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有44支驻防部队，共338佐领，35361人，其中“新满人”如达斡尔、索伦、鄂伦春及巴尔虎的游牧旗兵尚未计入；西北有8支驻防部队，119佐领，共15642人，最大的一支为伊犁将军管辖，共40佐领，其中包括了调防的索伦、达斡尔、锡伯族旗营；其他地区主要是汉人区，共306佐领，39879人。在分布上，华北平原设在青州、德州和开封；西北地区为西安、太原和绥远（呼和浩特），江南、华南一带则设在江宁（南京）、镇江、杭州、乍浦（近宁波）、荆州、成都、福州与广州。这些省份中，湖南、江西、安徽、贵州、广西无八旗驻防。根据清末的统计数字，91支地方驻防部队总计兵力11万，加上京师八旗则所有的八旗兵力约26万人，按旗兵占旗人比例的二十分之一计算，这与清末旗人的数量500万大致吻合（占全国人数的1%）。
根据区域的战略地位，驻防八旗分为将军级、副都统级、城守尉级和防守尉级四等。其中将军级的驻防兵额大，驻防地也多设在省会或边境重镇。副都统一级的驻防地则大多设在重要城镇和战略要地。这些军队与60余万绿旗兵（由汉人组成）共同担负了内地的军事戍守任务（满洲不设绿营）。但两者有一个重大差别，那就是八旗集中而绿营分散；在待遇上，绿营也要低于八旗。
八旗作为清朝的特殊群体，清廷给予了八旗非同一般的优待。早在顺治元年，清廷即下令，“凡八旗壮丁，差徭、粮草、布匹，永停输纳”，换句话说，他们除世代相袭的兵役之外，其他义务一概全免；顺治二年，清廷又制定赈济八旗的条例，从各方面对旗人给予优待。清军入关后的数十年中，曾按关外模式在京畿五百里内跑马圈地，然后以“计口授田”的方式分配给八旗官兵，即所谓“旗地”。每个旗丁分地30亩，不纳粮但也不准买卖，以期他们保持昔日“出则为兵，入则为农；耕战二事，未尝偏废”的传统。但京师八旗主要驻扎在内城，他们既不擅长农耕，实际上也做不到“兵农两顾”，因而这些旗地大多是交给“包衣”佐领们管理而由当地汉民耕种交租。
有限的租税不足以养活旗人家小，清廷随后又确立兵饷之制，其规定：凡成丁男子挑取披甲者，每名每月由朝廷发给一定数量的饷银与饷米，同时也发给口粮赡养家属，“七岁以上即食全体，六岁以下为半口，减半给粮”。由此，八旗官兵上至都统下至士兵，都可以按时领取规定数额的俸禄。按八旗制度，俸银每月发放，禄米每季发放一次，举例而言：都统每月俸银为180两，禄米每年90石；参领每月俸银130两，禄米每年65石；佐领俸银每月105两，禄米每年52石5斗；步军校俸银每月80两，禄米每年40石；骁骑校、亲军校、前锋校、护军校每月俸银60两，禄米每年30石；步军、护军、前锋、亲军营兵丁每月俸银为4两，禄米每年4石8斗；马甲每月俸银为3两，禄米每年4石8斗；步甲每月俸银为2两，禄米每年4石8斗。除此之外，八旗官兵还享有其他经济优待，如婚礼和丧葬时可以领取一定津贴；如受伤或因病退役，其余生可每月领取1两的抚恤金，在本人去世后，其遗孀仍可领取一半的抚恤金，遗孤也可以获得一定的资助。
在《清末最后十年的平满汉畛域问题》一文中，学者迟云飞总结了满、汉在社会职务方面的四大区别：一是官分满汉，满人可任汉缺，但汉人不能任满缺（如都统、将军等），同一职务如尚书、侍郎，满人的权力大于汉人，高级别的职务也是满人多于汉人；二是满汉不婚；三是满人只能为职业军人，不准从事其他生产，其生活全靠清廷财政供应；四是适用法律不同，满人犯罪，审判机构也是单独的。
为扩大旗人的做官途径，一般旗人除通过科考入仕外，还有其他各种机会做官，如康熙十年曾规定，“八旗满洲监生识满汉字者，考试翻译；只识满字，考试缮写。优者授为正八品，以部院笔帖式补用”；雍正元年，鉴于满洲进士、举人出身的翰林无升转之途，又制定了“推升”之令；乾隆二年，“满洲进士依甲等名次选用知县”，等等。
当然，为笼络汉人士子，旗人在科举上不点状元（榜眼与探花亦极慎重），终清一朝，唯一的例外是同治年间出身于蒙古正蓝旗的崇绮曾中过状元。科举上虽略有限制，但旗人可以考翻译、挑侍卫，加上其人口基数小，官途上要比汉人宽广许多。据统计，清朝268年中的满汉总督比例为满57%，汉43%；巡抚为满48%，汉52%；布政使为满28%，汉72%；知府为满21%，汉79%；知县中满人较少，只有6%。由此可见，越到高层，旗人所占的比例就越高，中下层官员特别是基层官员则以汉人为主。中央六部中，清廷实行满汉尚书制，即每部各设一位满尚书和一位汉尚书，侍郎也是如此。这种状况，直到太平军起义后才有所改变，满总督降为35%，巡抚降为22%，但中央各部则变化不大。
在获得优待的同时，清廷也给八旗设立了很多限制，如旗人不准经商务农，除当兵当差外不准从事其他任何职业（即便闲散旗人也不准），也不准随意离开驻防地（无迁居权力）。为保持八旗的战斗力并防止旗人被汉化，清廷制定了一系列“旗民分治”的措施，如“旗民不交产、旗民不通婚、旗民不同刑”等。在其僵硬的制度下，旗人在户籍、住址、田产、营生、诉讼等方面都与一般汉人有着不可逾越的界限。不过在旗人内部，则无论满洲、蒙古还是汉军，都可以相互通婚，相互交产，一视同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清廷是用八旗制度打造了一个“铁杆”的支持力量，而作为“复合民族”的八旗群体，实质上是以满洲人为核心但又包括汉族、蒙古族、朝鲜族、锡伯族等民族的利益共同体。
“旗民”之间不仅在权利上有差别，而且有一道实实在在的障碍，即所谓“满城”。旗人当中，除很少一部分人出去做官当差外，绝大多数的普通旗人都被圈在城内的兵营之中。按清朝规定，凡驻防于各大城市的八旗官兵，都另设“满城”驻扎，而不得与当地人混住。大体上说，满城可分为两种，一种在原有城池中划出一片供八旗官兵居住，如西安、南京、福州、广州、杭州等，区域划定后，原汉人居民全部迁出，再修建一道新的城墙以分隔满汉；另一种则是在原有旧城之外选择一片空地另建新城，如青州、绥远、银川等，以使旗兵与当地百姓互不相扰。
中国古代兵役制度，有募兵、征兵、世兵等不同类别。通常来说，北方游牧民族多为族兵制，如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及满人；明朝先是世兵制，即军户制，后改为募兵制；清朝后，八旗实际上是一种族兵制，绿营开始是募兵制，后因长时间驻扎一地，便演化成某种程度上的世兵制。与绿营一样，八旗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世兵制或者说世袭的军户，这种拥有朝廷固定薪俸的职业，一般为特殊人群所垄断，圈外人很难染指。
当然，“旗民分治”也不尽是坏处。一度追随孙中山参与革命的书法家汪东曾说：“昔者八旗特设制度示与齐民异，不事生产，唯待供给于汉族，虽为民病，犹特消耗其辛苦所得于无用耳，未尝与民争利。”“旗民分治”的缘由，一则是兵制，二来也是为了防止“与民争利”，以免重蹈当年金朝“猛安谋克”制下军功集团强夺人民土地财产的弊病。就这点而言，汪东曾的话尚属公道。
八旗入关时本为强悍之师，清廷的种种措施也是希望旗人聚合成一个特殊的军事集团，以长久保持旗人的勇武精神并让清廷统治更久。但事与愿违的是，清廷对八旗的“包养”政策最终令旗人成为“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的特殊利益人群。清朝建立数十年后，八旗即丧失锐气，他们不再是帝国的军队主力，而仅仅是作为征服者的象征存在。
1799年，嘉庆在一道上谕中对此深感忧虑：“朕于甲辰年（乾隆四十九年）随驾南巡至杭，营伍骑射皆所目睹。射箭箭虚发，弛马人堕地，当时以为笑谈，此数年来果能精炼乎？”6年后，嘉庆再次训诫：“各省营员大者养尊处优，小者偷安徇利，当募补兵额之时，即不认真挑选，率以市井游惰之徒充数，及入伍以后，又不勤加训练，其所谓按期操演者，不过列营布阵，炫耀观瞻，循行故事而已。”时人昭梿更是在《啸亭杂录》中记载，守卫宫门的侍卫们平时并不携带武器，“每夏日当值宿者，长衫羽扇，喧哗嬉笑”，圆明园侍卫“乃竟日裸体酣卧宫门之前”。
鸦片战争前夕，鸿胪寺卿黄爵滋曾这样描述京城八旗：“近见有三五成群，手提雀笼雀架，终日闲游，甚或相聚赌博。问其名色，则皆为巡城披甲，而实未曾当班，不过雇人领替，点缀了事。”旗兵如此，王公贵族也是如此。光绪朝的怡亲王溥静当时就闹了个笑话，他老人家为免去佩刀的累赘而发明了一招，刀鞘里无刀而只有刀把儿，这样一来，重量是大为减轻，尚武精神可就荡然无存了。作为昔日的军功阶层与清王朝的支柱，这些八旗后裔在清朝两百多年后早已堕落为无用的鸡肋，其“睹旌旗而色变，闻鼙鼓而心惊”，非但无任何军功可言，也实在无事可做。
19世纪中叶，清廷支出的军费高达3000万两白银，八旗与绿营平分秋色。在很大程度上，八旗、绿营并没有作为主要的作战力量出现，而是作为“军费”享用者的角色出现。太平之役后，作为“立国之本”的他们实质上成了清廷的负担而不是其他。如甲午战争时期，包括防军、练军、地方勇营的前线军队约36万人，而数量大体相当的八旗、绿营却只能在一旁观战。
当然，在两次鸦片战争和镇压太平军起义的过程中，一些旗兵的表现也可以称得上英勇，但结局大体都败得很惨。如鸦片战争中乍浦的旗兵曾奋勇抵抗，战败后城内旗人多自殉身亡；太平军攻下南京后，大约有3万旗人被屠杀，后来的杭州之役也是如此，大约1万人被杀死或自殉。在嘉庆、道光年间的张格尔之乱及同光年间的阿古柏之乱中，前往平叛的东北旗兵和西北旗兵也损失颇大。
随着战争的结束和社会的长期安定，八旗军队在承平岁月中悠闲度日，久而久之，刀枪入库，任其锈迹斑斑，格斗、射箭等技艺也日益荒废。近代以后，随着热兵器的迅猛发展，这些古老的技艺更是成了无用之技。加之职业和驻地的限制，大多数旗人变得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他们在吃喝玩乐、养鸟唱戏等方面或有建树，但娴长骑射、勇猛善战的民族特性却日渐丧失，战斗力也大为减弱，与其说他们是“军队”，倒不如说他们是“市井游民”来得更恰如其分。
从某种意义上说，清廷对满人的优待是一种“甜蜜的桎梏”，发展到最后，所谓“旗人”，即闲人也。旗人社会的空心化还不是最要命的，就王朝的命运而言，作为金字塔顶尖的皇族空心化才是最致命的。在慈禧太后当政的近半个世纪中，皇宫里再也没有听到婴儿出生的哭声。这种史无前例的宫荒，在整个清朝历史上都不曾出现过，而这大概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气数已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