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当一部分作家孜孜于表现社会历史中的人生情态，直面喧闹轰烈的政治经济方式的变革对民生的影响，与此同时，小说创作逸出新花一枝——文化心理小说，它的艺术追求着力于文化心理的角度探索人生问题。尽管对此类小说的界定有不同的看法，无论如何，新时期小说中文化内涵的增强（从无意识到自觉），是不可否认的存在。因此，我们可以把它作为小说题旨人生意识追求的又一侧面。
文化的定义较为宽泛，有论者认为它至少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存在方式、物质的和精神的，有所谓“软”“硬”之别。
（见《文化的冲突与抉择》）文化心理的探求作为人生意识的一个侧面，是对其深层的开掘，尤其是文化与心理的交融，从本体意义上更接近人生的内涵。西方人本主义有所谓人是文化的符号之说，是着眼于人的社会文化的特殊精灵这一本源来评估的。
反映人生的文化心理内涵，不同于社会历史层面较为显著和宏阔，而呈潜沉内向的审美趋向。在它发轫启始时，也许并非有意识的，而在1985年前后关于寻根文学的讨论和寻根理论的张扬，推动了这一文学现象的深化。
文化心理的小说题旨在对于现实生活的审美观照和艺术表现方面有着深沉的内涵指向，即对于当代生活的各种矛盾、各类社会问题，力图寻找一种既是艺术的又是人生的，既是社会的又是文化的，从人与文化、人生与民俗、传统等角度，把现实生活的波澜壮阔同历史沉积的厚重因袭联结起来，放置在特有的文化背景中，观照人生的种种生态与心态：处世之情、求生之欲、社会负累、生性禀赋等，让人生既有的社会性和自然性得到实在的附丽和依归。在文化因素的背景下，人生寻觅到自己生存发展的活力。也许，正在这一点上，使新时期以来小说接通了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脉系，出现了自足的艺术品格和风度优雅的作品。
不必说林斤澜和汪曾祺两位复出的老作家，从过往历史生活中截取记忆断片，本是应和着对“文革”或者反右等不幸岁月的反思文学之潮的，是前面所说的从社会政治层面观照人生，或是对于人的社会历史的位置进行艺术的观照，但他们小说中浓郁的文化气韵又有别于单纯地揭剖社会问题。这不仅是作为一种风格的变异和独异，而是在内涵上对于人生的把握和观照，是丰富了作为生活的主角——人的多层面的内在情致和意蕴，探寻人同社会历史的对应中特殊的文化心理的归结和凝聚。
汪曾祺的《受戒》、《大淖纪事》等作品不乏人生的浪漫情调和诗意，作家抒写一种浑沌初质的人生况味。《受戒》中，旖旎明媚的水乡风光衬托着明海与小英子童稚的恋情，弥漫着人间烟火的寺庙，充满了人生向往的受戒仪式，流泻着一种浑然牵真的至性至情。因它昭示了作家对诚挚普通的人生纯情和坎坷命运抗争的向往和肯定，在更深层意义上是对人生的命运之途别一视角的观照：芸芸众生者的平民，在社会历史的繁难纷扰的重负面前，需要有一方精神的栖息之地，寻找这个“自我”的领地，是人生的权利，也是人的发展的前提。比起汪曾祺后来写经受着传统文化熏陶和影响的新旧知识分子，写“有益于世道人心”的文化道德风尚（前者有《故乡人》、《塞下人物记》，后者如《岁寒三友》等），这种文化视角更符合人生本能和原生态的表现。与汪不同的林斤澜则是向现实的繁杂矛盾切进，即便那梦魇般岁月荒唐的人事世情，他倾注着责之甚切的厚爱和怜悯，又不留情面地剖析阴晦扭曲的灵魂，仅此也不足以使他对人生的命运乖戾和人生的虚伪浮躁作文化心理的针砭和褒扬。但读到《神经病》，《邪魔》、《卷柏》、《头像》后，作家笔下那“很不正常的生活里，活出来的很正常的人”们顽冥、疯癫，偏执、张狂、木讷等等失落人生自我心理性格，你可以找到传统文化心理的积淀，相通于中国古代诸家文化的脉息，儒家的忍让、道家的通脱、法家的坚执，阴阳家的诡诈等等作为“多种文化”的选择在“文革”等特殊的人生舞台上，成为某一类人的“精神武器”。当我们回思那些亲历痛心往事时，不是从记忆中找到作家开掘的人物文化心理的印证吗？
“文化制约着人类”的论点是一时的热闹话题。循此思路而萌发的小说中文化气息更多的是在“寻根”（我以为自觉的“寻根意识”是理论先于创作实际）的范围内得到充分的展现。寻根文学的负面价值受到了过分的“重视”（甚至投鼠忌器的抨击），但对于传统文化的精华和菁英的汲取，对于推开浓厚的政治价值的衣袍，寻找文化视角，开掘传统制约中的文化养分，为现时代人生的社会历史活动寻找参证，则是它的功绩。当蛮荒的山野陬隅中旧风陋习进入小说的视野时，展览和把玩者流于对落后的积垢欣赏和痴迷，稚拙者的写实又难以超拔，真正的艺术家则是借以作为生发人生意识的依托，荒漠野莽演练的风习民俗凝聚了对民族的历史心态的独具思索。《小鲍庄》内的小鲍村、《爸爸爸》中的鸡头寨，及至涝楂、丙崽等形象，不是一个特指物和具象名称，而是涵纳着特殊文化意蕴（仁义与守成、自私与博爱、生力与欲念等）的抽象符号。更重要的是，生活在这方特殊地域中的人生，生存状态既是历史（时间和空间）的投影，又是文化的体现——即有序无序、迷蒙混沌的生活，仁义之风、慓勇之气，理性的羸弱、天性的强悍等等，特指的历史生活画面中楔入的是泛指的文化因子。诚然，既成的历史政治条件（也包括经济的）使小鲍庄和鸡头寨人生成了古怪愚顽不乏纯情的性格和心态，但更多的是滞迟的生活氛围（时间和空间的）限定，他们受制于传统文化的知命乐道、颟顸守成、遗世独立风习的熏染。作家似乎有意创造一种既非“桃源”又非“世俗天国”的文学世界，让文化与人生态、人心与风情冲击碰撞，理性的呼唤又时时涌动在感性的表现中。这种有悖于喧嚣纷繁的生活情状，潜藏着静观默察而旷达无为的心理性格，也使阿城的小说与某些寻根文学相似。王一生等人的处世之道，成为论者津津乐道的话题，就在于他是以特殊的文化心理性格有别于其他文学典型，是把人生高度领悟后的一种还原自在的行状。作为“棋王”的殊荣在动乱年月几遭流贬者（这是人生悲剧），一旦有改变自己处境的机运，却视之若敝屣，坦然无争，是一种深层意义上对人生多舛命运的表现。政治层面上的人物性格还原为文化心理上的人物心态，因为只有对历史文化有着深厚的承传知晓的人生才具备的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