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此篇者皆以下文“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之士为皋陶。吴氏云：“《二典》不载有两刑官，盖传闻之谬也。”蔡氏云：“皋陶未为刑官之时，岂伯夷实兼之与？’余按此篇後章文云：“今尔何监，非时伯夷播刑之迪；其今尔何惩，惟时苗民匪察于狱之丽。”明明分承上章“苗民弗用灵”及“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两项而言，则所谓士者非皋陶即伯夷明矣。稷、弃之世官也，故今（刚案：“今”当作“经”）传多称之；若皋陶则未闻有称士者。且既谓伯夷典刑矣，又谓皋陶为士，不但於政体有乖，即以文义论亦不可通。然则所谓“制百姓于刑之中”者即承上文“伯夷”而言，非皋陶明矣。盖盛世之文多谨严，衰世之文多轻易；况事在千馀年前，传闻不一，盖有误以皋陶之事为伯夷者，作诰者因本之以为言。吴氏以为传闻之谬，是矣。蔡氏疑在皋陶之前，犹未免於曲为说也。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於《书》之《吕刑》，《诗》之《宫》皆不能无疑：非但其作之晚，亦以所称述者久远之事，不能保其不失实耳。故列之於存疑。
《郑语》言姜为伯夷後之非
《郑语》云：“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礼於神以佐尧者也。”余按：《春秋传》或以姜为大岳之後，或以姜为炎帝之後；《周语》、《晋语》亦然。四岳在炎帝後，容或出於炎帝：则谓四岳之後即炎帝之後，理尚可通也。若伯夷则与四岳比肩事主，又四岳之所荐，安得四岳之後即伯夷之後乎！且伯夷乃舜所命官，以为“佐尧”，亦误。故今不载。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书尧典》）
夔一足非指人
《孔从子》称：“或问孔子：‘夔有一足，信乎？’孔子曰：‘皋陶为夔请佐，舜曰：“夔一（句），足矣，”非一足也。’“余按：夔本兽名，──故《鲁语》云：“木石之怪，夔罔两；水之对，龙罔象。”夔之名夔犹龙之名龙也，犹朱、虎、熊、罢之名朱虎熊罢也。所谓“夔一足”者，谓夔之兽一足，非谓夔之人一足也。儒者知其不经而不知所由误，乃撰为此事，又诸孔子之言以曲解之：嘻，亦劳矣！且九官皆官属之长，未有无佐者：垂之佐殳、┥、伯与；益之佐朱、虎、熊、罴；禹、稷、契、皋陶之伦亦必有佐，但不见於《经》耳。典乐教胄岂一人所能理，夔安得独无佐乎！以无佐解一足，则龙之两角又何说焉？今不载。
乐以志为本
世儒论古乐者皆求之律。自班固以来，娶妻生子之喻，十分九分之疑，王朴、蔡元定之所定，范景仁、司马君实之所争纷然不一。余之意独以为不然。《经》之言乐，此章详矣。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四言而乐之事备矣。何者？凡乐必有其本，──本也者，志是也。有志而後有诗，──诗者，取志而宣诸喉舌者也。有诗而後有歌，──歌者，取诗而畅其音节者也。有歌而後有声，──声者，取歌而布之於丝竹者也。是故，诗曰“言志”，歌曰“永言”，声曰“依永”：“言”即其言志之诗也，“永”即其永言之歌也；即其诗而长之之谓“永”，随其歌而应之之谓“依”。然则声之抑扬疾徐视其歌，歌之抑扬疾徐视其诗，而诗之抑扬疾徐视其志矣。是故，志者本也，声者末也。其志必中正和平也，而後其诗其歌其声从容舒畅，而俯仰迟速无不其宜者。志不美，求之於诗，无益也；诗不美，求之於歌，无益也；歌不美，求之於声，无益也。故曰“作乐崇德”，“见其乐而知其德”也。然又制律以和声者何居？八音并作，彼此恐其不均，数章迭奏，先後恐其不符，故为律以考验之，使归於一耳；非以律为乐也。《书》曰：“同律度量衡”，律之於音也犹度之於布帛，量之於粟，衡之於金也。长短之形，目能察之，而一左一右不能必其无分杪之差，故受之以度而後齐。高下之音，耳能辨之，而一彼一此不能必其无几微之异，故受之以律而後调。是故，律者所以均高下，而非所以为高下也；度者所以均长短，而非所以为长短也；量与衡者所以均多寡轻重，而非所以为多寡轻重也。後世儒者之为古乐也则不然，不求其原於志与诗而惟斤斤於律；声从律起而不自歌生，诗缘歌作而非由志出，取命夔之语而颠倒施之；正使所制之律毫厘不爽於古，亦与古乐无与，况未必然乎！如但持古人之律即可为古乐，是得周尺而即可以制周礼也。曰：然则何以淑其志？曰：《经》言之矣，曰：“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刚直，《乾》之德也，宽简，《坤》之德也。有其德者必有其偏；温也，栗也，无虐且无傲也，德之不偏不倚，纯粹至善，所以为中正而和平也。由是而发之诗，著之歌，播之声，舜之乐所以为至也。故“诗言志”云云者，所以为乐也，古乐之与後世异者也；“直而温”云云者，所以为《韶》也，舜乐之与三代异者也。故古今知乐者莫如孔子、孟子。孔子曰：“乐则《韶》舞”，“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闻《韶》，曰，‘不图为乐之至於斯也！’”──此论乐之品也，为夫不能“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者言之也。孟子曰：“今之乐由古之乐也：百姓之疾首蹙而相告者，不与民同乐也；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者，与民同乐也”，──此论乐之本也，为夫不知“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者言之也。盖乐犹文也：文之本在明理达意，不如是则非文，孟子之论乐是也；文之品则有高下精粗纯杂之分，当求其上者而法之，孔子之论乐是也。孔子之论乐，与颜、曾之徒知乐者言之也；孟子之论乐，与战国之君臣不知乐者言之也。彼且不知乐之本，何暇与之论高下。譬诸近世之文，不求之理而但揣摩西汉、盛唐之体，格於语言音响之间，此姑使之返而求所以明理者，未可遂以文之高下语之；非谓文之遂无高下也。宋韩魏公琦《上仁宗疏》云：“不若穷作乐之原，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简，民物熙洽：斯则古之乐也，可以器象求乎！”呜乎，三代以还，知乐者一人而已矣！若夫诸儒所论，累黍为尺，由尺生律，以黍尺之多寡长短为古乐者，吾不知乐，吾知其非乐也！
【备考】“有仍氏生女，<黑真>黑而甚美，光可以鉴；名曰玄妻。乐正後夔取之，生伯封：实有豕心，贪忄林无餍，忿无期；谓之封豕。有穷後羿灭之，夔是以不祀。”（《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帝曰：‘龙：朕┾谗说殄行，震惊朕师，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书尧典》）
九官以龙终之故
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物成，万物之理得矣，天地之气和矣，夫然後礼乐可兴，故命伯夷命夔次之；而又虑谗殄之害正也，故以命龙终焉：此治化之成也。颜渊问为邦，孔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言礼也；曰：“乐则《韶》舞，放郑声。”言乐也；而又继之曰“远佞人”，何？盖佞人不去，虽有贤臣不能为治，即治亦不能久；故欲久安长治者必以近佞人为永戒。舜之┾谗殄於制礼作乐之後，亦此意也。
命伯夷、夔、龙
命伯夷何以亦咨於岳也？犹命禹之咨於岳也，亦重之也。命夔、龙何以亦详於伯夷也？犹命稷、契、皋陶之详於禹也，亦因让而命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钦哉，惟时亮天功！’”（《书尧典》）
“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同上）
九官非一时所命
自“询咨四岳”以後，郑氏以为皆“格於文祖”时所敕命。《纲目前编》因之，悉载之於舜即位时，而以舜之三载为“考绩”之年，九载为“熙绩”之岁。余按：舜之摄政二十有八载矣，自弃以下八人，为知其材邪？为不知其材邪？知其材邪，何以二十八载而不用？不知其材邪，何以一日而尽用之？如云咨於众而知之，则何以二十八载之久而不一咨，独於此一日偏咨之也？向之为此官者，为称职邪？为不称职邪？称职邪，不应一日而尽易之。不称职邪，不应二十八载而不易。即云向无其官而今设之，亦不应二十八载之久而无一设，忽於此一日而偏设之也。由是言之，舜之咨，众之举，皆非朝夕之故；盖以渐而知之，遂以渐而用之，而记事者连类而记之耳，不得以为一日之所命也。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曰：“教之”。圣人立政自有先後次第。况巢窟者切肤之急祸，教养者治民之大纲，皆非可以须臾缓者；工虞之事固已末矣。至於礼乐乃盛治之成功，非厚生正德之後未易言也，安得一日而同亮天工，三载而咸奏厥绩哉！帝之命禹昌言也，禹以“决川距海”、“民乃粒”告之帝，则是此时水土固已平，树艺固已成矣；而帝方谆谆焉以“山龙黼黻”、“六律五声”与“庶顽谗说”为尤，则是此时礼乐犹未兴，讠殄犹未绌也。然则禹、稷功成之日，伯夷、夔、龙始各任职耳。若与六官者同命而考，何至此时尚廑帝忧乎！曰：然则舜有“咨二十二人”之言，何也？曰：古人之文简质，贵得圣人之意耳：其事皆当日之事，其言不必皆当日之言也。而“典”之为体，综其始终本末言之，又与《春秋》之编年纪事者不同。即如“畴若予工”、“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者，岂果临朝一问而已乎！佥曰“垂哉”、“益哉”者，岂果同朝一应而已乎！帝曰：“汝共工”、“汝作朕虞”者，岂果漫不加察，付以重任而已乎！如此，则不惟舜能之，人人皆能之矣。《书》曰：“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记》曰：“舜好问而好察迩言。”然则舜之访盖不知几何，而众多称垂、益平日之才略者，舜乃询以言，试以功，待其有效而後授以此官；而《书》之所云特其梗概耳。故曰：其事皆当日之事，其言不必皆当日之言也。不宁惟是，韩子《平淮西碑》云：“曰‘光颜，汝为陈许帅，’曰‘重胤，汝故有河阳怀，今益以汝’，曰‘度，维汝予同，汝遂相予’”者，岂果一日之事，当日之言乎哉！夫《尧典》之文亦若是而已矣！呜乎，圣主贤臣之心与其经纶设施之次第，其晦於拘牵文义之儒者岂可胜道哉！故识其说如此。
“苗顽弗即工”。（《书益稷》）
“皋陶方厥叙；方施象刑惟明。”（同上）
“分北三苗。”（《书尧典》）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论语泰伯篇》）
【附论】“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篇》）
三苗丕叙在“顽弗即工”之後
按：三苗之见於《虞夏书》者凡四。其一，“窜三苗於三危”，乃尧时事：此在最前，不待言矣。其二，“分北三苗”，乃舜命官之後考绩时事。其三，“苗顽弗即工，皋陶方施象刑”，乃舜、禹问答语：考其时势，当即分北之事。盖“苗顽”者，原分北之由；“分北”者，记象刑之实，所谓“五流三居”者也。然则《典》正如《春秋》，直书其事；《谟》正如《左氏传》，详志其本末耳。其四，“三危既宅，三苗丕叙”，惟此当在最後：盖因顽而分北，因分北而後丕叙也。若先已丕叙，则禹不当谓之顽弗即工，舜亦不当分北之矣。盖水土虽平於分北之前，而《禹贡》实作於分北之後，故有“作十三载乃同”之文，“声教讫於四海”之语：是知此篇乃赋定功成後所记，故云丕叙也。三篇之文正相发明。自《伪孔氏古文》以《禹贡》为作於尧世，又撰禹摄政後征苗一事，於是丕叙之後复谓之顽而分北之；既分北之而惟命是听矣，无故而又动大众以征之。首尾衡决，事实淆乱，莫此为甚。故今载丕叙於後篇，删征苗之伪誓，而取《谟》中禹、舜之言列於《典》文“分北”之前，庶学者可以一见而然也。说并见後《治定功成篇》中。
舜体国经野上
“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书禹贡》）
【存参】“禹乃遂与益、後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史记夏本纪》）
本录义例三──“敷土”置“咸熙”後
此篇与《尧典》羲、和之命相表里。四时之定，尧之所以成天；九州之制，舜之所以平地。授时者，损益前古而集其成；敷土者，范围後世而开其始。故授时命於“庶绩”之先，敷土记於“咸熙”之後。
“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绩，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赋惟上上错。厥田惟中中。恒、卫既从；大陆既作。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书禹贡》）
九州之章法次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