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历史旋涡的风雨交加中，敢于用生命和倔强来保卫实事求是和人格尊严的，就我的见闻所及，刘衡堪称是佼佼者。她叫我懂得什么是“大写的人”。
笔墨春秋陈柏生
陈柏生是天津人比较熟悉的一位著名女记者。她是《天津日报》老报人邹明和李牧歌的儿女亲家，她的儿子刘小明，现在是《人民日报》以写体育分析见长的体育报道领军人物。而柏生则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活跃在报坛并以写知识分子见长。
1926年出生的柏生，早年从清华大学投奔解放区，1949年3月就在《人民日报》当记者了。她是新中国第一代新闻记者，因此她有幸目睹和采访了许多新中国的“第一个”。诸如，1949年6月19日，全国人民盼望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京召开，她一早就赶到中南海勤政殿，见到群情激奋而衣着不一的各方代表人物。毛主席的老师符定一身着长袍马褂，海外华侨则是西装革履，工人是蓝工装，农民则包着羊肚白头巾。在国家领导人入场后，身材矮小长髯飘洒的沈钧儒老先生，一下子站起来带头喊道：“全体起立向人民领袖致敬！”全场欢声雷动。这一切完全是自发的。柏生立即发出了《全体起立向人民领袖致敬》的特写。她还采写了新中国第一个女飞行员大队，后来空军写军史时，都是找她来兜材料。可见记者就是现代史的速写者。
不过柏生写得最多的还是各界知识精英。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她就写过不少科学家和学者，如钱学森、华罗庚、竺可桢、高士其、严济慈、茅以升、赵忠尧、林巧稚、孙冶方、梁思成……可谓群星灿烂。她写人物表现出女性的细腻，这些人在她笔下，既有共同的爱国热忱和刻苦执著的治学精神，又有各自的特点和个性。竺可桢一丝不苟，慈祥可亲；高士其苦战病魔，顽强求进；李四光有胆有识，独树一帜……那真叫百花齐放，满园芬芳。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在后来“左”的年代，知识分子的遭遇就一言难尽了。在十年浩劫中柏生自己就失去了两个亲人，她都坚强地挺了过来。粉碎“四人帮”以后，她以极大的热情接连写了刘仁、邓拓、吴晗等遭受的种种迫害，如《光明磊落忠心耿耿》《春风吹又生》等，成为拨乱反正、激浊扬清的战斗檄文。
这些年来柏生虽年近八旬，但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仍勤奋写作，笔耕不辍。1983年以来她先后出了《笔墨春秋三十年》《柏生新闻作品选》《晚晴集》等专著，欣然提笔给她写序言的人有叶剑英、彭真、王震、华罗庚等老前辈和名家。柏生同志在提携晚辈上更是不遗余力。我在1981年初刚到《人民日报》时，恰好是她值班编辑来稿。我初来乍到，她多所指点，并且把我写的一篇《黄河水奔流千里到达天津》在评奖时做了推荐，使我有幸荣获当年的全国好新闻奖。报社内有那么多资深老记、名家能手，但她毫无门户之见，不拘一格地鼓励了我这个后生晚辈，这对新来的人“扶上马、送一程”是何等的情深意重？前年底，去报社看到柏生同志，惊悉她患了癌症，但术后恢复尚好，依然谈笑风生。我紧握她的双手道声珍重，不知说点什么好。最近听说她情况还好，我祝她好人一生平安吧！
缅怀学者吴同宾
著名戏曲理论家吴同宾同志于2005年10月30日溘然长逝，众多天津老百姓深为痛惜。人们再也看不到他那平实儒雅的音容笑貌和精湛有趣的戏曲小品了；再也听不到他那娓娓道来的戏曲知识讲座了。
吴同宾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国文科。他家学渊博，父兄均是国学名师，本人又攻读刻苦，博闻强记，早自解放前即涉猎影剧圈儿。他在戏曲导演方面善于启发和调度演员的灵性，许多演员深受其惠。1954年，他执导由何迟改编的《杜十娘》，将戏曲理论与实际融于一炉，循循善诱，鲜灵霞心领神会，在塑造人物性格上演活了杜十娘，使观众如痴如醉。同宾为人心地善良、谦和雅逊，素无防人之心，凡事直抒胸臆。在1957年那场气候巨变中，他和何迟、华粹深三人被莫须有地打成右派集团。老吴受的处分最重，被开除公职劳动教养。1958年初和我一样，被押上警卫森严的大卡车，送往南郊区一片盐碱地里的“大墙”里面。那个地方名字倒很诗意：“人迹板桥霜”中的两个字——板桥。
开始，老吴被分到板桥一分厂。不像如今的劳教场所还真有些书卷气，那时阶级斗争气氛十分严苛。整田开渠干土方、抬大筐儿，树尖冒流一大筐，要走百多米开外。老吴人到中年又有些“老慢支”，细胳臂细腿文弱一书生，走不多远就气喘不已。下河挖泥又不会“甩方”，泥粘在锨上狼狈不堪。班长照顾他去干点杂活，量量方、记记数。后来队长还叫他搞搞宣传报道。但外柔内刚的吴同宾仍咬着牙经常下地干活，晚上回来再干别的。他以他特有的柔韧，应对着那度日如年的政治压抑和沉重劳动。后来农场为组织一个“文宣队”式的话剧团，从各分厂调人。好在那几百名“老右”中，却也“藏龙卧虎”。一时之间，梆子剧团的名导、人艺的歌队队长及大小提琴手、风琴手、女歌手、音乐学院的三弦教师、北京谪来此地进行改造的老演员，齐集一堂。吴同宾被调来参与导演。每逢一个戏，他便讲剧情、析人物，从手眼身法步到口型发音，无论多难，他从来是安声和气，耐心之极。有些生手，在他引导下面壁苦练，居然也粉墨登场演得不错。两位导演挑来本子在主管队长支持下，几年中先后上演过《烈火红心》《吴运铎》《野火春风斗古城》《刘三姐》《小二黑结婚》《槐树庄》《雷雨》等话剧、歌剧以及一些歌舞、民乐、曲艺节目。说来，在那个特殊年代、特殊地点能以既有主旋律，又有些抒情娱乐的节目，给那些沉闷苦涩的场所带来一些欢乐和亮色，也算得一个奇迹。这个剧团有时还到监狱、蓟县和济南的采石场去演出，对那些常人难以见到的囚犯生活，老吴细心观察，进行着他的艺术积累。后来“阶级上纲”日趋风声鹤唳，从来就边劳动、边演出的这个剧团就彻底宣告解散，统统又去苦力地干活了。
当时我也调到剧团里参与一些编剧和演出。其间，学识渊博的老吴和我谈“三一律”戏剧法则，谈“史氏”和“梅氏”表演体系，并心有灵犀一点通地互通一些款曲：“迟早会云开雾散”。这在那茫茫无期又彼此戒备的大墙里，有此相知是弥足珍贵的。我和他再次相逢，已是恍如隔世的20世纪90年代，同为市政协委员的政协会上了。他1964年回到市里，又经过档案丢失、工资难定、在政协文史办打工整资料等新的奔波，直至1979年“知识分子的春天”，社会重新认识到他的价值。他在担任文化局戏曲研究室副主任时，已年过花甲，但却以惊人的精力相继写作并出版了《京剧艺术讲话》《京剧知识手册》等近十部专著，在电视台主持了五十多期戏曲讲座，在海内外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戏曲文章，还担任了戏剧家协会名誉主席，为振兴京剧进行着大量的社会活动。显然，我们都在以加倍的努力，来追回失去的宝贵时间。在政协小组会上，老吴针对若干低俗、庸俗、恶俗文化垃圾现象提出许多有创意的见解。显然，他仍在密切地关心着社会生活。但他以耄耋之年、瘦弱之躯，又是几十年的“老慢支”，能挺到八十多岁已很不易。在他，确是大大地超支运转了。近两年有些人请他出来与会或要求访谈，他大都婉谢了。有人说他是否摆架子了？我要为他说句公道话，他这些年是以抱病之身，在家看护他更为病弱、不能离人的老妻。他的夫人在他身处禁地时，是当时家属中看望自己亲人最勤、最诚挚的一个。每次去那流放地，她均带些营养品，对他拳拳抚慰，使我们都深为感动。现在他不过是做一点回报。
但天不假年，他还是先走了。我想他走的时候，心里是五味俱全的。但有一点却是他弥留时心中的重中之重，那就是他生前和我说的：“我们最好的年华给耽误了。但最后这二十多年是今生最好的日子。我们要感谢胡耀邦……”
千年弦歌越关山
2003年底，有50年历史的天津青年宫扩建落成之日，几位20世纪50年代曾在这里参与歌舞活动、后来成长为国家级文艺院团骨干的顶尖人物，也专程从外地回来贺喜。其中最为活跃的人物，要算当年的小姑娘、而今依然精力充溢的中央歌舞团民歌手戴学忱了。欢聚时，她唱了一首当年在青年宫的“成名作”东北民歌《瞧情郎》，时过半个世纪，她的歌喉依然圆润甜亮不减当年！继之，她又为大家表演了一段古诗吟诵，咏来如泣如诉，韵味十足。我便问她你是什么时候又钻到古诗词吟诵里去了？
这一问，问出了一道情深义重、穿越时空的文化风景线……
挑战刺痛民歌手
1956年戴学忱考入了中央歌舞团，得到名指挥李焕之等名师调教，1957年被选入中国青年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由她领唱的《瞧情郎》等中国民歌引起全场轰动，一举获得国际金奖。团长胡耀邦非常高兴地说：“感谢你们为国争了光！”从此她更全身心沉浸在民族艺术的海洋中，广泛涉猎，并在深入冀、豫、鲁、晋演出时，拜一些民间老艺人为师，学会了许多地方民歌和俚曲。但有一天，她却遭受了一次民族自尊心的沉重挫伤……
1979年夏，日本一个名叫“岳枫社”的吟诗团来华，要求和中国人切磋技艺。对外友协找到中央民族乐团，但无人精于此道。那时，“文化大革命”早就把这些东西纳入“四旧”，一扫而光。戴学忱家学渊博，她的曾祖父是清末翰林，曾是李鸿章的老师，她幼时随也是诗书世家的外婆长大。外婆年轻守寡，每到黄昏日落，常独自一人吟唱李清照或李后主的词，至今戴学忱还记得：“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那缠绵悲切丝丝缕缕的音调，多年来在她心头回旋不已。她便抱着试试的心情与会。当场，几位日本老人放开喉咙吟唱着中国的唐诗宋词，而包括自己在内的中国人，却只是面面相觑未能起而回应。日本客人此刻不无遗憾，却又面有得意之色。中国的古老艺术被人家把玩得如此娴熟，而我们自己却鸦雀无声！此时此刻，戴学忱心头受到一种尖锐的刺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