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问团是毛泽东点的“戏”，其成员也是他点的“将”，其使命就是促使张国焘北上。慰问团临行前，毛泽东专门找李富春作了一番交代，说张国焘这个人是爱争权的，要注意，中央已经作了初步研究。为了团结张国焘，团结广大的四方面军，也为了今后两军更好合作，同时考虑到张国焘在四方面军中的影口向，张闻天提出主动让出总书记一职，但毛泽东虑及张国焘是不喜欢没有军权的党内第一把交椅的。朱德说那么就让张国焘当总司令吧，我可以把这个职务交给他。毛泽东不同意，说总司令不能让他当。周恩来则表示愿意让出总政委，毛泽东说可以考虑，张国焘可能愿任此职，但必须慎重研究，下一步开会再定。毛泽东对李富春说：慰问团到了杂谷脑，如果张国焘提出解决组织问题，就说中央已经有了新的考虑，不要让他失望。
李富春记起毛泽东的交代，同时也看出张国焘热心地推荐这个那个的潜台词后面隐藏着他的一个庞大的影子。于是平静地笑着对张国焘说：“特立兄，你所关心的统一指挥问题，据我所知，中央正在考虑，请兄相信不日即可解决。”
张国焘自然听明白了这话中所指，于是欣然一笑：“这就好！这就好！”
慰问团一直由陈昌浩和黄超等人陪着集体活动，不是参观就是演出，吃的住的都相当不错，但就是不让他们接近四方面军的同志。
慰问团驻地周围都布了哨兵，进进出出的人都要接受严格盘问。一些宣传队员感到挺纳闷：这是为了监视我们呢，还是要监视他们？
7月5日，张国焘避着慰问团，在一个天主教堂召开部分师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
他说：中央那几位布尔什维克的先生们，把十万大军都带光了！可是，他们还要往北跑，仍然坚持错误路线。现在我们要为整个红军的命运和前途负责，要跟他们好好算算账！……
他说：中央路线要是正确的话，为什么就只剩下那么一点人，那么几条坏枪？相见时，他们羞于启口，搞蒙骗，却还充老大，嫌我们配合不够。并且有人别有用心，写文章攻击、诽谤我们的西北联邦政府！……
他说：北打松潘，东扫岷江，南掠天、芦、邛、大、名，这是我们既定的战略方针——即赤化全川，赤化大西北！可他们只主张北上，除此之外别无良策。说穿了就是右倾逃跑，无止境地逃跑！……
这种借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之名，实则对中央和中央的战略方针进行肆无忌惮地非议与攻击，由此造成的恶劣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两军间的裂痕由此加深加大！
红军即将面临严重的危机！
——最先感受到这种“反常气候”的是中央派来的慰问团。他们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一度陷入无奈以至困窘的境地。
杂谷脑是四方面军的后方，也是四川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中央派李维汉随慰问团来，是准备让他留在这里担任苏维埃四川省委书记，但在杂谷脑住了几天后，李维汉对刘伯承、李富春说：“看来我这个省委书记当不成了，这里不欢迎。”
又过几天，刘伯承、李富春率慰问团走了，仍要李维汉留下，对他说：你要坚持留下来，我们回去向中央报告，对你再另作安排。
李维汉只好服从。
很快，中革军委打电报给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任命李维汉在四方面军担任纵队政治部主任。
张国焘拿着中革军委的电报，对李维汉说：“目前各部队正根据中央的指令进行战略运动，待调整后，就安排你到比较好的纵队里任职。你先休息几天吧。”
李维汉已经了解到了一些底细，知道自己这个纵队政治部主任是没有办法当的，便致电中央，婉转陈述自己不懂军事，无法胜任，要求返回中央。
中央接到李维汉的电报，也明白他的处境不妙，立即复电叫他返回中央机关工作。
李维汉回到毛儿盖，见到张闻天等，向他们汇报了张国焘蓄意制造分裂，反对北上方针的诸多情况，并报告了在四方面军身陷囹圄的廖承志诉说的一桩桩骇人听闻的冤案……
3.杂谷脑萦回着白雀园的冤魂
在四方面军总部以热烈而隆重的场面欢迎中央慰问团的到来时，曾担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会主席、四方面军总政委的曾中生和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的廖承志，却被四方面军保卫局（原属四方面军政治部领导的“锄奸部”，后改为保卫局，为政治部平列机关）严加看管着。二人的罪名是：一个被指控为“立三路线的执行者、反革命首领”；一个被指控为“国民党潜伏特务”。
刘伯承、李富春等人在慰问期间，曾向张国焘询问曾中生的情况。他们只知道早在1931年曾中生任鄂豫皖军委主席时与一起“反革命颠覆案”有牵连，被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明下令革职审查，由张国焘取而代之，但究其内情并非详知。张国焘说，此人虽有领导错误和最大嫌疑，念其苦创鄂豫皖根据地有功，仍给以重用，四方面军进入川陕后，任其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现在正在下面整训部队准备北上。这使刘伯承、李富春等人感到满意，并说对曾中生一案要提请中央尽快作出决断。张国焘满口答应。
然而，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于一年前来四方面军工作的廖承志此时已身陷囹圄，失去了自由。
刘伯承、李富春率慰问团走后，李维汉留下来待分配工作。
李维汉虽然像客人一样每天都有人陪着，形影不离，好生招待，但他却不能随便乱走乱看。一天，他帮政治部的同志赶印和装订宣传材料，意外地见到了前来送蜡纸的廖承志。
李维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年仅二十五六岁的廖承志看上去像个病弱的老头儿，瘦骨嶙峋，蓬头垢面，一身破旧的灰布军装，袖筒裸肘，裤露膝盖……幸亏二人曾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两年，颇有处事不惊的斗争经验，所以见面时只是用眼神代替语言，没有表露出惊愕之色，以免引起监视者的注意。
当晚，李维汉悄悄溜进了总部后院一间秘密的阴暗潮湿的刻字房。黑暗中，廖承志一把抱住老战友：“汉兄，你要救我啊……”
廖承志声声泣血，向李维汉诉说发生在这里的一切和自己的冤辱……
1931年3月，上海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似乎对战事不断、炮火频仍的国内局势不屑一顾，仍以它特有的魅力迷恋着各势各派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十里洋场，灯红酒绿，花花世界令人如痴如醉。百老汇大厦，沙逊大厦，汇丰银行大楼，法租界，英国领事馆……一幢幢盎格鲁撒克逊与新希腊式、古罗马式华丽贵族风格相融会的高大建筑物沿蜿蜒的黄浦江傲然矗立。拱形的外白渡桥巨大的钢铁梁架下，凝重浑厚的黄浦江水与青灰色的苏州河水缓缓汇合，又缓缓地折向东去……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作祟，以及掌握中央核心机密的顾顺章、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几百号年轻的共产党人因形势所迫，就要对这座美丽的城市道声再见了。
张国焘以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的身份，来到他心驰神往的中原。同他一起来的还有分局委员沈泽民和陈昌浩。从此，张国焘开始了他的“红色山大王”的游击生涯。
张国焘来到鄂豫皖苏区，乘当时正开展得如火如荼的“肃反”运动之良机，改组了原鄂豫皖边区特委和军事委员会，由他担任特委书记兼军委会主席。原特委书记兼军委会主席曾中生则退居军委会委员兼红四军政委，而当时担任红四军政委的余笃山被撤职后任后勤经理部主任。从此，张国焘便操握了鄂豫皖苏区的生杀大权。
而曾中生、徐向前、邝继勋、许继慎、余笃山等这些开创了鄂豫皖苏区、锻造红四军的元老们当然不会服服帖帖地任人摆布，故张国焘等人借肃反为名来消除异己的清洗运动便接踵而来。
打击的对象自然是这些开创苏区的元老派，曾中生首当其冲。
曾中生原名曾钟圣，1900年生于湖南资兴，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第四期政治科学习，积极参加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活动。后投入北伐，在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生智部任前敌指挥部组织科科长。1927年9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在中央军事部工作。1930年10月调往鄂豫皖苏区，担任苏区特委书记兼军委会主席。
在张国焘来鄂豫皖之前，曾中生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以及红四军军长邝继勋、师长许继慎等将领已领导苏区军民粉碎了国民党第一次“围剿”，红军发展到2万余人。
张国焘与曾中生矛盾的引发，是1931年夏天红四军主力南下之争：曾中生、徐向前等主张南下攻克英山、罗田、广济等城，牵制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张国焘、陈昌浩等则认为这是冒险机会主义，是立三路线的继续，主张肃整部队，原地扩大战果。
红四军主力南下后，保卫局在后方医院破获了一个所谓的改组派组织，加上中央已下达“坚决反对和驱逐AB团”的指示，因而借“肃反”之名清除异己便咸了张国焘最有效的打击手段。
就在红四军占领英山之后，敌人制造了一个离间红军的阴谋——蒋介石的“十三太保”（即法西斯秘密组织复兴社头目）之一曾扩情，以黄埔军校同学关系，派了一个名叫钟梅桥的人到英山找红四军十二师师长许继慎，带着一封诡称许已与敌勾结、表示欢迎许投蒋的信。内称：
继慎吾兄无恙：
前由钟俊同志奉书吾兄，聿荷察纳，钦佩无极。比得钟同志返命，即为详呈校座，奉批照办。匍匐来归之子，父母惟有涕泪加怜，或竟自伤其顾之不周耳，宁忍加责难于其子哉？苍苍者天，于孝行役，分无再见，乃复来归，虽犹千里，心实欢喜。只所须名义防地，俟钟俊同志赴赣请示校座，自当照给。校座返京，百务待决，故一时未能缕缕呈耳，愿吾兄之勿虑也。西望停云，我心劳结，诸希自珍，以候宠命，并颂戎安。
弟曾扩情再拜。
信使钟梅桥一到英山，十二师政治部立即将其逮捕，师长许继慎连人带信一并交给红四军军部。徐向前、曾中生、邝继勋等经过审讯特务，根据许继慎的一贯表现，认为“完全是敌人用各种阴谋来破坏我们”。遂把人和来信及军部意见送鄂豫皖中央分局处理。
张国焘见到押送的人和信，一看便知道这是敌人施的“离间计”。因为他也曾收到过国民党将领刘峙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称说：特兄派来的人已经会面，兄肯那样办真是中华民族前途之幸，请趁早下手，云云。担任鄂豫皖省委书记的沈泽民看后，付之一笑，说：“这显然是敌人挑拨我内部自相怀疑的一种把戏。”而此时张国焘对同类性质的信，却不这么看——于其说是抓到了反革命的物证，莫如说他为清除异己、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抓到了一个良机。
他立即下令红四军北返至河南光山县白雀园，速派陈昌浩率保卫局人员赶到四军，将许继慎逮捕。接着宣布撤销曾中生的政委职务，由陈昌浩担任。于是，一场清除“改组派”、“第三党”的大肃反开始了。
1931年10月，张国焘由新集（鄂豫皖苏区党政军机关驻地）来到白雀园，亲自主持“镇反”。仅一个月的大肃反，不到4万人的红四方面军被整肃的对象就有2000多人，被判处各种徒刑者300余人，有60多名师团干部被处决，红四军成了大清洗的重灾区。
张国焘在向中央写的《鄂豫皖苏区发展及肃反胜利原因》的报告中，曾这样绘声绘色地描述——
……“肃清反革命”、“肃清国民党改组派”的声浪，高唱入云！法兰西大革命时清除贵族反革命的热浪，不期然重现于这个苏区！
不，任何形容和比喻都是蹩脚的！这种现象早已被古人概括了：
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
张国焘的报告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当作成功的经验在全国各个苏区推行。
张国焘踌躇满志。狂热的“肃反”运动从四方面军推向了整个鄂豫皖苏区。
一时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这是怎么回事？人们似乎全都疯了，全都傻了，全都被痛打AB团打红眼了！人人自危，人人噤惧，在土的洋的老的新的变着各式花样的严刑拷打下，都乱啃乱咬起来，乱抓乱杀毫不手软，使许多战友和亲人陷入与他们同样的死境！而那些真正的AB分子、阴谋家和坏蛋，却趁机兴风作浪，推波助澜：匿名信、假证据、打击报复、栽赃诬陷、公报私仇……真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很多人被传呼走，就再也不见回来。天黑被传呼走，天不亮就被杀害在白雀园的荒郊血洼里……
杀就杀吧，一枪打死，倒是痛快！
不，处决AB团、改组派、第三党分子，不值得浪费子弹。
杀害许继慎时，手段十分残忍。因为许平时总爱骑马作战，于是打手们就把打得皮开肉绽的他带到白雀园的曹河岸边，牵过一匹高大的战马，将他绑在马的两只后腿上。一声鞭响，战马扬蹄狂奔，这位曾驰骋沙场、使敌闻风丧胆的红军将领被自己的战马活活拖死在河滩上……
相形之下，对于其他被害者的刑法也好不到哪去。他们不少人曾抱着坦白从宽的希冀而被红缨枪戳透了心脏，有的则被用石头砸死用柴刀砍死用乱棍敲死，还有的竟用坚韧的竹片和生锈的铁丝刺穿筋络或睾丸一点一点地痛死……目睹着这惨绝人寰的刑形，有的求死若渴的受害者，没等宣布自己犯的什么罪，便冲向屋墙或石头倒撞下去——“咕咚”一声，一个人的悲剧结束了，但却没法结束一个时期的红军的悲剧。
啊，白雀园，多么美丽而动听的名字啊！它却一时间变成了野狗和狼群聚宴狂欢的乐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