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常语》，是潘少白的语录体文集。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中多有诟病，认为满口道学，殊可厌。但那只是李越缦的个人品味，若不怀成见，潜心读下去，在道学的琐语之外，颇有耐得咀嚼的佳妙处。如卷上云：
草木盛时，风日雨露皆接为体，及其枯槁，皆能病之，此草木气机内仁不仁之别也。
这里的“草木气机内仁不仁之别”，系指内在生命质素的质量。
不仅草木之事有这般规律，联系到人生又何尝不如此。俗语说：少年之时人找病，人到暮年病找人，便是此理。青春的肌体有喷薄欲出的活力，迎头的风雨，恰如惬意的沐浴，在雨雾的蒸腾中，心中的躁郁正可得到淋漓的倾泄；而暮年之人，生命力退化了，生命如一豆炷火，微风便可将颤抖的焰光熄灭，老年人作一种退避与防范，乃是情理中事。所以，面对人世间的风风雨雨，激活自己的生命力和生活热情是头等要做的事。与其怨天尤人，使气斗狠，不如把恩怨、情仇、得失看得淡些，磨炼出坚强的承受力；与其事事寻找依靠与傍附，比如奢求金钱、权势和名利等绚烂的东西，不如平静地积蓄生命能量，使自己具有一副健康的体魄和强健的心智。
健康的体魄，可以在迎接物质的困窘和磨难中，更有生活的自立与自信；强健的心智，可以在抵御精神的侵害与污染中，更有内心的安妥与快乐。耕助不辍的农人，不仅积贮了稻谷，更获得了身心的健康，不会得“富贵病”和种种怪病；鲁迅那般心智强健的人，读了扶乩的书婊子的书，亦不会成为相士与嫖客，只会更深地洞悉世道人情，更好地关照人生。
之于社会，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不会直接制造弊端，关键在于社会的承接能力，这个道理乃不言而喻也。
三
陆放翁的随笔集《老学庵笔记》，对民俗风物有很个味的记述，堪可耽磨。最令我生出兴味的是卷八上的一段话：
北方民家言凶辄有相礼者，谓之白席，多鄙俚可笑。韩魏公自枢密归邺，赴一姻家礼席，偶取盘中一荔枝欲啖之，白席者遭唱言曰，资政吃荔枝，请众客同吃荔枝。魏公憎其喋喋，因置不复取，白席者又曰，资政恶发也，却请众客放下荔枝。魏公一笑。恶发犹云怒也。
魏公那一笑，是很尴尬的一笑：吃荔枝不可，不吃荔枝亦不可，一切都缘于在“白席”之上，有一群吃惯“白食”之人。
直截地说，无论在哪个年代，中国都有吃“白食”的人在。这是好逸恶劳的一群，凸现着人性中不劳而占有最俗恶的一面。在官场，官场身后，总有一帮“帮吃者”，依靠官人吃“白食”；即便盲人不吃，他们也要吃，一是他们吃出了习惯，二是吃“白食”已成了官场运作机制中的润滑油，没有这种“润滑”，机制中便会传出不谐和之音，官人只得在“白席”之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径自白食，白食，白食下去世风便也一天一天颓败下去。
爱占便宜是人的一种天性，喜吃“白食”便是很自然的事。哪个官人不想吃“白食”呢？能不能吃得上，是地位的象征；能不能更多地吃上，是权力的象征。所以，事实上，在“白席”之前，官人很难有断然不食的决心；因而看一个官人做得好不好，其实很简单，就看他管住管不住自己的一张嘴，在“白席”的色香味面前，有没有自控能力。
即便管住了自己的嘴，也还有吃“白食”之嫌，因为你仍奔走于“白席”之间，仍被食客包围着，俗语道：“裤兜子抹黄酱，不是屎也是屎”，你无法分辩清楚。
为了避免魏公那般的尴尬，其实很好办：离“白席”远一点。
这也许是幼稚天真之说。
11.读《郑板桥集》
读《郑板桥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以其《十六通家书小引》为诱因。小引云：
板桥诗文，最不喜求人作叙。求之王公大人，既以借光为可耻；求之湖海名流，必至含讥带讪，遭其荼毒而无可如何，总不如不叙为得也。几篇家信，原算不得文章，有些好处，大家看看；如无好处，糊窗糊壁，覆瓿覆盎而已，何以叙为！
从小引中，透见板桥为人之朴质古道，为文之诚实洒脱，给人以逼人的魅力。
今人作文者众，有不少人，每草草写上几篇，便仓促成集，再匆匆乞名人要人作序，以序托文名。我有买书癖，见坊间新著如林，很是欣喜；再一看书的序，名家赫然莅止，称誉之词凿凿，便将书买下。回头展卷，却不堪卒读，便弃之屋隅。我的藏书中，有不少的次劣货，概因为此。序之于书，正如人之眼，是极该珍惜的；被虚荣名利假借得久了，便失了清澈和坦诚，便让人感到惋惜，甚至生出厌恶。所以，读到板桥小引，便被吸引，自是情理中事。
板桥集中，最甘醇处，是其论读书作文之道的书信。在《潍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一书》中，他认为：“读书以过目成诵为能，最是不济事。眼中了了，心下匆匆，方寸无多，往来应接不暇，如看场中美色，一眼即过，与我何与也。”板桥所系，即对好书，须耐久展玩，其微言精义，愈探愈出，愈研愈入，无可穷尽。其旨已属不新，但他把匆匆读书，比作“如看场中美色”，却如雨后新竹出，生动特辟。今之市井“美人”，脂粉味浓，观其皮相皆美艳无比，欲辨美人真假，那匆促一瞥便很靠不住。若为真“美人”，欲赏其丰韵，亦非匆促一瞥所能及，眼观总不如心仪是也。所以，读书之趣，不在眼读，而在心读。
在《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五书》中，对堂弟郑墨决意学诗之事，板桥手示曰：“作诗非难，命题为难。题高则诗高，题矮则诗矮，不可不慎也……吾弟欲从事于此，可以终岁不作，不可一字苟吟。”这是很有分量也很苛刻的话。而鲁迅谈文章写作，也曾说过：选材要严，挖掘要深，行笔要洁。概文章大家均严格地遵奉着这样的原则，以致文章不朽。
但以这样的原则为圭臬作文，作为文人，须有大毅力，耐得住大寂寞，有一颗向佛的心。这要吃很多的苦头啊！目下，追求物质的人多起来，文人也有些贬值，文人的心难免要浮摆；好在报章杂志林立，发表文章不太难，得一些虚名也容易，这对文人是个安慰。但寻求安慰之途有多种，何必依仗穷酸的文途？所以，要做文人，还要有大理想，还要把境界超拔起来，还要磨出好文章。好文章是文人的命根子啊！做不出好文章，莫不如做个好商人，好商人不也很让人尊敬么？
郑板桥对于“文章”，有他极个性的主张。他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体“圣贤天地之心，万物生民之命”，不是徒托空言就能为社稷民生解决问题的。只有“敷陈帝王之事业，歌咏百姓之勤苦，剖晰圣贤之精义，描摩英杰之风猷”，这才够得上“文章”。此外，一切都是不必要的，没有多大意义的，甚至是有害的，他说：
文章有大乘法，有小乘法。大乘法易而有功，小乘法劳而无谓。五经、左、史、庄、骚、贾、董、匡、刘、诸葛武乡侯、韩、柳、欧、曾之文，曹操、陶潜、李、杜之诗，所谓大乘法也。理明词畅，以达天地万物之情，国家得失兴废之故。六朝靡丽，徐、度、江、鲍、任、沈，小乘法也。取青配紫，用七谐三，一字不合，一句不酬，拈断黄须，翻空二酉，究何与于圣贤天地之心，万物生民之命？
他把“文章”的品位以佛教的大乘、小乘作比，崇大乘而黜小乘，崇六经而黜百家，很显然是他儒家思想的体现。他还不止一次破口大骂一班不务经世之学的文人才子：“凡所谓锦绣才子者，皆天下之废物也！”并说：“古人以文章经世，吾辈所谓风花雪月而已。逐光景，慕毅色，穷嗟困，伤老大，虽刳形去皮，搜精抉髓，不过一骚坛词客尔，何与于社稷生民之计，三百篇之旨哉？”板桥的话，不无偏激处，但做文章，着眼经国大业，反映时代大潮；贴近万物生民，歌咏百姓勤劳；不做浮飘文章，不无病呻吟，不自哀自怜，当应俯身掬心而取之。
另，看不起“锦绣才子”者，非板桥一人，历来为世人诟病。这并非公允：文章不一定都要经世，不经世的文章，只要不谬，便对人伦世情有滋润的作用在，“锦绣才子”便仍有存在的必要。但，若“锦绣才子”入世一些，感情“粗砺”一些；而一些陷入物欲声色、渐渐走向感情荒漠的所谓世人，心中多一些“锦绣”之气，我们的世界可能会更美好些。
12.爱情，忧郁的母语
此为1994年9月6日，天气阴沉。
在阴沉的天气，人的身心均不很舒畅；腰肢酸涩，走起路来，不跛亦踱；心里则有一层很厚的忧郁。便想排解的办法。
在凡常人家，有两种好的排解法：一是蒙头大睡，一是吆三呼四，围桌聚酌。从了几年文之后，这两种清享，都已无福消受了。首先是没有了以前无忧无虑的心境，夜里都常被失眠困扰，昼间便更难以入梦乡。其次，与人聚酌，与情趣相投者，才喝出“杯里乾坤”的晴朗和妖媚；与感知相悖者举杯，“酒里日月”总灰黯不堪。自己知道这是臭毛病，但心性使然，不好改变。又，在眼下，友人们都在忙“生计”，应急的酒，便不易喝起来。就干脆不喝。
排遣忧郁的方法，则只有一途，便是读一本喜读的书。
桌上本有一本余秋雨的《文明的碎片》，却正巧被一位小友借去了。案头无读得下去的书，心里倍感凄惶，就到街上去，奔小城那家唯一的书店。架上上眼的书很少，只一本《戴望舒名作欣赏》差强人意，便有些犹豫；对“名作欣赏”类的著作，我颇不以为然，对作品的体验是极个人化的，别人的感觉总归是别人的感觉，此其一；其二，是已有一本全编的戴氏诗集，只是亦被人借去，归期尚远。再看那书价，不太厚的一本册子，13.5元，价颇不菲，便坚决地走出书店的门。
走到街上，看到雾下得愈来愈浓，陌生人的面孔便更陌生，心头的忧郁就又加了几分。猛地转回书店，买下了那本《戴望舒名作欣赏》。
回到案边，只读戴氏的诗，任那些密密麻麻的赏析文字，如无言的蚁，从眼下自行溜过。戴氏的诗，我是读过两遍的，但奇怪地，从来没有这一刻更强烈地扣动我的心弦。他的诗是忧郁的，正契合了此刻他的读者的心情。以前读之，是怀着一种仰视的赏玩的姿态，总有些隔膜隐隐地挡在中间；今天，是在平等层面上的心灵交融，感到那个忧郁麻脸的戴望舒就坐在忧郁的微胖的我的身边。因为我们都忧郁着，开启了心灵对话的空间，忧郁便稀释了。
于是，把一本书读得有生命了，觅到一个与书对应的心情，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温床。此一得也。
戴氏的诗是属象征派的，女性的意象，被他运用得比女性本身更妩媚：
她默默地走近，走近，又投出，太息一般的眼光，她飘过，像梦一般地，像梦一般地凄婉迷茫。
这样的女性，是让人从心底生出爱怜的。作为读书人，爱诗中这个意象的如梦般摇曳的女性，比爱自己的女人更多几分神清意爽的味道。我私心认为，男人看女人有“三性”，即：知性、感性和神性。知性，是抽象的概念的常识化的女人，这只是对性别符号的认知；感性，是对女性的实际体验，有强烈的现实的占有性；神性，包括对女性本体的圣化和对女性感情的圣化。“感性”的泛滥，会使女人沦为器具，亦会降低男人的生命、人格的档次，而对女性的圣化的那一轮“神性”的晕光，会让男人重新体验到女性那“太息一般”的美好，这是男人的自我拯救。戴氏的诗，正是唤醒男人沉睡的对女性“神性”感悟的嘤嘤笛音。此二得也。
戴氏的忧郁，在他的爱情诗中氤氲得最为浓厚，沉吟之余，便大胆地想；忧郁的母语，是不是就是爱情呢？当一个人爱的时刻，心被激情充盈，眼前一片空茫，不知在朝着怎样的人生盛境走下去，“空白的诗帖，幸福的年岁”；当一个人失去爱的时候，感到所经历的一切都无意义，心里有莫名的悲哀、凄楚和无奈。所以，爱情其实是一种忧郁的情绪，而被忧郁包裹的心是脆弱的、机敏的，是受不得外界的刺激的。于是，对感情的过于执著，便是一种伤害，首先是伤害了自己，其次是伤害了所爱的人。在爱情场中人，能够明白这一点，是有益处的。此三得也。
戴氏的诗读完了，天气依旧阴沉，但心灵的天空却已晴朗无云。那本书随手送给了身边的一个青年，青年很感激。他并不知道，此书在版本上对我的无意义；它只是我在阴沉天气里买的一瓶可口的酒，酒喝完了，瓶子自然就扔掉了。
13.过严谨的生活
在写作《复活》以前，托尔斯泰写了一个篇幅较短、却在他后期作品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并一度被禁止发行的小说，便是《克里采奏鸣曲》。这篇小说虽远远不能与托翁的长篇巨作《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及《复活》相比，但我对它的阅读兴趣却远远超过托翁的其他任何著作。前后曾读过四遍。
这并不说明我的欣赏品位低下，而是这篇东西既短而又最能代表托尔斯泰的艺术精神。托翁是一个对生活把有极端严肃精神的人，他作品的宗教气息、说教气息很浓。他除了把自己的思想纳入形象——用小说“说教”外，甚至迫不急待地用论文的形式直接“说教”。而《克里采奏鸣曲》是他形象“说教”中，最简洁、最激昂、最让人容易接受的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