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这是他能讲的全部中文了。但是这一句洋腔中文在屋子里弥漫开来，荡漾开来，空气变得温润起来，光线变得柔和起来。他站起来拉起玉琪的手，亲热地拉着玉琪往偌大的律师楼里边走。玉琪心想他要把我拉到哪里去？律师楼大，几十名律师在为这皇家御用大律师工作。他一路把玉琪拉到他自己的办公室，那么阔大豪华，摆了那么多的艺术品、雕像。这间像艺术馆似的屋子里，除了艺术品，就是艺术家——玉琪是艺术家，大律师也是艺术家。大律师谈伦勃朗、毕加索、梵高，当然，用英文谈。杨玉琪谈梵高、毕加索、伦勃朗，当然，用中文谈。艺术本身就是世界语，大律师讲话的意思杨玉琪懂，杨玉琪讲话的意思大律师懂。两人携手在艺术世界里遨游了一个多小时。
当然，这种谈话不按马表不收钱。
后来大律师又请玉琪到他家共进早餐，看他家里的艺术品，看他的游艇，两人好像已经坐了游艇，酣畅地在艺术世界里驰骋。他们再无语言障碍，只有对艺术的膜拜。
玉琪想，艺术，是真正的世界语。那么国画又怎么找到世界语让全世界的人都能懂得呢？
从多伦多开车五分钟到香港
九八年十月十二日
红个嫩，绿个正，黄个透，蓝个纯。蓝天的背景下，我好像看到了色彩的博览，美丽的竞选。各种色块的枫叶堆聚成山，堆聚成峰。又像一张美丽的大幕，把世界围住。整个世界暖色溶溶。冬青也疯红，松树也柔美金黄，不像天生像人工。那是什么树？没有树叶地掺在枫树群中雾也似的朦朦胧胧。这里美得叫人觉得无一不美，没有树叶也是一种美，一种独到一种特立独行。白桦依然地白越发地白，越发地点缀得这个世界斑斓缤纷。每个人都鲜明单纯，大地才这样地色彩纷呈。
我昨天午夜抵多伦多，今天拂晓就被玉琪、丽君叫醒驱车直奔阿岗昆自然保护区看枫。看了枫就好像明白了加拿大。枫的丰富一如加拿大的多元。加拿大的包容，又一如美丽多彩的枫。
晚上到一家叫“贺鸿生”的中餐馆，离玉琪家才五分钟的汽车路。我一走进去，真不明白这是在加拿大还是在香港？阔大的餐馆里没有～个英文字，一色的中文繁体字。好像，从多伦多的玉琪家开车五分钟，就到了香港。
来这里才两天，就发现各种餐馆里，中国人真多。在多伦多，一到七八月，老外们纷纷度假去了。听说某人没出去度假，在自家后院猛晒太阳，把皮肤晒黑了，表示也是度假回来了。每个假期后同学们和莱斯理相见总问：你去哪里了？就是说你去哪个国家了。这种通常的见面问话。好像中国人过去见面常说的：你吃了没有？
中国人尚吃。“贺鸿生”餐馆人头挤挤，话语嗡嗡。殷勤的经理在餐桌间巧妙地滑行——他走路连跑带滑，最后几步总是靠惯性滑过来的。不这样就接应不了一桌桌、一批批的顾客。穿旱冰鞋滑行的不算稀奇，不穿旱冰鞋也能滑行的才算稀奇。如果让卓别林看到这样一位经理，一定会学他的快跑几步滑行几步，然后搬上银幕。经理吱溜到我们桌前，我说，你真辛苦。他说：不很辛苦，没有钱赚才辛苦。
“贺鸿生”所在的一圈商店，几乎所有的招牌上全是中文字。
从玉琪家出去三公里内，这样的中文圈有大约八九处，每一处都有几十、上百家中国店。我坐在车里一路看，“皇上皇”、“大三元”、“好运来”、“天华楼”、“回春园”……在多伦多，这样的中文圈至少有几十处。
老外吃汤圆，问这馅儿是怎么进去的？香港小女孩生母亲的气，故意讲法文，叫母亲听不懂（四年级开始有法文课）。老外讲国语讲不大，对人说玉米“要年轻一点的”（他想讲要嫩一点的）。大陆新移民要饮料，服务员问：“ACo？”新移民不懂。服务员又问：
“ACo？”原来这里把一罐可口可乐简称为ACo。
女皇运来郁金香
九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玉琪让我猜谜：“零存整取”打一国名——加拿大。
我觉得加拿大比起Canada更像Canada，也就是说，“加拿大”这个译名很像加拿大这个国家欢迎各国移民的包容和大度。
据说当年荷兰女皇带着身孕逃难到加拿大首都渥太华。荷兰的传统是生女才能继承皇位，但必须是生在本国的。加拿大就立刻指定女皇住下的那一块土地归荷兰，插上荷兰国旗。后来，女皇在渥太华的“荷兰”生下一女。后来，荷兰女皇每年春天为渥太华为加拿大运来大批郁金香。
玉琪是清晨五点把我叫起来的。昨天他驱车带我开了六百三十六公里，在他不算多。今天喊我早早上车去渥太华，总想让我早一分钟到多一分钟看。
我一上车，他第一句话照例是：“你可以睡了。”当然，他是不可以睡的，有人绝对清醒，才能有人绝对糊涂。任何的幸福都是有代价的——或者自己付出的，或者是别人为你付出的。
一上路就见一个红灯。清晨五点的路口，无事无入。要在国内很多地方，车早开过去了。可是玉琪只不动。一个有序的地方，秩序长在每个人的身体里。
从多伦多到渥太华的四百四十一公里，哗哗地甩到我们脑后了。十点来钟我们走向国会山。这里，参议院有一百零四个席位，众议院有三百零一个席位。国会开会时，先要将象征立法权威的权杖放在桌子。议议院开会时，议长坐在会议厅一端的高椅上，议员分坐两旁：执政党在右边，反对党在左边。
我们一步步走近高耸的国会山的时候，一个问题越来越大地挡在我的眼前：我们能进去吗？
门口有一些人正要进入国会山。一位女性显然是国会工作人员。我找到她，说我们从中国来，可以让我们进去参观国会吗？她和气得像一只大苹果。她说十点五十有个参观团，我们可以跟这个团进去。“大苹果”又关照里边的服务员，说十点五十的团里有两位中国人，请准备两份中文说明书。
就这样走进国会山，就拿到了中文说明书。我，一个从中国来的外国人，就这样简简单单地开始参观加拿大国会。加拿大真是加拿大。还可以照相，还有小卖部。主要是有国会山标记的各种商品。国会兼营小卖部，并不降低什么，反而觉得国会的平易、亲和。
走向国会图书馆的时候，有人叮嘱图书馆内不能照相。我不明白为什么图书馆那么神秘？在一层层19世纪的拱形顶下，有一个显得那么小小的门。推开那扇小小的门，便会有一个小小的一不，天！这是什么地方？我好像走进了一幅名画，一幅辉煌的经典的油画。那阔大灿烂的三层楼的图书馆，好像歌剧院的三层包厢。一本本书像一个个贵族似的坐在一层层一格格“包厢”里，俯视着一个个走进来的本国人外国人。
不少图书馆工作人员在工作，没有一丝声音。当然，油画里的人怎么会发出声音？感觉中，这些人只是在白天会动，夜里一定被定身在这幅油画里。而名画，自然不能照相的。
电脑可以取代图书馆的库存，但是电脑永远不能取代图书馆的雍容美丽。
走出图书馆回头再看看那个小小的门，想起那个石门开的童话。好像只要在山前叫一声石门开，山洞就大开了，里边堆满了耀眼的珍宝。
离开国会山的时候，是中午十二点。国会山的钟声响了。我以为，或许国会山上会旋转出一些跳舞的木偶。我浸在好听的音符里，盯着国会山看，没有。没有跳舞人。我只觉得我自己旋转过了，舞蹈过了，陶醉过了，荡漾过了。
傍晚，玉琪驱车开进蒙特利尔市。蒙市都讲法语。玉琪下车问路，对方讲一堆法语，我坐在车里很笃定地看玉琪听法语。法文他一个字也不懂。但是，如果他听英文靠理解，法文他也一定能理解，果然他笑笑地回来了。我说你问清楚了吗？他笑：我连英文都会说了，还不会讲法文？
迷路的詹姆斯
九八年十月十九日晚
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的张晓凌，是玉琪的朋友，又是我的朋友。她邀我们去蒙特利尔，就住她家，让我们一到蒙市就与她的法裔丈夫詹姆斯联系，让他驱车接我们。
玉琪先把车开到一家叫Sear’s的大商场前。有这么大一个标记，詹姆斯好找。可是玉琪又怎么能讲清Sear’s的方位呢？
就见玉琪用，手机拨通了詹姆斯的电话，然后飞快地把手机塞到Sear’s门口一个正在抽烟的男人手里，让詹姆斯用法语问这位抽烟人。
玉琪对我讲，他感觉这位抽烟人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了，显然是对这一带很熟悉的，让他讲方位一定清楚。
然而詹姆斯一直没来。
我和玉琪坐在Sear’s门里的长凳上。Sear’s里的商店全部关门了。走来一位警察，问我们有什么事？需不需要帮助？我常常觉得加拿大的警察好像圣诞老人似的可亲。我说谢谢，我们没什么事，我们在等人。
然而人呢？
终于一辆车驶向Sear’s，急匆匆走出一个手拿地图的人。“你是詹姆斯？”沃（他把“我”念成“沃”）也秘（把“迷”念成“秘”）路了。詹姆斯用他的法式汉语说。
詹姆斯就爱钻书本，尤其钻东方文化、中国文化的书本。他很清楚琉璃厂在北京的什么方位，却拿着地图也找不到Sear’s在蒙特利尔的什么地方。于是“沃也秘路”了。
现在踏实了，詹姆斯的车带路，我们跟上就是。
詹姆斯开车，这里，我们紧跟。詹姆斯开个飞快，完全不从汽车后视镜，上看看我们的车是不是跟上。玉琪开车，从来注意着前后左右，自己的车不出事那是当然，也不能叫别人的车撞上自己的车。然而詹姆斯一个路口一个路口地疾驶而去。他的车过去后正好是红灯，我们的车过不去，中间拉开了距离，中间又插上别人的车，我们如何找他去？
“乖乖！”玉琪喊：“他这么开车哦，乖乖！”
后来听晓凌讲，中国的家庭，大半是丈夫开车。这里，她刚学会开车，詹姆斯就毫不在乎地说：你开。然后带了两个儿子全坐上晓凌的车。“我们全家都在车上！”晓凌说。
我想，詹姆斯如何地酷爱中国文化，他终究是法国人。玉琪如何地在多伦多如鱼得水，他终究是中国人。晓凌如何地在法语世界里游刃有余，也终究是中国人。詹姆斯和张晓凌一个是讲汉语的法国人，一个是讲法语的中国人。
九八年十月二十一日晨昨天早上醒来，晓凌已经去电台上班了。詹姆斯也早和儿子一起吃过早餐了。他飞快地对我说：这是盐，这是蛋，这是奶，这是面包……就是说，我要吃什么就取什么。最后指着地上的猫笑：
“还有猫。”说完就走了。
西式早餐，哪里都差不多。我和玉琪很熟悉地把该吃的都吃了，主人不在跟前，倒也自由自在。
今晨下楼时，晓凌正在为我们忙早餐。晓凌的潜意识里，一定想在最短的时间里给我们最多的友爱。吃，吃。她不断地招呼我们。
詹姆斯过来了，他走到我身边学晓凌的语调说：“吃！”又走到玉琪身边学晓凌的语调说：“吃！吃！”然后对我们发表公开演说：你们一定觉得昨天早上比今天吃得好。
在詹姆斯看来，吃东西，自已想吃什么吃什么，何必叫别人吃，吃。
西方入更科学，中国人更情感。西方人变不成中国人，中国人也变不成西方人。不过西方人詹姆斯也是很情感的，他为我们做了早点小松饼，又往我们车里塞进几只，说：“要不你们会饿死的。”
（后来我们常常学詹姆斯说话：“沃也秘路了。”实在是喜欢这位喜欢中文的法国人。）蒙特利尔最多的是教堂。蒙市的很多地名都带个“圣”字。夸张地说，不管朝哪个方向砸块石头，都会扔在教堂的玻璃上。在我看来，不去圣母院和大教堂，等于没到蒙特利尔。昨晚七点多我们到了蒙特利尔大教堂前，这是北美最大的天主教堂。这个时候，教堂还开着吗？夜包裹着教堂，杳无人声。前边有两个小门，推推看？
推不开。不行了，关门了。我们正要走，就见一个大人带着一个小孩从另一个门里出来了，能进？再看刚才推的那扇门上，分明写着EXIT，出口。教堂的神圣感叫人诚惶诚恐，看见门就不容易了，哪里还看得见字？
教堂里一排一排地还有不少人在祈祷。每一个视角都是最艺术最圣洁的建筑。信仰可以化出怎样的智慧和想像！怎样的细腻和力量！怎样的不可思议和无与伦比！教堂的顶那么高，一定与天国很近，在这里说话，上帝一定能听见。我不知不觉走向前排，再走向前排。总觉得好像越往前走，与上帝越近。我坐下来，闭上眼睛，我知道，现在，上帝看见我了，上帝会保佑我的，我对上帝说我对上帝说的话，当然只能让上帝一个人知道。
我从教堂出来的时候，再不记得我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只记得，刚才，我和上帝走得很近，很近。我不想站起来，我在信仰的光芒里，向教堂的顶上渐渐升去。
在前世荡秋千
九八年十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