学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分别做出有系统的研究，提出报告”。还要求创委会帮助各创作组订立工作计划，开好作品讨论会，做好讨论前的准备工作和研究工作。因此，创委会秘书室自建立之日起，就把阅读新发表、出版的作品当作一项重要的日常工作。工作人员按照文学体裁、样式，分工阅读中央一级和大区（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刊物上发表的作品，及人民文学、新文艺、解放军文艺等几家主要出版社出版的新作品。每隔一段时间（一个月左右），秘书室开一次碰头会，汇报、交流阅读情况，提出好的、比较好的或有争议的作品篇目。经过交叉阅读、集体讨论，达成共识，做出小结。从1954年起，按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的决定，创委会每个季度向主席团做一次创作情况汇报。我记得，每次秘书室写出创作情况汇报初稿后，负责创委会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沙汀总要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几经修改，然后才提交主席团会议。如对路翎的小说《洼地上的“战役”》，秘书室不少同事原本是赞赏的，但也听到了批评意见，在写创作情况汇报时还是把它作为值得注意和研究的作品和问题提出来了。主席团会议讨论后，《文艺报》立即发表文章尖锐批判了这篇作品的有害倾向。又如，对《旅大文艺》发表的《一个女报务员的日记》所遭到的简单化的批评，在向主席团会议汇报后，则及时得到纠正和克服。从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出，创委会的创作情况汇报，对主席团指导当前的创作和批评，曾产生不可小觑的作用。
四是编选各种体裁的优秀短篇作品选集。
为了集中地介绍文学短篇创作的新成果，以便更好地把它们推广到广大读者群众中去，并便于文艺工作者的研究，中国作协于1956年1月决定编辑出版各种体裁的创作选集。这项任务的具体编选工作也是由创委会及其秘书室承担的。秘书室在平时阅读的基础上，参照各有关部门、单位送来的推荐目录，提出拟入选的初选篇目，经时任创委会副主任的菡子过目、审定后，提交撰写各选集序言的作家或批评家终审定稿。第一次编选的是从1953年9月第二次文代会至1955年底的作品，包括《儿童文学选》《诗选》《短篇小说选》《散文特写选》《独幕剧选》五种，分别由严文井、袁水拍、林默涵、魏巍、曹禺（与陈白尘、赵寻、贺敬之合作）作序。第二次编选的是1956年度选，由于将散文特写体裁分编为《散文小品选》《特写选》两种，这次编辑出版的共六种，分别由冰心、臧克家、侯金镜、林淡秋、徐迟、赵寻作序。这两套选集，鼓励了短篇佳作，扶持了文学新人，在文学界和广大读者中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
写创作情况汇报，编年度创作选集，参加创作组的作品讨论会，这些工作提高了秘书室工作人员的文学鉴赏力和评析作品的能力。创委会负责人沙汀、菡子等也鼓励干部多思考、多练笔。何路的《1955年文学创作一瞥》《评长篇小说〈在田野上，前进！〉》，我最早的两篇儿童文学评论《幻想也要以真实为基础——评欧阳山的童话〈慧眼〉》《情趣从何而来——谈谈柯岩的儿童诗》，以及读评何为的散文、张有德的小说等文章，都是在创委会秘书室根据自己阅读的印象和感受而写出的。我发表在《文艺学习》上的《不能简单地了解人的生活和感情》一文，则是参照创作情况汇报会议对《一个女报务员的日记》及其批评的意见而做出的一个概略评述。
五是加强与各地作家的联系，了解会员的创作情况，有计划地组织创作和深入生活。
为了调查、了解会员在一定时期的创作计划和深入生活的安排，并为其实现创作计划在思想上、生活上、物质上提供各种必要的帮助，创委会于1953年12月间向全体会员发出《1954年度作家工作计划调查表》，两个月内陆续收回250多份。1956年初又做了一次调查，收到532位作家的创作计划。秘书室从中挑选出一部分比较具体的创作计划，登在《作家通讯》上，以便会员相互了解、交流。对其中部分需要补充生活、写作素材或请创作假的会员，创委会都尽力给予具体帮助。
在组织创作方面，1955年9月，在《人民日报》题为《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社论的推动下，作协主席团通过了近期发展少年儿童文学创作的计划，由创委会组织在北京和华北各省、区的193名会员作家为孩子们写作品，要求他们在1956年底以前，每人至少写作或翻译一篇（部）儿童文学作品或一篇研究性的文章。严文井的《小溪流的歌》、柯岩的《“小兵”的故事》、杨朔的《雪花飘飘》、任大霖的《童年时代的朋友》等，就是这段时间涌现出的优秀之作。党对少年儿童的关怀，“双百”方针的提出，广大作家的积极响应，从而迎来20世纪50年代我国儿童文学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为了运用特写这种短小轻便、富有战斗性的文学体裁，迅速反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面貌和各族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在1956年3月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结束后，作协创委会与《人民日报》编辑部共同组织了一批作家到全国各地旅行访问。艾芜、白朗、方纪、徐迟、华山、李若冰、杨朔、闻捷等20多人分别到钢厂、煤矿、汽车厂工地、长江大桥、三门峡水电站、森林、国营农场、海防前线参观访问，为时三四个月，写出一批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特写。
同年5月召开的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有6000多人出席，是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群英盛会。为了广泛宣传先进人物的动人事迹和优秀品质，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国作家协会共同组织了在北京的100多位作家访问大会代表，写作特写和其他形式的作品。郭沫若、叶圣陶、冰心、臧克家、刘白羽、郭小川、贺敬之、秦兆阳等都应邀参加了访问。这是创委会多年来组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创作活动。
六是编辑《作家通讯》。
作协会员内部刊物《作家通讯》创刊于1953年6月。邵荃麟在发刊词《关于〈作家通讯〉》中明确提出：“出版这个刊物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作家之间的联系，交流作家创作工作上的经验。”
这本内部刊物，从1953年6月到1954年7月出版的1—11期，是由创委会秘书室负责编辑的，先后参与编辑工作的有陈淼、我和刘传坤。每期刊物编好后都由创委会副主任沙汀终审。秘书室所有工作人员实际上都是这本内刊的记者或通讯员，很多消息、通讯报道、资料都是大家采写或整理的。
刊物的内容，主要是报道作家们学习、深入生活的情况和经验，反映创委会和各创作组的经常活动；同时也及时报道全国文协的重要决定和有关文学的刊物、出版、教育、研究的计划和执行情况。从会员的反映来看，他们最为关注内刊上发表的关于作品和创作问题的讨论。领导同志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报告和作家之间的通信，也深受会员的欢迎。
从1954年秋起，《作家通讯》的编辑工作从创委会划归办公室，由作协秘书长终审了。我也就结束了短短一年的内刊编辑生涯。
50年代的创委会除了承担上述六个方面的任务外，也还担负着与发展创作等文学业务相关的文件、报告起草和大型会议、活动的组织工作、秘书工作。在政治运动、文艺批评中，则往往会抽调秘书室人员参与调研、整理材料、编写简报等工作。当年创委会的职责范围相当于目前作协创作联络部、创作研究部两个部门管辖的工作。只是发展会员的工作，当时归办公室组联科办理。
创委会的同事们
作家协会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繁荣文学创作。创委会作为作协的一个重要部门，它所做的一切组织工作，开展的所有创作活动，都是为了动员、团结创作队伍，挖掘、发挥创作潜力，把作家的积极性、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正因为如此，创委会负责人一直都由作协主要负责同志或卓有成就的作家来担任。创委会下设的秘书室担负着具体的文学组织工作，也注意挑选热爱文学、熟悉文艺政策和文学业务的干部来做。从秘书室的人员结构来看，主要是由以下三部分人组成的：一是来自延安鲁艺、中央党校、陕北公学的“三八”式老干部，如何路、罗立韵、韦嫈、胡海珠等；二是来自华北联大、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如陈淼、杨犁、王景山、古鉴兹等；三是来自新中国成立以后最早几批大学毕业生，包括复旦、北大、辅仁（北师大）、山大、武大等校，如束沛德、白婉凊、王鸿谟、邸金俊、刘传坤、周勃、李宝靖等。此外，也有少数来自其他地区、部门的，如杲向真、严望、吴灌、华开基等。秘书室的人员配备，一般在十一二人至十三四人之间。先后担任过秘书室主任、副主任的有陈淼、何路、杨犁。1953年创委会成立之初，韦嫈、杲向真、严望、束沛德定职为创委会秘书，另外还有六七个干事。1956年创委会下设置研究室，严文井兼任主任、杨犁任副主任，王景山、古鉴兹为研究员。在年龄结构上，创委会干部基本上都是二十二三到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我跨进作协门槛时才21岁，来自延安鲁艺的也才三十一二岁。这是一个朝气蓬勃、团结战斗的群体，也是一个钟爱文学事业、热心为繁荣文学服务的团队。
奋发向上的风气
上世纪50年代初，政治空气很浓，人们的革命热情很高。创委会的干部大多是党团员，都有自己的理想抱负和人生追求，思想上、政治上都积极向上，严格要求自己。无论是有多年文学工作经验、也有创作能力的老同事，还是新上岗的大学生，都自觉服从组织分配，甘为人梯，满怀激情、全心全意地投身文学组织工作。比如，开作品讨论会或学习座谈会，都要做记录，那时没有录音机，创委会虽有一个擅长速记的华开基，但忙不过来，主要还得靠笔记。至今我的眼前还清晰地浮现着当年在东总部胡同22号院（全国文协旧址），两三个工作人员同时伏在会议室的长方桌上，凝神屏息地做记录的情景。会后认真地、一丝不苟地相互核对笔记，很快把发言整理出来，供相关领导、报刊记者参阅，或在《作家通讯》上发表。从大家任劳任怨，不怕麻烦，不拒绝做小事，争先承担具体事务上，也可以窥见当年干部精神面貌之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