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到深山砍柴的半路上有一座山叫乌云山。山腰上有一棵千年古松。每次砍好了柴，饥渴交加地往回走时，并不是盼着望见家门。只要抬头，心里就会想怎么还看不见那古松。从望见古松到瘫坐在古松下，才敢在心里长长地吁一口气。坐在古松下，迎着夕阳，望得到十里外的家门。这样清明的天空，就是刚被雨洗过的城市也只能望洋兴叹。古松树冠如华盖，在它的荫护下，山里所有的风雨都浸不透一个人疲惫至极的身子。我见过古松用全部的树冠顶着白的样子，那时它差不多就是我读过的所有童话与神话里神仙的样子。在仿佛总也走不完的山路上，我确实梦想过，有一个法力无边的人来赐予美好的生活。古松在里的形象被同伴们说成是老了。同伴们还进一步引申说，凡是老了的东西都会死去。同伴的话竟然一语成谶。那场融化后不久，古松在挺立了一千年后，怦然倒地。一些手执利斧的男人，像弑父一样屠杀了它。现场我没有赶上，我只看到满地木屑。那些木屑白嫩嫩的。在我拥有自己的孩子后，每一次触摸到她的肌肤，我都会想起古松最后的木屑。苍劲的古松化作碎片，给世上留下经久不灭的婴儿奶香，和生命早期的娇媚。我将那些木屑收拢起来，小心翼翼地装满一只竹篓。因为这些木屑，家里整个冬天都弥漫着松脂的清香。一千年长成的古松并不是说砍就可以砍的。前去阻拦的人无法反对要砍古松的理由。那个领头的人用一种引诱的语气说，城里要盖一座最高的楼，没有这棵树做龙骨大梁，高楼就盖不起来。那天发誓要与古松共存亡的人不少于两百。他们轻而易举地就被这番话征服了。
在我进城的那一年，还牢牢记着当年古松被砍倒时大家说过的话，他们想到城里最高的楼上看看，做成龙骨大梁后的古松是什么样子。我在城市里走动了很久，真想替父老乡亲寻找一个满意的答复。最终结果是我的放弃。我寻找越多，答案越荒谬。古松在城市的高楼面前，正好应了那句话：英雄无用武之地。楼房盖得越高，越是不需要大树派用场。我只能选择遗忘而不再去面对古松到底作何用处的真，城市是乡村毕生的梦乡，我没有权力打碎它们。
那个时代的孩子对城市的经历几乎一样。最早知道的城市是北京。北京印在语文课本上。老师在教识字课时，大声领着我们朗读说：北———北京的北。随后又说：京———北京的京。在北京之后，莫斯科作为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战争的附属物，曾经充斥在所有的文章与话语里。那时候听到的全称是莫斯科当局。排在莫斯科后面的城市是纽约。美国的首都华盛顿进入我们的知识视野是很久以后的事。纽约能排在华盛顿前面，得益于华尔街上的金融风暴和曼哈顿黑人聚居区里的骚乱，那些迹象曾经被说成是美帝国主义行将灭亡的特大喜讯。乡间公路上因此出现欢欣鼓舞的游行示威，支持黑人兄弟们的抗暴斗争，并拼命地跟着别人一道诅咒华尔街的后台老板们。
三十年后，我站在华尔街上，最早关于纽约的这些东西在记忆里情不自禁地跳了出来。我对自己幽默地一笑，然后拉开架势，以正对着华尔街口的教堂为背景，拍摄了几张能够证明自己曾经与华尔街同在的照片。
这样的过去只配成为现在的笑谈。武汉不一样，一旦进入个人生活，便成为心中永远也解不开的情结。这不仅因为它离老家最近，还因为那一年母亲进城求医，记忆中是武汉医治好了重病的母亲。
多年后从乡村来武汉，没有街头浪迹的经历始终影响着我对城市的了解以及对城市的感情。
城市是人趁上帝做梦时，匆忙发明的一种专门供人享受的东西。
白天，每一个人都在忙得不可开交，城市便总是灰头灰脸的。城市的美丽属于夜晚。在一万种灯光的投射下，每一个人都会在它的妖娆面前身不由己地放弃自恃，在心里拾起最轻松最能感动自己的幻想。城市在世界中的位置节节攀升，源于今天的人几乎将力量都使在城市的身上。在温情脉脉的感动中，城市不动声色地夺走了一批又一批人的精神资源，使其更能和谐地共存于物化的旋律之中。
湖上的风在大雁的翅膀下刮得更猛了。
迎着风，大步紧走一阵。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能让心里产生怀想的松树了。松涛声忽然间变得缥缈起来，好像经不起北风的搜刮，一下子逃逸到高空。我没有停下。从前的经验一下子苏醒了。我意识到松林就在眼前时，一棵五十岁左右树龄的松树便真的出现在我的眼前。不管是在高山大岭，或是在田野湖畔，天下的松树全都一样，只要有上几年树龄，松树就会凸现出与世上繁华格格不入的性子。南方最冷的日子正在来临，可是我的周身如同火一样发烫。当我的手触摸到松树的身子时，一种震颤顿时横亘在胸膛里。松树有一大片，每棵都很粗壮高大，落下的针叶在地上铺出一遍金黄。在松树林的深处，一对情侣正在忘情地发泄着他们的爱情。城市爱情不在乎有人打扰，何况眼前的松树有足够的尺寸作为屏障。松树没有人来人往的抚摸，这使它的周身粗糙如初。那种滋味进入心里，眼前立即闪动着乡村被风霜磨砺过的面孔。久违的松树通体散发着一股浓烈的松脂香。在目光平齐处，有人用小刀刻出一只心样的图案。图案上面布满一滴滴的松脂。刚刚凝固的松脂软软的，手掌搁上去，还能被粘住。几个不大的气枪弹孔，被松脂塞得满满的。松脂凝固后都会成为坚硬的结晶体。
在劳动中爱过的乡村男人，最会形容那些浸在汗里的乳房。
他们说那是一块还没干透的松脂，粘上手就扯不下来，好不容易扯下来，十天半月还能闻到嫩腻的肉香。我将手紧紧地搁在松脂上，耳边又能听见那些大大方方地裸露着白而饱满乳房的女人，在田野里发出放浪的笑声，以及男人们由衷的惊呼。
乡村的孩子，曾经好久不理解成年男人，为何将身边最美丽的女子，叫做五百瓦电灯泡。我们那被叫做五百瓦电灯泡的女人是位赤脚医生，一年里难得见到她下地干几天活。只有在双抢与秋播最紧张的时候，她才出面收获稻谷和播撒。她一出现在田野上，男人就像疯了一样，每个人都要大声叫上十次，说五百瓦电灯泡都有了，今晚搞夜战吧。轮到生产队长说话时，他总是说：好吧，大家想搞夜战，那就搞吧！五百瓦电灯泡被成年男人们叫了几年后，孩子们才晓得，这话是瞎子三福最先说出来的，形容赤脚医生那对像是许多松脂堆起来的乳房。老家有电灯是此后十年的事。我和所有的孩子一样，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生下来就看不见东西的三福，竟然能将电灯泡这种东西与女人的乳房联想到一块。
男人一旦有了对女性身体最美丽地方的深刻体验，自然会惊叹瞎子三福所形容的美妙：性感的乳房确实能让男人眼睛变成五百瓦电灯泡。
在成为男人之前，我曾经盯着瞎子三福追问过几次。每一次问时，他都要我上山爬树，给采些松树上的结晶体。
三福告诉我，这种结晶体就是松香。
三福能拉一手动人的胡琴。没有干部和党员的时候，他还会替人算命。眼睛白得像乒乓球的瞎子，常说我二十岁以前一定可以进城做大事。我已经记不起来，自己喜欢三福，究竟是因为爱听他的胡琴，还是爱听他的恭维，但我从未细想过他为什么要对所有孩子说类似的话。关于城市的模样，三福有时候会说，九十九个垸子连成一片就成了城市。有时候他又说，城市是将世界上最好的垸子拼在一起。三福还让我给刚从城里来的一个“右派分子”弄过这样的松香。“右派分子”也会拉琴，他拉的琴与三福的胡琴不一样，很像半只葫芦。“右派分子”将它叫做小提琴。他没有像三福那样用松脂作松香。“右派分子”经常收到城市里寄来的钱，他用这些钱到镇上去买回各种各样的东西，包括真正的松香。“右派分子”在三福的隔壁住了三年，他们之间很少说话。别人都认为“右派分子”瞧不起瞎子。三福却说他们是在用琴声交谈。“右派分子”在冬天里也要到深山里砍柴，我与他在古松下碰过面。他的柴担比我的柴担小，但他没有在一个少年面前害羞。他说他的才能不是力气而是智慧。“右派分子”经常手里捧着一些我们从未见过的东西，一个人站在家门口出神。遇上心情好，他也会将这些城里人用的东西给我们看，并讲给我们听。乡村的人都对“右派分子”夹在红色塑料封皮笔记本中的电车车票感到好奇。“右派分子”从位于汉口六渡桥的家里到武昌水果湖单位上班时，每天都要买这样的电车车票。“右派分子”说，城里的人都有一大堆这样的车票。还说城市离不开他，要不了多久就会请他回去。三年后，“右派分子”真的被人请了回去。
三福在“右派分子”离开乡村的前两天同其干了一架。起因是“右派分子”发现三福一个人悄悄地摸进他的屋子，并将一样东西塞进荷包里。“右派分子”于是堵在门口高声叫捉贼。三福不许“右派分子”说自己是贼，循着声音上前揪住“右派分子”，要撕他的嘴。“右派分子”不晓得老家流传的秘诀：同瞎子打架，千万别让他揪住。一旦被瞎子揪住，要么是他将别人打死，要么别人将他打死，除此之外他是不会松手的。眼看着“右派分子”要吃亏，生产队长赶来了。生产队长威胁说不再让三福“吃五保”了，三福这才松手。生产队长也认为三福拿了“右派分子”的钱或者粮票，三福执意说没拿，但又不肯让别人搜身。三福说不让人搜身时，一双瘦得只剩下几根青筋的手，像吃了朱砂的公鸡的爪子一样颤动着。生产队长不敢拢身，就要“右派分子”自己上去搜。“右派分子”也不敢。最后仍是生产队长想出办法，让人将像五百瓦电灯泡的赤脚医生叫来。赤脚医生往三福的面前一站，三福就变得乖巧无比，任凭一双白白胖胖的手，从荷包里搜出那张我们曾经见过的，从汉口六渡桥到武昌水果湖的一路电车车票。“右派分子”百思不得其解地问，自己屋里什么东西不好，干吗要偷早就作废的电车车票。到这一步时，生气的是生产队长，他大声地警告，不许“右派分子”再说偷呀贼的，不然就要扣发他的基本口粮。生产队长还说，既然这张电车车票已经无用了，那就送给三福。当着大家的面，生产队长让赤脚下医生再次伸手将电车车票放回那只荷包里。
上高中时，瞎子三福走了。三福是自己将自己勒死的。死之前，三福胡琴上的一根弦突然断了。三福随后忧郁地说过几次，他连琴弦都配不上一对，活得真没意思。我对他说，如果我在二十岁时真能进城做事，我给他买一把最好的胡琴，并请他到最好的剧场去演奏。三福说只要能到城里去，哪怕在街头拉上几曲，他也能心满意足。我又说，如果二十岁时进不了城，我就要将他仅剩的一根琴弦扯断。三福听了直笑。后来他突然问，不晓得天堂里有没有城市？还没等到我回答，他又说，其实城市就是天堂。几天后的一个夜晚，三福从胡琴上卸下那一根仅存的弦，勒在自己黑瘦的脖子上。三福死后，那张电车车票还放在上衣荷包里。电车车票上有一个用红铅笔胡乱画出来的8字。“右派分子”说过，红字是车上售票员画的，8是售票员的号码。车票划过红就不能再用了。大人们埋葬三福时，将那张电车车票好生地放在他的衣袋里，并且不无羡慕地嘱咐死去的三福将电车车票揣好，若是弄丢了，只站在城市门口，就太可惜了。
我从松树上抠出那实在不能叫做松香的松脂，放在掌心里慢慢地碾磨。乡村之事，一想起来，眼眶里就全是泪水。
有几分钟我像瞎子三福一样什么也看不清。那些将叶子丢光了的白杨、旱柳和法国梧桐不声不响地立在风中，做出一副互不招惹的样子。
松涛紧一阵缓一阵。
从松林深处传来恋人们的声音。他们也会说松涛。他们要松涛为爱情作证。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只要不合时宜地老在什么地方徘徊，总会在人的世界里引起别人的警觉。那两个人觉得我打扰了他们，一股窥视的目光老在我的身上绕来绕去。我不得不回头用自己的目光堵着他们的目光，直到他们离开松林。
放在以往，这样的心情，我非得仰天长啸才能排解。日子也不用退回太多，三五年就行。如今我对自己有了新的发现。我的胸膛开始变得像一只酿酒的坛子，世事放进越久，回味起来越醇。或者说像一棵松树，活到岁月最深时，方才悟得人生的各种滋味。一个人不是时常能与历史与现状的契合点遭遇的。一旦这样的幸运降临，任何形式的欢呼与呐喊反而都有矫情之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