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的东西里，我最不想找不到的只有两样。一个是小时候的日记本，还有一个是初中及高中两度毕业的同学录。日记本虽然现在根本没脸再看，但那是我的少女时代的忠实回忆，丢了损失不可弥补；同学录的话，嘿嘿嘿，各路小时候的暧昧男友都在里面呢，有天老了打开来看看，呵！我曾经也是花骨朵一般的妞儿，那多爽。
我连一声嘱咐都没有，因为我知道，这些破本子、烂纸头，我爹娘估计是第一个要丢掉的破烂。在搬家之前，我已经抢救了从小抱到大的毛背心一只、我奶奶留给我的相思红豆一枚，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法给旁边的人解释，对我个人的意义是有多大。我甚至安慰我自己说，相比那个被我抱了十八年的毛背心“毛毛”而言，其他的东西，都是身外物，没了就没了吧。
结果现实还是给了我狠狠一拳。早上一醒来，我爹就打电话来问，租房子的朋友说，在抽屉里发现了整整一抽屉的磁带，估计都是我的，还要不要了？我怔了怔，磁带，什么磁带？
用文艺青年的句子说，应该就是“记忆如排山倒海般涌来”。十元钱一盘，边家村角上的那家音像店，我攒来攒去，每周攒出十元钱，买一盒谭咏麟或者别的谁。我那个抽屉里，起码有四十盒谭咏麟，十七八盒张学友，六七盒林忆莲，三五盒郑智化，三盒黄安，两盒叶倩文，其他各路杂七杂八的选手各一堆。如果我没记错，抽屉里应该还有托二姑夫从日本带回来的Sony牌Walkman一只，当年价值人民币两千多，属于奢侈品。但是相比而言，我现在宁可保留那些磁带而不是那只随身听。于是我回复我爹说，磁带我都要！一个也别给我扔了！
此言一出，我爹都惊了。先是告诉我新家没地方放，接着是告诉我东西太多，根本搬不走。最后问我，你要这磁带干啥？
我不干啥。我现在连个听磁带的东西都没了，我还能干啥。但是就算一点用都没了，我还是舍不得扔啊。这些磁带里记载着太多我的回忆了，比如每个周三不上课的下午，盼着我喜欢的男生来我家找我玩儿，一遍遍地听《难舍难分》；比如听郑智化那个破锣嗓子唱《补习街》，我写了平生第一个小说，写完了，钢笔字也离奇的变得不那么挤眉弄眼；比如我为了去买谭咏麟的磁带，独自在太原坐公车，平生首次碰见公车色狼，13岁的我竟然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差点跟人打了起来……所有所有的一切，都跟这些磁带有关。叫我扔了，我不舍得。我们巨蟹座最大缺点估计就是恋旧，老东西未必有多好，但是丢掉，就觉得心如刀割。
北京的天气预报又一次骗了我，说要下暴雨，压根就没下，害我平白因为低气压而心脏难受了一整天。到了下午，我心神不宁的主动要求陪我娘出去买菜，回来我娘的电话就响了，我爹在电话那边说，新租我家房子的那个人，不问青红皂白，已经把所有屋子里他觉得没用的东西都给扔了。抽屉里，已经空了。
如果那些磁带跟《玩具总动员3》里的毛熊一样，有感情、会愤怒，我想它们永远不会原谅我。因为它们一直呆在那里，等着我回去，可是再也等不到了。
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东西，从拥有的那一刻开始，就要准备失去。我不是没有准备，只是某些猝不及防的失去，还是让我这颗被低气压折磨了一整天的老心脏，被狠狠地揉皱了。
向前走
这一代的年轻人，不知道还会不会喜欢听林强的《向前走》。对于我来说，《向前走》的意义绝不仅仅是位列陶晓清发起的“台湾流行音乐百张最佳专辑”里并不多的台语专辑同名主打歌，基本上，这应该算是第一首我听过觉得旋律不乡土不悲情的台语歌。那时候虽然听不大懂歌词，但偶尔一句“台北不是我的家”，仍然觉得有年少的热血突突地向上涌，昂扬得不行。这种热血热风，后来在第一次看《风柜来的人》的时候又一次扑面而来，如今十几年过去，我仍然能清楚记得刚二十二岁的我，坐在电影学院五楼那小小的监视器前，带着耳机听李宗盛唱“握住生命如同握住一只球，对着太阳掷去缀成一道不经心的彩虹”的热血沸腾。
向前走，哪怕台北不是我的家。就这样走了一路，从西安走到北京，走成一个小编剧，走到三十三岁的疑似中年，走到怀孕七个多月的夏天。二十八周不到二十九孕周的时候，我飞到上海参加各种杜拉拉的宣传活动，在一众帅哥美女衣香鬓影之中特别的奇怪，那样子怎么说好呢——穿件红裙子，基本就是我们电影学院的经典必看影片《红气球》；要是不穿红裙子，那真是小胖子打酱油，走半路把酱油瓶子磕碎摔身上了。北京上海两地的发布会，去的全国媒体加起来怎么也得有个几十家，这几十家媒体就跟商量好了似的，干了同一件事——发全体演职人员合影的时候，把导演边儿那个打酱油的小胖子裁掉。
作为一个最后总是被裁掉的小胖子，间或我也会问问自己，我到底是干嘛去的呢？两天里来回飞了两千五百多公里，参加了两个发布会，一台晚会，三家卫视专访，被不知道多少摄影机和演播室的大灯炙烤过，失眠，开了两个电视剧的策划会，其中一个跟我连毛关系都没有，就连最后上飞机之前，还跑到《金枝玉叶》的剧组，帮公司看了一遍粗剪出来的片花。美中宜和的老大夫七十岁了，她笑眯眯的跟我说，地球离了谁都转，你别以为自己多重要！台湾来的导演掏出万宝龙的钢笔，一边叫我在新书上签名留念，一边跟我说，巍巍，我真的觉得杜拉拉最后是个悲剧人物，她甚至连停下来的想法都没有过。她为什么不能停一停呢？放个长假，从头再来，也就三十岁，怎么啦？
说真的，我万万没想到，唯一个把我问愣的人，竟然是一位台湾南部来的偶像剧导演。我想了想回答他，因为你们台湾的经济起飞是在你小时候就完成了。所以你感受不到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白领女性的恐慌感。杜拉拉不敢停下来，因为她怕停下来，就没有自己的位置。我也不敢停下来，因为我怕停下来，我就再也回不来了。
向前走，当然不是唯一的办法。可是跌跌撞撞的走了这么多年了，眼前几乎就要看见一片青天了，这时侯停下来，真的可以吗？真的值得吗？如果不停，杜拉拉也许会失去王伟，我也许会失去儿子的爱，我们会在今后的很多年里为我们今天的选择捶心刺骨，我们都成为千夫所指的自私女人，我们成为台湾偶像剧导演眼中值得可怜的女人，这一切，是不是值得本雅明再写一本《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如果只有旅途才会high，停留就不会；攀高才会爽，俯冲不会；狂奔才会愉快，停留不会，我就仍然只睁开了半只眼睛。
但是，道理总是这样，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花了一早晨群发了几百条短信之后，我只能安慰自己说，其实没准儿我只是想找个由头跟各路老朋友们联系联系。真的，随便你们看不看我的戏，随便你们是停留还是行走，我都愿你们前方的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
期待你的夸奖
真不好意思承认，我硕士念的专业方向，其实是日本电影史。但是我一个日语单词都不认识，毕业论文硬生生写了伊文斯，实在叛逆得紧。
回顾我的整个学业旅程，貌似都是可以以“不贴”两个字来总结的。中学名叫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所有好友统统是数理化小天天，唯独我偏科偏到连电流朝哪儿流跟大拇指头有啥关系也想不通。本科专业叫音响导演，我直到毕业也没把低音谱号数明白。博士专业叫戏剧电影理论，我很飞地做了鸳鸯蝴蝶派小说研究，居然也能一路跌跌撞撞混到毕业，真是天可怜见。
二十二年未曾间断的求学历程中，最愉快的当然是电影学院这三年。我在这三年里入了行，出了道，赚了钱，恋了爱，买了房，收获许多至今保有温暖的朋友，认识了一把靠谱或者不靠谱的圈内人士。但是回头想想，印象最深的怎么还是刚念书的那个学期，白天上课，晚上回家拿286电脑给导师编的书写稿子。偶尔资料馆搞个日本电影展，巴巴打着车过去看，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在《电影艺术》上发表的第一篇稿子是写导演降旗康男和的《铁道员》的。也是从那时候起，我跟老洪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同一个合作模式——我写导演，他写片子。那时候根本没听说过在家就能上网，手里没有任何资料。跑去图书馆借了所有能借回来的资料，其中的一篇很短的文章提到高仓健写过一部散文集，名叫《期待你的夸奖》。
那本书明明是写给他妈妈的，八卦到底的我却因为江利智惠美牢牢记了这么多年。记着的理由却并不是因为她死了，他还活着；他成功了她没有。如果用伤害来证明爱，我本人也是个中翘楚，连兔死狐悲心有戚戚都用不着。
只是夸奖也好，热爱也好，欣赏也好，在你期待的时候，大多是根本盼不着，等你不期待了，没准儿反而会从某个意想不到的石头缝里蹦出来。只是那还有什么用呢？就算林真理子的《田纳西华尔兹》写得再缠满悱恻，江利智惠美已经不能再唱了。她倘若一直活着，再婚或者不再婚，只是活着，估计高仓健也不会说出“在伤到别人的心时，伤的往往是最重要的人的心，不，不如说正是最重要的人，反而伤得更重。世上不会有人比她更宝贵，明知如此，不知为什么，反而会做出深深地刺伤她的事”这样的话。你看，多美好。可是为了这样的遗憾和美好赔上自己的一条命，殊为不智。
活着，就是活着。期待不着任何人的夸奖，我也不想死。
高仓健还说过一句话，“男人也好，女人也好，都可以这样说：一个人的价值，就是要拼命做点什么事业。我认为，默默地拼命走自己道路的人，要比滔滔不绝讲大道理的人优美得多。笑、怒、不幸、幸福，都是在和别人相会中发生的事情。经常遇到各种不同的人，所以生活才不感觉寂寞。我想，人生也就是这样”。
我常常觉得寂寞。岁月是怎么样爬过我皮肤我自己也不清楚。我遇见许多人，有些会夸我，有些不。我说了那么多年《欲望号街车》的台词“我总是期待陌生人的好意”，可陌生人的好意难道是期待来的么。你辛辛苦苦写了个电视剧，人家就骂你傻X，你精雕细琢地穿了身衣裳，人家就说你品味可怕，你难道要回家抱枕头哭吗。
不欣赏我，我也得吃碗饭，住间房，间或自己哼两声浪里格浪。
我一向话多，今天早上仿佛格外热闹，看来是憋了火。可问题是谁惹着我了呢？不是任何男人女人，就是那个委曲求全战战兢兢想要他人好意的我自己。
自今日起，我不要了。爱谁谁。相见两都厌，那就不要见。话不投机半句多，那就不要说。不喜欢，请删掉我的号，勿敲我的门。我原谅我自己。
要娃干啥
一个晚上一点儿工作没做，分别接了来自广州的电话一个，来自温州的电话一个，回了广州的电话一次，给系主任打电话报备一次，询问班级同学具体情况电话十数个。其中包括各种打不通的。
起因特别简单，五一长假，我们班一个孩子不见了。两部手机都扔在了宿舍，同屋同学没一个知道她上哪儿去的。一个高年级师兄在火车票售票处见过她买票，但是没问过她要去哪儿。她爹妈在两天找不到人以后把电话打到了我这儿来，管我要人。我一整个学期都没有我们班孩子的专业课，我上哪儿给他们找人去？于是各种打电话，问东问西，终于问出个大概齐，有同学说，可能是去上海看世博会了。这个差强人意的结果让我立马蹦了三丈高，赶紧打电话给人家爹妈报备孩子行踪。结果，人孩子爹妈又给我一通数落，说什么“我们家孩子小时候受过心理创伤，你对她教育要得法，要不然她寻死觅活怎么办……”我吓坏了，赶紧问，到底是啥创伤啊，回头我跟她谈话，我得注意规避呐。孩子妈支吾了半天告诉我，其实这孩子小时候一直在亲爹的学校念书，非常受宠，一直是好学生，结果中学转到杭州的一个牛逼中学，突然变成差学生，班主任老师又不喜欢，结果就叛逆了，从此再不跟家长沟通，性格也孤僻另类，处处跟家长对着干，让家长天天提心吊胆，忐忑不安。听完这个，我真是一声叹息。这算什么事？谁没个不愉快的青春期，至于吗？
我教了八年书，09班算是正经交手的第一届全部90后。跟他们打交道，最平常的感受是“很雷很开眼”，更多的时候，我特别爱回顾往昔那些我自己不靠谱的年轻岁月。一边回顾一边感慨万千地想，跟他们比，我当年是多么靠谱多么不文艺的青年啊！
前两天一个小孩在QQ上给我交作业。一边发文件一边问我：“张老师，您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我说：“男孩。”她说：“啊天秤男，最花心了。”我回答道：“不关我事。反正将来愁死的肯定不是花心男的妈。”她接着说：“我身边就有两个天秤男，都是被妈宠坏了，一点出息都没有，天秤男都这样……”这时侯我就疯了，问她：“同学，你跟一个即将当天秤男母亲的人说天秤男肯定没出息，你的目的是？”那孩子估计被我问愣了，想了半天才回答了一句十分经典的：“张老师，我觉得您这么强势，您一定会管好您儿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