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餐过程中，大家谈论了一些话题，还就一些时尚问题和社会现状进行了讨论，这样的谈话适合津子围，他时时迸发着新奇的念头和说法，而孙博士就显得捉襟见肘。也就是说，开始活跃的是津子围，而到后来，津子围变得少言少语，甚至沉默起来，恰恰是孙红兵活跃起来，他真刀真枪地对李司发起了进攻。李司大概觉得很受用，她爽朗地笑着，笑得太肆意了，一点庄重感都没有。——在这一过程中，我如同节目的组织者，把他们组织在我这座经常沉闷的老房子里。同时，我也是节目的欣赏者，看两个成熟的男人和一个女人第一次聚餐的生动场面。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社会伦理的角度，你都会得出一个新鲜的结论——以往，我们习惯这样看问题。
聚餐结束时，孙红兵已经在与津子围的竞争中占了上风。李司离开餐桌前对孙博士说：一会儿，我可有私人话题同你谈。李司瞅了瞅我和津子围补充说：是关于医疗方面的。
津子围瞅了瞅我，他眨了眨眼睛。
我猜想津子围所以在晚宴的后半段表现得漫不经心，大概他又进入到他所谓的“放弃”境界，这样的结果也符合他的性格逻辑，在这一点上，他与我一样，同属于观念男人，由于观念的拉动，显得十分“挑食”，而孙博士不同，他是本色男人，他不会放过任何机会的，尤其像李司这样——至少在表面上显得很有教养、很有品位，并且，长得也算好看的年轻女人。
晚宴结束，我和津子围坐在壁炉边的沙发上，他不喝咖啡只喝茶，我就陪他喝茶，我们聊起了“五月女性俱乐部”的事。孙红兵则和李司到了露台前的躺椅上谈有关“病情”。我对津子围说，俱乐部的事，你让我很尴尬。
津子围说，那有什么尴尬的，我不去，有的是人愿意去。
我说我已经对云舒做了承诺。本来，是云舒点名让你去的，我对她说肯定没问题，我保证能让津子围去，结果，我很没面子。
“可你当时没说。”
“我是没说，你当时的态度那样坚决，我想我说了也没用。”
“可你没说。”
“我现在说也不晚，你答应去吗？”
“不，”津子围说，“我不会去的。我可没心情陪那些寂寞的女人。”
“五月女性俱乐部”是几个银领女士搞的，发起人是云舒和枫林国际英语私立学校的校长董女士和丽人模特公司的老板范宁。俱乐部设在“绿色港湾”咖啡店，成员大概是七个人，清一色的有钱单身女人——这里说的单身，是指现在单身，除云舒外，其余的全部有过婚史。根据云舒提供的情况，这些人平均年龄三十四点六岁，百分之巨受过高等教育，其中，硕士研究生以上的占百分之四十以上（应该是三人）；百分之七十以上有国外留学和生活的经历（应该是五人）；资产情况云舒没说，我估计她们几个人中，资产最少的也在五百万元以上。这个“五月女性俱乐部”是拒绝男性加人的，不过，按云舒的话说，他们不拒绝男性去参加活动，比如讲课。
云舒是谁？她是这部小说的女主A公。还有，我呢？我是这部小说的男主人公。
……我对津子围说，按云舒的说法，她们对讲课的人是十分挑剔的，选上谁是谁的荣幸。云舒还说，那个津子围有什么了不起，自以为是罢了。当然，后一句话我没对津子围讲。
津子围说如果真像云舒说的那样，我还应该感谢她们看得起我。
我说你不会是因为没有讲课费而拒绝她们吧？
“当然不是。”
“那是什么？”
“尊严。”
我说这就令人费解了。
津子围说有什么好费解的，你看看她们出的题目：《劳伦斯爱情小说赏析》。让我和一群没有爱情的富姐讨论爱情，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什么人？你说是什么人？”
“我是作家，不是为几个富姐服务的人。”
“你把她们当成人民好了。”
“问题是，她们不是人民。”
“不是人民是什么？”
“是富姐。”
“你偷换概念，她们也是人民的一部分。”
“即便是，我不想为这一部分人民服务。”
我说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你自己把它搞混了。
“什么？”
我说你写的小说，而这几个富姐正是读者中的一个或几个，或者更具体一点说，你写了一篇《劳伦斯爱情小说赏析》的文章，这几个富姐在活动日里宣读你的文章，难道你不是在为她们服务？
津子围想了想，说：可这毕竟是间接的。
“那么就是说，你事实了已经在为她们服务了，只是服务方式上有所区别。”
“可是……”
“可是，你更看重的是形式而不是内容？”
津子围被我激发出了斗志，他说有的时候，内容和形式是可以转化的。看重形式并不见得不对。
我冷静地笑着，用没有声调起伏的语气：“比如说？”
“比如说津子围皱了皱眉头，“比如说唱歌吧，有的人唱歌可以赚钱而有的人唱歌得自己掏钱。这不用详细解释，参加演出的人唱歌要出场费，而你去唱卡拉OK，你就要花钱。按你的说法，反正都是唱歌了，应该是一种待遇。”我说你知道我说的是不同的东西。
“我却不这样看。再比如，我今天来参加你的晚宴……请别介意我举这个例子，这样举例是冒风险的。”
我说你不必考虑那么多，你要举的例子我更有兴趣。津子围说：“比如今晚的晚宴，因为是你邀请，我来了。本来，艺术专修学院的老贾早就请我了，已经推了三次，定好是今天晚上见面，可我又推了，因为是你请我。”
“你是想说，同样是吃饭是不是？”
“是。并且，在吃饭本身上没有轻重缓急，都是联谊性的。”
“可你为什么选择我而不是你说的老、老什么？”
“老贾。”
“对，老贾。”
“说心里话，以前还没想过，刚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同样性质的问题上，你完全可能做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结论。”
“太抽象了吧。”
“就说吃饭吧，如果我去老贾那儿吃饭，我会觉得是给老贾面子，而到你这儿不同，好像是你给我面子。知道为什么吗？”
我觉得津子围这个想法很新奇，当然想知道他说的“为什么？”
我等着津子围回答，他却不回答了。
“说呀，为什么？”
津子围笑着说，以后对你说吧。
“以后是什么时候？”
“合适的时间和合适的地点。”
我回头瞅了瞅露台处的李司和孙红兵，李司正将目光锁定在我这个目标上，我回头瞅她时，她就走了过来。李司说我想我得回酒店了。
“我开车送你吧。”
李司说不用了，我坐孙博士的车走，路上，我们还可以讨论我的病情。
“你的病情？从没听你说过。”
李司说当然了，女人的病情是不能对男人说的，不过，医生除外。李司说医生除外时还瞅了瞅孙红兵。我知道李司那个眼神与就餐前的不同之处。我想，这样也好，省得我去送她了，我正慷着呢。同时，我也瞅了瞅津子围，我的意思是，津子围应该说：正好，我可以搭顺路车。谁想，津子围什么都没说，我的示意或者说提示，他假装没看见。
就这样，李司和孙红兵名正言顺地走了。送走他们之后，我对津子围说：你怎么不搭车走？
津子围说这个时候搭车，我不向红兵讨挨骂吗？
“你也看出来了？”
“我怎么就看不出来。”
“可是，我还是没逃过去，我可不愿晚上送人，回来的时候一个人很没劲儿。”
“那没办法，”津子围说，“你只能做一下牺牲了。”
“唉，我是真不想动弹。”
津子围说当然了，送李司和送我是不同的，尽管同样足送人，送李司属于主动想送，而送我是被动的、不情愿的，这正符合我们整个晚上谈论的话题。
我说没办法，只好送你了，你知道我是被动的，可考虑到友谊，我还是努力去做。希望你重新考虑讲座的事，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事都是我们情愿做的。
津子围说那算了，我打个出租车吧。
……晚宴的第二天，我见到李司时，李司面色红润，增加了不少青春的光彩。李司说：孙博士把我送回酒店就回家了，他的车技不错。我故意傻笑，其实，李司不必对我“两蛇添足”，而且，她做这样蹩脚的解释，把她原有的精明和智慧都抵消了。也许女人常常这样，在这类问题上一般都不从容和睿智。
事实印证了我的判断，不久我知道孙红兵在酒店里和李司住了一夜，而且，他在家里引起了一场风波。孙红兵疑心重的妻子经过调查，发现我们伟大的孙博士并没有“在医院值班”，而孙红兵又解释不清夜不归宿的合理性，临时杜撰的理由自相矛盾，漏洞不少。
这些都是往事。
下午三点，我的电话响了起来，我说是你吗李闰？
“李司？”
我听声音不对，电话是云舒打来的。
我说是云舒啊，我还以为是李司呢。说到这儿，我才想起云舒并不认识李司。云舒也没问李司是谁，她总是这样。
云舒说你不会把沙龙的事忘了吧。
经云舒这么一说，我才想起沙龙的事，其实昨天云舒就来过电话，她问我有没有时间，我说那要看什么事了。云舒说想请你参加一次沙龙活动。我说我也不会讲课。云舒说本来也没想请你讲课，董姐点名让你来的。我漫不经心地答应了。
现在，我显然是不能离开了，如果我离开了，李司就一定找不到我，除非我给她留一个字条，告诉她去“蓝色港湾”咖啡店找我，问题是，如果李司去了“五月女性倶乐部”找我，云舒还有在场的人会觉得很不舒服，而李司也未必会去找我。并且，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也不应该这样。
我对云舒说，等一会儿我给你电话。
我知道沙龙活动定在下午五点，也就是说，我还有差不多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等李司，如果李司在这一个半小时内出现，我也许就把“撞车”的矛盾解决了。到那个时候我再给云舒打电话，我就变被动为主动了。我所以这样做，主要是不想得罪了云舒，津子围已经让我没面子了，如果我再令云舒失望，那可麻烦了。
当然，如果一个半小时内李司没出现，我会放弃等李司而赴那个只因为面子而没有实际意义的沙龙吗？我面临着我和津子围讨论过的那个问题——对我来说成了难题。
一直到四点四十分，李司还没给我挂来电话，我只好放弃等李司，去见云舒了。
我打着雨伞从小楼里出来，正准备打开车库的电子遥控门。这时，我看到李司发暗的身影，她如同从风雨中掉下来的一般，形单影只，瑟瑟地站在我的大门前。我的心紧缩了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