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曾（仁宗初，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知青州。景二年，由枢密使再拜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
富弼（至和二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英宗时，以足疾辞，出判扬州。熙宁二年，以左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苑纯仁（元三年，拜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出知颖昌。召还，复拜右仆射入相。）
赵鼎（先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寻出知绍兴府。绍兴七年，又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张浚（绍兴五年，除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都督江稽饵马，以吕祉事罢。孝宗初，又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都督如故。凡两为节相。）
朱胜非（建炎三年，拜尚书右仆射，寻出知洪州。绍兴二年，又入相。）
吕颐浩（建炎四年，守尚书右仆射，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为江东安抚使。绍兴元年，又拜少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秦桧（自金归，绍兴元年，拜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二年罢。八年，又拜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汤思退（绍兴二十七年，拜尚书右仆射，寻罢。隆兴六年，又拜左仆射。）
史浩（隆兴元年，拜尚书右仆射，寻奉祠。熙五年，又为右丞相。时孝宗改仆射为丞相。）
梁克家（乾道八年，拜右丞相，后出知建康。熙九年，再拜右丞相，封仪国公。）
郑清之（端平初，为右丞相，寻乞罢。七年，又拜太傅右丞相。）
吴潜（十一年，拜右丞相，十五年，出判庆元。寻又拜特进左丞相。）
程元凤（宝中，拜右丞相，出判福州。度宗初，又拜少傅右丞相。）
陈宜中（德元年，拜特进右丞相，被劾竟去，召之入朝，仍为右丞相，元兵入，宵遁。益王立于福州，又以为左丞相。）
文天祥（德初，拜右丞相，使元军脱归。益王立，仍拜右丞相。）
王安石之得君
王安石以新法害天下，引用奸邪，更张法令，驯至靖康之难，人皆咎安石为祸首，而不知实根柢于神宗之有雄心也。帝自命大有为之才，尝欲克复燕云，恢张先烈。当其为颖王时，已与韩维论功名。（见《维传》。）及即位，富弼因奏对，即曰：“愿陛下二十年不谈兵。”盖已窥见意旨矣。（见《弼传》。）帝又与王安礼论汉文帝，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见《安礼传》。）苏颂使契丹归，帝问以山川人情，颂曰：“彼讲和日久，未有他意。若汉武久勤征讨，匈奴终不服，至宣帝时，呼韩邪单于稽首称藩。唐中叶以后，河湟陷于吐蕃，宪宗欲复之而不能，至宣宗时，乃以三关七州来归。盖外国之叛服不常，不系乎中国之盛衰也。”颂意盖有所讽云。（见《颂传》。）初艺祖尝欲积缣帛二百万以取幽、蓟，别储于景福殿，后神宗题此库云：“五季失图，犭严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又诗曰：“每虔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见《食货志》。）是帝久有取燕、云之志，后帝与大臣定议，将遂举兵，朝慈圣光献太后白其事，太后曰：“吉凶悔吝生乎动，得之不过南面受贺而已。万一不谐，生炅所系，可胜言哉！苟可取，则太祖、太宗已取之，何待今日！”（见《慈圣光献曹后传》。）观此数传，则帝意在用武开边，复中国旧地，以成盖世之功，而环顾朝臣，皆习故守常，莫有能任其事者。安石一出，悉斥为流俗，别思创建非常，突过前代，帝遂适如所愿，不觉如鱼得水，如胶投漆，而倾心纳之。欲用兵必先聚财，于是青苗、免役之法行。欲聚财必先用人，于是吕惠卿、章之徒进。虽举朝争之甚至，内而慈圣光献太后，外而韩琦、富弼诸老臣，俱以安石为不可用，而帝持之愈力，护之愈坚，故当时有谓帝与介甫如出一人者，史臣亦谓神宗以好大喜功之资，王安石出而与之遇，宜其流毒不能止。然则非安石之误帝，实帝一念急功名之心自误也。厥后兵不敢用于北，而稍试于西，炅武之役，丧师覆将，涂炭百万，帝中夜得报，起环榻行，彻旦不寐。（见《宣仁高后传》。）盖至是始知非常之事之不可幸成也，已晚矣。善乎韩维之论曰：“圣人功名，因事而见，不可先有功名心。”此真深识治道之论也哉！
青苗钱不始于王安石
王安石以青苗钱祸天下，人皆知之，然青苗钱之名不自安石始也。《宋史》，赵瞻对神宗云，青苗法唐行之于季世，范镇亦言，唐季之制不足法。按《通鉴》，唐代宗永泰二年秋七月，税青苗钱以给百官俸，此青苗之始也。《旧唐书》，乾元以来用兵，百官缺俸，乃议于天下地亩青苗上量配税钱，命御史府差官征之，以充百官俸料。永泰二年，侍御韦光裔为使，得钱四百九十万贯。其冬，诏减青苗地头钱，三分取一，遂为常制。每岁特设使者，如崔涣兼税地青苗使，刘晏兼诸道青苗使，杜佑充江淮青苗使是也。《食货志》，大历元年，天下青苗钱共四百九十万缗，每亩税三十文。永泰八年，诏天下青苗地头钱每亩一例十五文，德宗又增三文，以给广骑。《通鉴集览》谓，青苗钱者，不及待秋敛，当苗方青即征之也。是唐所谓青苗钱，并与宋制不同，宋制尚有钱贷民而加征其息，唐直计亩加税耳。（按唐时长安、万年二县有官置本钱，配纳各户，收其息以供杂费。宋之青苗钱，正唐杂税钱之法耳。）宋之青苗钱则始于长吏之自为之，本以利民。《宋史 李参传》，参为陕西转运使，部多戍兵，苦食少，参令民自度麦粟之赢余，先贷以钱，俟麦粟熟输之官，号青苗钱。经数年，廪有羡粮。此安石青苗钱之所本也。在参行之，固为善政，然仁宗天圣五年，已特诏罢之，当亦以行之久则弊生耳。至安石，则初知鄞县时，贷谷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民甚便之。安石操履廉洁，亲施之于一县，民自有利而无害。及登朝柄用，以此事已效于一县，遂欲行之天下，然犹未敢遽行，使苏辙议之，辙力陈其弊，乃不复言。会河北转运使王广廉奏乞度牒为本钱，于陕西漕司私行青苗法，（即本李参之术。）春散秋敛，与安石意合，于是决然行之。（见《苏辙传》。）世但知宋之青苗法始于安石，而不知李参先私行于下，广廉又奏请于上也。然使听贤吏自行于一州一路，非惟安石能利民，而李参已先有成绩，即广廉亦未必遂至病民也。至著为功令，则干进者以多借为能，而不顾民之愿否，不肖者又藉以行其头会箕敛之术，所以民但受其害而不见其利。天下事固有一人行之能为利，天下行之则又为害者。况青苗钱虽曰不得过加二之息，而一岁凡两放两收，则其息已加四，有司又约中熟为价，令民偿必以钱，则所定之价又必逾于市价，而民之偿息且十加五六，则并非安石之初法矣，此所以病民也。即如常平社仓，何尝古人善政，然沿及后世，常平春借秋还，出则克扣，入则浮收，徒供不肖官吏之渔利。社仓听民自为经理，宜更无弊矣，然州县虑司其事者之干没，必岁签殷户承充，于是有得钱卖放之弊。又必岁遣小官稽核，于是有需索馈送之弊。古来未尝无良法，一经不肖官吏，辄百弊丛生，所谓有治人无治法也。《孟子》谓：“有仁心而无仁政，则民不被其泽。”岂知有仁政而无仁心，非惟不被其泽，且转受其害也哉！
车盖亭诗
哲宗即位，蔡确播浮言，谓由己拥护。既失势，遂怨望，至安陆，尝游车盖亭，赋诗十章，内有用郝甑山事。甑山者，唐郝处俊封甑山公，高宗欲逊位武后，处俊谏而止，确引之以比宣仁后，兼有“沧海扬尘”等语，尤悖逆。知汉阳军吴处厚得其诗，笺释上之。于是左、右谏议张焘、范祖禹，左、右司谏王岩叟、吴安诗，右正言刘安世，连劾之，遂贬英州别驾，新州安置。宣仁后曰：“帝以子继父，有何间言，而确自谓有定策功，妄煽事端，规为异时炫惑地。吾不忍明言，姑托讪上为名逐之耳。”此正后之深识远虑，若论确设心之奸险，措词之凶悖，虽诛戮尚不足蔽辜，仅从远窜，已属宽典。乃当时万口同声，以为太过，即号为正人君子者，亦出死力救之。谓圣朝务宜宽厚，力言于宣仁后帘前，并言于哲宗者，范纯仁及王存也。谓注释诗语近于捃摭，不可以开告讦之风者，盛陶也。谓以诗罪确，非所以厚风俗者李常也。谓恐启罗织之渐，上疏论列，及闻确谪命，又封还除目者，彭汝砺也。谓薄确之罪则于皇帝孝治为不足，若深罪确则于太皇太后仁政为小累，皇帝宜敕置狱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诏赦之，则仁孝两全者，苏轼也。甚而范祖禹先既劾确，及闻新州之命，又谓自乾兴以来，不窜逐大臣，已六十余年，一旦行之，恐人情不安。又甚而邵康节局外评论，亦谓确不足惜，然为宰相当以宰相处之，而以范纯仁为知国体。可见是时朝野内外，无不以谪确为过当。此则有宋待士太厚之故，纵有罪恶，止从黜谪，绝少岭海之行，久已习见以为当然，一旦有此远谪，便群相惊怪，不论其得罪之深，反以为用刑之滥。政令纵弛，人无畏惧，实由于此，宋之所以不竞也。
同文馆之狱
神宗不豫时，邢恕与蔡确密谋援立，诱宣仁后侄公绘曰：“延安幼冲，（即哲宗。）雍、曹皆贤王也。”公绘惊趋出，恕计不行，反扬言太后属意雍王，使首相王知之。确乃约同入问疾，阳以语勾致，使开封府蔡京伏剑士于外，俟语小异即诛之。既而言上自有子，恕计无所施。而语稍闻于宣仁后，遂黜恕出知随州。恕与确则又扬言太后有废立意，绐司马光子康手书，谓其父光曾语范祖禹曰：“方今主少国疑，宣训事尤可虑。”宣训者，北齐娄太后宫名，娄太后尝废孙济南王，而立少子演，以比宣仁后欲废哲宗而立雍王也。司马光为天下所信服，故欲以此语为出自光，又恐人疑非光言，故必绐其子康手书而后可使人信，其设心可谓黠矣。会确贬新州，恕亦远谪，事不果行。绍圣初，章、蔡卞当国，欲甘心元诸贤，引恕入为御史中丞，于是恕追理前说，并怵高遵榕之子士京，追讼其父在日知王谋立雍王，以实其言，总欲以此为题，陷害诸正人，并诬宣仁后，以见己与确有拥护哲宗之功也。先是刘挚、吕大防为相时，文潞公之子及甫居丧，恐服除不得京官，抵书邢恕曰：“改月遂除，入朝之命未可必。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济之以粉昆，必欲以藐躬为甘心之地，可为寒心。”其谓司马昭者，本指吕大防。粉昆者，世以驸马都尉为粉侯，时韩忠彦执政，其弟嘉彦尚主，故以忠彦为粉昆也。至是恕以此书示蔡确之子渭，（《刘挚传》谓蔡渭，《邢恕传》谓蔡懋，皆确子也。）使上其书，讼当时宰相刘挚、吕大防等，陷其父确谋危宗社，引此书为证。、卞遂欲因是诬挚及梁焘、王岩叟等，以为有废立意，置狱于同文馆，用蔡京、安杂治之。及甫乃变词，托其亡父尝说司马昭指刘挚，粉谓王岩叟面白如粉，昆谓梁焘字况之，况犹兄也。将锻成废立之事，以杀挚等，并以悖逆坐司马光、吕公著，甚至欲追废宣仁后；会无实据，及甫但云，疑其事势如此，而向太后及太妃等亦力言宣仁后之诬于哲宗，乃止。章又疏言，司马光、刘挚、梁焘、吕大防等变神宗成法，惧陛下一日新政，必有欺君之诛，乃密为倾摇之计。帝曰：“元诸臣果如是乎？”、京曰：“诚有是心，但反形吸哆耳。”帝乃锢挚、焘等子孙。（见《刘挚》、《邢恕》、《蔡确》、《章》、《安》等传。）呜呼！固一己之权位，而欲以悖逆诬正人，以图一网打尽，甚至诬及母后，奸人之处心设计，真可畏哉！
秦桧文字之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