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曾这样评价墨子：“墨翟也许是中国出现过的最伟大的人物”，“是伟大的科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与孔孟儒学、老庄哲学、法家学说相比，代表着民间立场草根立场的墨家学说，能够打动除了权贵之外几乎所有中国底层民众的心。杨朱的学说是“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极端强调“为自己的人”，而在墨子身上，强烈的“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以天下为己任的入世情怀；“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勤生薄死以苦为乐的理想主义胸襟；“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自我牺牲精神，感染着一代代追求精神人格的后人。以至一向追求出世超脱的庄子，也对墨子发出由衷的感叹：“一代才士啊！”墨子是一位充满了理想主义激情而且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豪侠俊杰，被皇权专制主义封杀的墨子思想，到了现代才能真正地为人们自由地解读。
在两千多年长夜漫漫的中国封建史上，作为民间思想草根思想代表的墨学，“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每逢社会处于大动荡大转型之际，墨学总会掀起复兴的势头。
墨学的第一次复兴是魏晋时期：两汉经学陷入谶纬神学，不可避免地衰落了。政治上的动乱，使独尊儒学的思想专制局面濒于解体，思想界又一次活跃起来，墨学也得到了一次复苏机会。这次复苏的一个特点，就是《墨经》中的科学思想受到重视……
墨学的第二次复兴是在清末民初：欧洲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清政府的“闭关锁国”，中华民族到了不变革就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生死存亡关口。一八九六年六月，光绪皇帝诏定国是，将“中体西用”的思想作为维新变法的政治准则宣示天下。“中外大小臣工，自王公至于士庶，各宜发愤为雄，以圣贤之学植其根本，兼博乎西学之切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成通达济变之才。”在此社会思潮大背景下，一大批民族精英纷纷把目光转向沉寂中的《墨子》，从中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古为今用”成为反封建的思想武器。明清之际的山西人傅山成为开先河之人，他不满于儒家“辟异端”的正统思想，转而研究墨学，致力于十分难读的《大取》注释。他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注《大取》的人，开了清代注释《墨子》之先河。到近代，梁启超和胡适最为大力宣扬墨学。戊戌变法的领军人物梁启超惺惺相惜，写过三部墨子专著，一为《子墨子学说》；一为《墨子学案》；一为《墨经校释》，以一个变法家的眼光审视墨子文化。梁启超对墨子的人格，极尽仰慕之心：“呜呼！千古之大实行家，孰有如子墨子耶？”赞叹墨子理论结合实际的精神。梁启超还疾呼“墨学救国”，慷慨陈词说：“只可惜我们做子孙的没出息，把祖宗遗下的无价之宝，埋在地窖里二千年。”作为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的胡适在《先秦名学史》中指出，儒学已长久地失去了它的生命力，而中国哲学的将来，有赖于从儒学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儒学应该回到它产生时的地位，即只是盛行于古代许多学派中的一派。而《墨子》才是古代中国“真正有价值的唯一著作”。发扬墨家精神是为了救国救民，民族精英们多扬墨抑儒，贯通西学，这一思潮也可看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砸烂孔家店”的民族潜意识。
墨学沉寂了两千多年，这两千多年，正好是中国君主集权专制的两千多年。历史证明，墨学的道义所反映出的本质精神，是无法苟合于集权的专制政体的，而墨学的重兴，也必然要等待君主集权制的衰亡。墨子的学说，在晚清时期重新被重视，这不是偶然的巧合，当封建专制面临解体时，思想上的专制罗网也被撕开一角，而墨家作为中国最富创造力的古代精华，其复兴与重新受到重视，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墨学两千多年来几经沉浮祸福相依的历史，机缘偶得地为我们形成历史的叠影，有了可供研究的厚度。我们正是从历史的时空隧道中回眸墨子的人生。
我们不应狭隘地把中华文化传统理解为儒家文化，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文化传统。完全忽视了当年与儒学作为并峙双峰的墨学。当年，“世之显学，儒墨二家”，是有着它深刻的历史逻辑。儒学独显，墨学隐而不彰，给中国文化带来了严重的缺陷。不论是“儒墨对立”抑或“儒墨互补”，各种思想的既针锋相对又兼容并包的格局，才能优化中国文化的内在结构。还原春秋战国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场景，墨子墨学无疑是一个很具典型性的历史折射点。写出一个真实的墨子，写出当年墨子与周围先秦诸子的“同异和殊”，也就写出了镌刻于人物身上的全部“社会关系总和”。进而言之，对“先秦诸子”的再认识，说白了也是一个当代的知识分子话题。如人之十月怀胎，在母体里就已然形成了人的五官四肢轮廓，以后只是在一定环境中的生长发育。我们当今知识分子的诸多思潮及“作派”，在先秦诸子身上无不能找到父辈母体的“遗传基因”。从这一意义上说，写出墨子也就写出了他借以施展与活动的舞台，写出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一个辉煌时期。
两千多年来，兴盛一时的墨学，像庞培古城，像楼兰古城，被掩埋在了幽幽的历史深处。然而，犹如曾有生命的植物掩埋于地层深处转化为煤藏，终究要重见天日发出光热。如唐代诗人韩翃笔底的诗句“轻烟散入五侯家”，墨家精神已经“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潜移默化地被吸收到先秦诸子的各门各派中。后人不难看出《礼记.礼运》的“大同”说，源起于墨子的《尚同》；《韩非子》对“法、术、势”之论述，也处处可见墨学《法仪》的痕迹；名家公孙龙关于“白马非马”“离坚白”的辩术与惠施“合同异”的论战中，也镌刻着墨子逻辑学的锋芒；《孟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中均有关于墨子的记载及对墨子的或褒或贬，在这些典籍里，无时无处不闪现着作为当年“显学”的墨家留存的印痕……
撰写《墨子传》，本身即是对汪洋恣肆博大精深斑驳陆离良莠并存的墨学思想的再认识过程。墨子的思想核心有十大命题：“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从这些看似自相矛盾的主张中，展现的是墨子系统思想体系的形成逻辑及这些思想“存在即合理”的时代特征。一个思想家实践家的人生经历，必然是在其思想发展的轨迹中展开。
代表了“草根立场”的思想家墨子的湮灭，是他个人的一曲挽歌，更是理想主义乌托邦的时代挽歌。
米兰.昆德拉说得好：“人类反抗强权的历史，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历史。”不能让“主流话语”淹没一个为底层呼喊的斗士的声音。
打捞中国思想史科技史上的“湮灭者”“失踪者”，其本身意义即是投向封建专制的匕首和枪矛。“复活”中国古代文化一位举足轻重的思想家，成为撰写《墨子传》的意在笔先。
千万声，千万声我呼唤着你——墨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