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岁月的栅栏，一边是我们经历过的往事。凝固了爱的姿态。另一边是通往明天幸福之殿的大门。唐山人格外喜欢“福”字。最近我把自己的一部长篇小说取名《福镇夂由此改编的电视连续剧也叫《福镇》。逢年过节，唐山人在门上、窗上贴“福”字。大难之后必有后福。唐山人愿幸福永远环绕这方土地。在携手共度的人生旅途上，实现唐山人独有而珍贵的愿望……
记住这份情感。
时下流行一首歌，名叫《心会跟爱一起走》，当我拿到《小说月报》的时候，我就会真诚地说，心会跟刊一起走了。我第一次读到《小说月报》的时候，是1980年在昌黎师范读书。当时文学是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直到现在文学圈里的人还留恋曾经有过的辉煌。我觉得在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今天，是《小说月报》等选刊为文学留下了一条辉煌的轨迹和参照。同时她又是办给读者的刊物，她不仅仅是商品位的精神文化启蒙，而是让读者走向人的意识的自觉，行使“上帝”的权力，喜爱这样一本刊物，宛如心与心相连。
我是先从《小说月报》的读者，后来成为作者的。真没有想到我的作品，能连篇被《小说月报》介绍给了大读者朋友。我深深地感激《小说月报》和百花文艺出版社关心我的老师们。这些编辑老师后来都成为我的朋友，年长一些的是“忘年交”，年轻一些的是哥们儿。然后在我的心目中，这些编辑老师的形象与刊物的形象融为一体。有一次在天津开会，我听到一位编辑老师说，小关是我们“百花”的朋友。我听后十分感动和自表，“月报”没有拿我们作者当外人，同时也没拿读者当外人，从每期的“读者·编者”栏目里读到的一封封热情来信，就可明白一切的。
作为一名作家，要用形象来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一份态度，这份态度是我自己的，那份态度是他自己的，…刊在手，佳作纷呈，就使我们感到每一期的《小说月报》表达了丰富的、更多的、乃至人类的东西。使我们为之激动，也为我们作家带来责任。
在文学圈里，对《小说月报》有句美传：说“月报”有眼力，看准了苗子真心往外推。读者从“月报”往外推人的做法，也时时做出客观的反映。我就是“月报”推出的文学新人，慢慢就成为“老人”了。我时常感到幸运。当1992年选载我的中篇小说《红旱船》和《蓝脉》时，我听到编辑老师说到这样一个观点：选一篇名作家的作品，是锦上添花，而选一位新人的作品，则对他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也许会影晌他一生的道路。尽管新人的作品还不太成熟，但是写出了人民关注的问题，反映群众的呼声和愿望。我觉得这话很实在。最近，我们看到不少新人佳作从“月报”推向读者和社会，可喜可贺。
《小说月报》是我敬重和喜爱的刊物。伴随我的生活写作已有十六个年头了，但愿以后还是月月相伴，心会跟刊一起走。生命文本的风景，复活在贵刊春天的纸页里。两百期，值得庆贺，同时也透达了编辑老师们的辛苦。还是那句老话，没有欢乐的日子阅读便是欢乐。用爱心，伴随您深邃的眼睛。可以忘却彼此的名字，却忘不了一种情感，您智慧的光亮，照彻几十万读者久久等待后的喜悦，值得！
少年杂记
眼下人们总是盯着尚不确定的明天，常常忘记了昨天。其实静心一想，昨天更值得珍视，特别是少年时代。那是一个清纯多梦的季节。我觉得那时的童心，好比一顆水晶球，晶莹透亮。一个梦，一则故事，都是热爱生活忠实于生命的，为我们的未来孕育着力量，将五颜六色折射到自己生命的每一个角落……
我生在河北大地的冀东平原。童年和少年是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度过的。小村叫谷庄子。村头是一片片的麦地、棒子和高粱。从县城河头发源的一条煤河从村头流过。听爷爷说，这条河是光绪八年洋务运动时挖的运煤的河，河头镇的上游是唐山开平镇。开滦煤矿的煤由这条弯弯曲曲的煤河运到天津塘沽口岸。
少年时，放学了，我和伙伴们到煤河岸上玩，与岸上的古槐友好地生活。我的心在河边等待，长时间地寻找煤河诉说的童话。我记得，河岸没有花，只有杂草。找不到鲁迅先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浪漫。当时很穷，我在河堤上挖野菜，带回家让妈妈做成菜团子吃。少年时天真纯朴地亲吻自然，尽管那么困难。记忆中最深的那个故事，培养我成为信念的蠃家。
奶奶的故事里讲，早年间的某一天，煤河上飙来一条小船。从船上走下一位瞎眼爷爷和一位小女孩儿。他们是说书艺人，到我们村里说鼓书的。他们本来就挣不了几个钱，瞎眼爷爷又病了，愁構小姑娘直哭。村里人就将老爷爷送到县城河头镇的仁慈医院。谁知仁慈医院并不仁慈，见他们没钱，就将爷孙俩赶出门外。瞎眼爷爷熬到冬天，就撑不下去了。老人在弥留之际，吃力地从怀里掏出…个写古文的黄手帕，塞进小姑娘手里，断断续续地说：“孩子，你把它留在身边，等到大年三十的那一天，你要是缺啥，就跟它要，它会给你的，会给的。”说完，瞎眼爷爷就咽气了。小姑娘接过黄手帕，悲恸极了。从此，她带着黄手帕沿煤河串村乞讨，等待大年三十的到来。可是，到了大年三十那天，无依无靠的小女孩儿，就像丹麦作家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中可怜的孩子那样，孤零零地躺在雪地上，她红肿的小手紧紧地抓着怀里的黄手帕，虔诚地祈求黄手帕显灵，给她带来房子和粮食。没有，任她千呼万唤，供在眼前的还是那只黄手帕。小女孩绝望地哭了。她失去了生的力量。是我们村里卖烤白薯的白发老汉抱回了小女孩，养活了她。她想念爷爷，又恨爷爷，黄手帕显灵是犏人的。真正降福女孩的是那位卖烤白薯的老人……
听奶奶讲这个故事，是我的少年时代。就在那时听到了破迷信，呼唤人间真爱的故事。它一直教育我，这世界的救世主就是我们人类自身。米兰#昆德拉说：人一思索，上帝就会发笑。真有上帝么？我们今天回忆这段故事，是少年时代对我人生信念的启蒙。在现实中告别的，都在回忆中相逢……
人的生命像我故乡煤河岸上的槐树，用许多奋斗的汗与泪浇灌。它要忍受季节的绿肥红瘦，终究不曾低头，乞讨和等待是徒劳的。只有拼搏才能找到笑看天下的山峰。少年有苦难，也有许多希冀。我回想那时，就是告诉自己如何珍惜今天。人生光阴的一段长河里，有一瓣恒久的心香。少年时代，透明的生命。
“面的”是个万花筒
时下时髦把很多东西都往文化上靠，有人把出租汽车“面的”的兴起，也联系成文化现象来谈。我说不出它是文化的哪一种，但对“面的”还是很有些感情的。尽管“面的”有拒载、宰客、安全系数低和速度慢等缺憾，但它的优势也是显而易见的：便宜，堵车不跳字，载人多，具有平民普及意义。与任何事物都分档次一样，车也是分档次的。车的等级，会引发出坐车人的不同感觉，我觉得打“面的”的人也是形形色色。如果说，生活是一种回声，“面的”是生命的载体，在“面的”世界里，生命该是怎样的一种回声？我想也应该是五彩缤纷的。
对于热爱生活的人来说，坐“面的”也会十分欢愉，心里十分兴奋；对于厌倦生活的人，即使整日坐“奔驰”，恐怕也看不到窗外美景，心灰意懒的。人活一种感觉，有一次我的“面的”感觉就十分难忘。1994年10月，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领《人民文学》杂志社的小说奖。午饭后，获奖作家张宇、刘醒龙、石钟山、徐坤等朋友鼓动该刊大编辑李敬泽到哪儿玩玩。李敬泽说去我那里玩。当时我正在亚运村一家公司里混。我们就出去打车，我先迎来一辆“夏利”，心里想，这么多人，打两辆“夏利”也装不下，先走一辆“夏利”，后边只能坐“面的”了。我就让敬泽带女士们先坐“夏利”走了，我和张宇、刘醒龙、石钟山等人坐“面的”，上车就嘻嘻哈哈地侃开人多话茬儿也丰富，夭南地北说一通，一路匕非常开心。当时我就想，“面的”挺好的。到奥体中心东门，汇合了李敬泽他们，李敬泽还说了句，还是坐“面的”好，多热闹。我猜出他跟女士们坐着拘束』？谁乜不能禁止人说笑，但说笑也是分环境的，是“面的”给，我们一个环境。这环境包容着文学与友谊，激励和快乐。这样的聚团儿，人生有几何？
我认识一位大款，手提大哥大，腰里有硬货。他为人豪爽，请吃饭也大方，自己也有一辆宝马牌豪华轿车。有一次，我们共同办事，他的专车被人借走了，只好到公路旁打的。“夏利”和“皇冠”一辆接一辆闪过去，我以为他该坐好些的车，可他专打7“面的”。我可以推算这位大款打“面的”的心理。如意的生活便是平凡的生活，“面的”载动着人们的平凡生活。这里也有我们看不见的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