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话不投机，正欲转移话题，她却笑嘻嘻地接上了：“我就有兴趣，但却没本事。不过我还是不揣粗陋地作了文章。”
她打开皮包，取出一叠稿子放在我和孟钦面前，然后又取出两张名片分递给我们。名片上清晰地印着“云南省青年联合会委员，青年之友报特约记者”等字样。
“对不起，给晚了。此中苦衷，二位当能理解，还请包涵、见谅啊！”她话语恳切，却又分明包含着大功告成后的开心。
我发现孟钦的脸色变白了，这大概也是我自己的写照吧。
我的视线移到稿子上。稿头上端端正正地写着：偶然拾来的篇章——老知青寻踪报道之四。
我的心不禁扑腾起来。
“寻踪？真新鲜！”孟钦不屑地哧声道，“我们都失踪了？不见得吧！”
“但至少是对新一代青年中的大多数来说，老知青三个字已经带着相当浓厚的历史色彩了。”
“笑话！我们作为共和国历史上堪称‘空前绝后’的一代人，作为在迷乱中惊醒、在苦痛中奋起的一代人，我们的生命力并没有稍减，而是变成了更有价值的存在！”
“很对！我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新的一代了解你们，研究你们，就像你们也曾了解、研究过你们的前辈一样。”祝晗的神情变得认真起来，“我们需要比较，需要借鉴，需要学习你们的长处，当然也需要吸取你们的教训，摈弃你们的错误和弱点，因为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的责任绝不亚于你们！”
孟钦的嘴巴蠕动着，仿佛还想抗辩下去，但终于咬住了，再没有说什么。
我的全身突然感到一阵颤栗，而心头似乎又有一团热烘烘的东西在涌动，我意识到，从今以后，我不可能再用居高临下或者玩世不恭的心态来回忆和咀嚼这一段旅途和这位半路相识的女郎了。
苍天有眼。
天气阴晦欲雨。经过一番拖延之后，安型飞机终于吼叫着冲出跑道，一头扎进灰濛濛的云霭里。
从圆形的窗口往外看，上下左右全是雾，分不清天空和陆地，辨不出来路与去程，整个宇宙一片混沌迷离。郑雪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仿佛自己一下子被抛离了既定的人生轨迹，坠入到一种懵懂茫然的境地。
一团红糊糊的东西突然出现在她的视线里，使她情不自禁地惊叫了一声——幸而在嘴边被咬住了一半。她抬起头来，很窘地对端着饮料彬彬有礼地站在跟前的空中小姐投去一个抱歉的笑，然后伸手取下一杯热气腾腾的红茶。从收到农场拍来的加急电报后，她便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昨晚上她做了一夜的梦，梦见他——法律意义上的丈夫艾扎，倒在血泊里的种种可怕情景，弄得她心惊肉跳，余波一直持续到现在。在边陲农场，负伤几乎永远是和流血连在一起的：小到不慎被胶刀割破手指，大到被砍倒的巨树砸扁脑袋，没有不见红的。当年她曾亲眼目睹过一辆满载的大卡车在一个急弯处轰然翻倒，车上的十几个人和一车毛石全部砸在公路下的大沟里，顿时只见一片血肉模糊……
喝了几口茶之后，她的情绪似乎镇静些了。她努力甩开那些恐怖幻象的纠缠，刻意地去追寻他健全的模样……于是，两年前他来重庆时的情形慢慢地浮出了她的记忆——实在说，那也是不能给她带来任何愉悦的一幕呵！
按照常理，这么大老远地跑去探亲，事前无论如何也该有个商量，或者至少在出发前发个电报使这边有个接待的准备吧，对不起，一概没有。一个人不吭声不出气地就跑来了，结果，刘姥姥进大观园，下了火车，四顾茫然，连个方向都打听不到，本应搭公共汽车到市区，却偏偏挤上了去南岸的船。忙乱中口袋里的两百元钱在啥地方丢掉的都不晓得。一个人背着个背篓，提着串香蕉四处游转，后来才由一位顺道的热心人带回市区，送到家里。进屋后也不懂得报个身份姓名，只是按照他们当地的习俗对着老太太喊了声“大妈”。弄得家里的人还以为是边疆的什么老同学带东西来了。直到小哲从外边玩了回来，他左打量、右打量，最后怯生生地叫了声“啊嘿！小儿子，怕认不得爹啰”，一家人才如梦初醒。正在为“客人”端水倒茶的老太太听说这个又老又憨的邋遢汉子就是她那在人前最引为骄傲的宝贝女儿的尊夫，手中的杯子“铛”地掉在地上，一口气差点儿没憋过去。而他呢，竟丝毫没看出内中缘由，跑上前便去扶抱，老太太又急又气，对着他乱拉乱打，尔后便呼天抢地地嚎啕起来，把四邻八舍都惊动了。
她接到弟弟的电话，急忙从学校往回赶，行至家住的那条街，老远就看见家门前的人行道边上两腿并拢地蹲着一个穿黑布衣服、戴解放帽的男人，两眼正盯着脚跟前的一块小地方发愣。除了他，这还能是谁呢！就像迎面涌来了一股无形的推拒力，原本急匆匆的她，变得有点儿迈不动步了。活老人，你兀突突地跑来干什么呵！她猛地站住了，而且不由自主地闪到一辆停在路边的旅行车后面。身穿浪摆大衣的妹妹郑茹和她那位西装革履、在市轻音乐团吹黑管的男朋友步态潇洒地从家门里走了出来，她偷铛着他们，脸上感到一阵灼热。幸好那两位天之骄子没有发现她，谈笑风生地往另一个方向走了。郑茹在市百货大楼化妆品专柜当售货员，除了“包装”好一点之外，任何方面都不能和她这个当姐姐的相比，可平时在家里，却总是优越感十足，毫无顾忌地称她为“傻大姐”。动辄便讥笑她这也不行那也不懂，仿佛研究生姐姐倒成了个不学无术的绣花枕头。老太太对此也一向采取默认的态度。她嘴上不说，心里却很明白，这一切归根到底就是因为她嫁给了眼下正像石头一样蹲在街边的这个人的缘故。现在，她们当然更可以从门缝里来看她了。
郑雪让自己平静了一下，正欲走出去，一支电动玩具冲锋枪从家门里伸了出来，紧跟着，儿子小哲的身影出现了，他端着枪，先对着他亲老子的背扫了一通，嫌不过瘾，干脆把枪管抵在头上“打”起来，口中还不干不净地骂着什么。见他纹丝不动，小家伙发狠了，干脆用枪管一挑，把帽子给挑飞到马路上。
“小哲，你干啥！”她吼叫着冲了过去，原有一肚子怨怒全都转了向，发泄到不懂事的儿子身上。小哲见妈妈满面怒气地冲了过来，吓得丢枪就逃，但跑到家门口又站住了。
“他气外婆！”小家伙一副强辞夺理的神气。
“啥时到的嘛？”郑雪回过身去对那尊石头冷冰冰地问道，与此同时，她的心很厉害地抖了一下，因为她突然发现他那四年前还像煤一样黑亮的头发，至少已白了四分之一，变成一团沾霜的乱草了！这几年他在农场也不晓得是咋个混法的……若干时日以来，她确乎是第一次想到了这点。
“到屋里去吧，外边这么冷。”她的语气缓和些了，边说边捡起儿子丢下的枪，又要去捡他的帽子，他却抢先一步把它捡了起来。
他跟她走进屋，在离她很远的地方坐下。
老太太黑着脸把一个烧旺的风炉端进来，放到女儿身边，一声不吭地出去了。儿子躲在门口对妈妈做怪相，她走过去“砰”地把门关上了。
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两人。
“过来烤烤火吧。”她看着他冷得发紫的嘴唇和一身单薄的衣衫，说道，“你没多带点衣服？”
“全都穿上了。”他说，声音很低。
“唉，我以前跟你讲过嘛，这儿的气候和边疆不一样，要冷得多呀！”她见他不过来，便把风炉端到他脚边，又从墙上取下一件羽绒服来递给他，“先穿上吧，弟弟的，可能小了点。”
他试了两下，穿不进去，只得将就着披在背上。
“等会儿出去买一件军大衣。”她盘算着说。
“买来整哪样？”他抬起头来瞥了她一眼，“我住两天就走！”
她没想到他会这样不领情，一下子呛得说不出话来，半晌才忍着性子道：“既然天远地远地都来了，又何必说这个话呢！”
“我就是来看看你和儿子的。你们好好的，我住长住短还不是一个样。”他的口气稍有舒缓，神情里却透着决断，“只是钱没有了，你帮我借几十块钱吧，我回去就寄来还。”
她不再说什么了。三言两语间，她已经看到了当年那个艾扎，那个说到做到，任起性子来两头老水牛都拉不回的艾扎——当初她还就爱他这股“蛮劲”，认为是一种男子汉的气魄，现在想想都觉得可悲可笑。
家里太小住不下。晚上，她找来一块夏天用的凉板搭在厨房里，垫上一床褥子，又抱来一床铺盖，好歹把他给安顿下了。她自己则去和郑茹挤着睡。一连三天都是这样。她也曾闪过带他到学校去住的念头，但思前顾后还是打消了这个想法。她宁愿在家里忍受老太太和弟妹们的脸色，也不愿成为学校里的新闻人物。几天中，她和他连一个亲昵的举动也没有。她确实没有那种情绪，他好像也没有这方面的要求。人说“久别胜新婚”，四年天遥地远的别离给予他们的却是一种无所不在的生疏与冷漠。
到第五天上，他执意非走不可了。她没有再挽留他——哪怕是做做面子。离家时，他想再看看一直躲着他的儿子，但老太太早已安排在先，把外孙带出去看电影了。他白等了一阵，最后拿起儿子的玩具枪看了看，默然离去了……
“人世间除了少数的幸运儿，命运对于大多数凡人来说，确乎都有不公之处的，所谓的强者，不过是多一些抗拒或改变这种状况的决心和能力而已，如果他还同时能给别人以帮助，那就是圣贤了。”她记不起这是谁说过的话了，但她却清楚地知道，自己既不是圣贤，也不是强者，而不过是一个在生活的漩流中自顾不暇的可怜虫罢了。那么，自己这样匆匆前去，到底又能给予他一点儿什么呢？
机舱外依然是云海茫茫。
一幢造型别致的十层大厦，气宇轩昂地耸立在离昆明火车站仅一箭之遥的北京路上，远远望去，颇有雄视春城，睥睨一切的架势。公共汽车在塘子巷的十号路口转入这条堪称昆明现代化橱窗的大街不久，郑雪便从栉次鳞比的楼宇中注意到了它的存在——她正是奔它而去的。
下车后，她提着行李，缓步朝那幢庞然大物走去。当年她回重庆途经昆明时，曾趁等火车之际专门来此蹓跶过一番。那时大楼尚在施工，周围还可以看得到一块块的菜地。她问人，这儿盖的是不是农垦总局招待所，那年轻人戏谑地回答道，“不，是马后炮招待所。”她起初没弄懂他的意思，待明白过来时，便淡然一笑，走开了。她听见那个不甘寂寞的年轻人在背后发神经似地高声大叫：“哈哈，知青已乘黄鹤去，此地空建知青楼，知青一去不复返……”当时她心中极不是滋味，因为她并非“黄鹤”，而不过是一只“风筝”而已，她的命运之绳还牢牢地系在她已经离开的那块土地上……这不，一纸电报便把她召了回来！
郑雪推开紧闭的玻璃大门时，被一个声音叫住：“出示证件！”她侧过脸去，看见一个戴红袖套的老头子坐在门后边。
“呵，我是来找人的。”她放下行李，亮出学生证，“找会议上的人。”
“这里的会议多得很，你找哪个会嘛？”老头子警惕地注视着她盘问道。
“总局召开的生产会议。”
“找哪一个？”
“勐比农场的尹光智。”
“你等等。”老头子从她手里接过学生证，起身走到对面服务台前，看样子是要去打电话。
这时，从服务台里面冒出一张女人的脸，当她的目光和郑雪的视线相碰的一刹那，两个人都怔住了。
“呀！女博士，大学生！你怕认不得我了吧？”那女人一冲而起，兴奋的叫喊声使正在伏案工作的几位同事都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用异样的目光看着郑雪。
郑雪吃惊不小，可半晌也没想起这个面孔熟悉的女人到底是何许人。
“哎呀，果然是贵人眼高咧！”那女人道，“还记得不，当年你在下边时，经常上分场小卖部吃米线……”
“哦，米线西施！”郑雪差点儿喊出对方的绰号来。她走上前，隔着柜台拉住对方的手，“哎呀景大姐，我的记性坏得很，你哪阵调上来的？”
“三年多了。”景大姐笑道，“怎么，你大学都读完了？”
“没有，我是临时回来的，有点事情。”郑雪斟酌地说。
“哦，哦，”景大姐鸡啄米似地点着头，“我就说嘛，你们这种人才咋个还会回农场！哎呀呀，内地的水土就是养人呢！你的肤色太好了，白嫩得像豆腐一样！这儿就不行罗，紫外线太强，把人晒得像黑锅巴……先住下来再说吧，条件不怎么样，总还是‘娘家’嘛！哎呀，你看我完全昏了，咋个能这样说呢！嘻嘻，下去看老倌铛？”
一阵机关枪扫得郑雪简直无言以对。直到这位健谈的景大姐把她安顿在一个单间里，她才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刚才我在街上给总局打电话，听说我们农场的尹科长在这儿开会，明天可能就要走，我想搭他们的车，麻烦你帮我问问好吗？”
“你说的是尹光智？不用问，就住在这上头！”景大姐用手指指天花板，“你把人家说小啦——他现在是总场副场长了！不过他这个人还没有什么官架子。没关系，到时候硬塞也要塞进去！”说着她风风火火地上去，为郑雪打听车子。
当年农场到重庆去接知青，尹光智是分管郑雪所在学校的招收工作的，曾亲自接受过包括她在内的几十名支边狂热分子的血书，到农场后也还多少有些往来，她和艾扎结婚时，他还送过一床被面。
郑雪为自己倒了一杯开水，在沙发上坐了下来。房间陈设还说得过去，大窗帘、沙发床、写字台、大衣柜，甚至还有一台十四时的黑白电视机。看来我是代表十万知青在这里受用了……她不无自嘲地想。刚才在电梯里，她还听见有人在说这幢大楼是省农垦总局当年为解决十万知青的探亲住宿问题申请专款建造的云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