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宦官之祸
东汉及前明宦官之祸烈矣，然犹窃主权以肆虐天下，至唐则宦官之权反在人主之上，立君，弑君，废君，有同儿戏，实古来未有之变也。推原祸始，总由于使之掌禁兵、管枢密，所谓倒持太阿，而授之以柄，及其势已成，虽有英君察相，亦无如之何矣！身在禁闱，杜鼠城狐，本易窃弄威福，此即不典兵，不承旨，而燕闲深密之地，单词片语偶能移动主意，轩轾事端，天下已靡然趋之。如高力士贵幸时，亻敫幸者愿一见如天人。肃宗在东宫，亦以兄事之，诸王公主呼为翁，戚里诸家尊曰著，将相大臣皆由之以进。尝建佛寺、道观各一所，钟成，宴公卿，一扣者纳礼钱十万，有至二十扣者。李辅国贵幸时，人不敢斥其官，直呼为五郎。李揆当国，以子姓事之。尝矫诏迁上皇于西内，至忧郁以崩。他如鱼朝恩忌郭子仪功高，谮罢其兵柄。程元振谮来赐死，李光弼遂不敢入朝。又谮裴冕罢相，贬施州，以致方镇解体，吐蕃入寇，代宗仓黄出奔，征诸道兵，无一至者。此犹是未掌兵权未管枢要以前事也。（案代宗欲除辅国而惮其握兵，是代宗时宦官已典兵，然代宗由广平王为元帅，即位后犹有帅府之名，令辅国为元帅行军司马，程元振继之，朝恩亦为观军容使，俱系暂时管摄，未得常主兵柄。）自德宗惩泾师之变，禁军仓卒不及征集，还京后不欲以武臣典禁兵，乃以神策、天威等军置护军中尉、中护军等官，以内官窦文场、霍仙鸣等主之，于是禁军全归宦寺。其后又有枢密之职，凡承受诏旨，出纳王命，多委之，于是机务之重又为所参预。（案《李吉甫传》，宪宗初，有中书小吏滑涣，与枢密使刘光琦昵，颇窃权。又《裴洎传》，李绛承旨翰林，有中人梁守谦掌密命。是枢密之职盖始于德宗之末宪宗之初。又《严遵美传》，枢密使无厅事，惟三楹舍藏书而已，其后遂有堂状贴黄，决事与宰相等。）是二者皆极要重之地，有一已足揽权树威，挟制中外，况二者尽为其所操乎！其始犹假宠窃炅，挟主势以制下，其后积重难返，居肘腋之地，为腹心之患，即人主废置亦在掌握中。《僖宗纪赞》谓，自穆宗以来八世，而为宦官所立者七君。今案本纪，宪宗时，太子宁薨，中尉吐突承璀欲立澧王恽，而恽母贱不当立，乃立遂王宥为皇太子。宪宗崩，宦官陈弘志杀承璀及恽，以皇太子即位，是为穆宗。（《旧书 王守澄传》，宪宗崩，守澄与马进潭、梁守谦等册立穆宗，盖皆与陈弘志同谋者。）是穆宗之立，由陈弘志等之力也。然穆宗犹是宪宗时已立为皇太子，而弘志等翊戴之，尚非擅立。敬宗夜猎还宫，与中官刘克明、田务成、许文端、军将苏佐明、王嘉宪、石定宽等二十八人饮，帝醉，入室更衣，殿上烛忽灭，刘克明等同害帝，苏佐明等矫制立绛王。枢密使王守澄、中尉梁守谦率禁军讨贼，诛绛王，迎江王即位，是为文宗。是文宗之立，由王守澄等之力也。然此犹敬宗未有太子，故讨贼立君，亦尚出于正。至文宗在时，已立敬宗子成美为皇太子矣，及大惭，宰相李珏、枢密使刘弘逸等又奉密旨，以成美监国，乃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矫诏废成美，立颖王为皇太弟，即位，是为武宗。是武宗之立，由仇士良等之力也。此则废先帝所立之太子而擅易之，其恶更非陈弘志、王守澄等比矣。武宗崩，中尉马元贽立光王怡为皇太叔，即位，是为宣宗。（时武宗未有太子。）是宣宗之立，由马元贽之力也。宣宗疾大渐，以夔王滋属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孺等，而中尉王宗实及丌元实矫诏立郓王为皇太子，即位，是为懿宗。是懿宗之立，由王宗实等之力也。懿宗大渐，中尉刘行深、韩文约立普王为皇太子，即位，是为僖宗。是僖宗之立，由刘行深等之力也。僖宗大渐，群臣以吉王保最贤且长，欲立之，观军容使杨复恭率兵迎寿王为皇太弟，即位，是为昭宗。是昭宗之立，由杨复恭之力也。统计此六七代中，援立之权，尽归宦寺，宰相亦不得与知。且不特此也，宪、敬二帝至为陈弘志、刘克明等所弑，昭宗又为刘季述所幽，近侍之凶悖，至斯而极。其间非无贤哲之主，有志整饬。如宪宗无所宠假，吕如全擅取樟材治第，送狱自杀，郭醉触夜禁，即杖杀之，凶焰稍戢，然其后竟遭弑害。文宗欲倚李训、郑注诛宦官，甘露之变，反为仇士良等肆逆横杀，朝士横尸阙下。帝亦惴惴不保，仅而获免。宣宗始稍黜其权，（初延英奏事，帝与宰相可否，枢密使在旁，得与闻，及出，或矫上旨有所改易，帝始令延英召对，两中尉先降，枢密使候于殿西，俟宰相奏事毕，案前受事，稍防矫诈之弊。）至懿、僖又如故矣。文宗尝以周赧、汉献受制强臣，而己受制家奴，谓不如赧、献，对周墀泣下。学士崔慎由夜直，忽仇士良召至秘殿，令草诏更立嗣君，慎由以死拒之。士良引至小殿见帝，士良等历数帝过，帝俯首而已。刘季述锢昭帝于少阳院，亦以杖画地责帝曰：“某日某事，尔不从我，罪一也。”至数十不止。杨复恭之反也，既令其养子守信为神策军使，又令守贞、守忠及侄守亮为节度使，以树内外之援。与守亮书曰：“承天门乃隋家旧业，儿但积粟训兵，不必进奉。吾于荆榛中立寿王，既得位，乃废定策国老，有如此负心门生天子。”此可见下陵上替之极也。卒之朝廷纲纪为所败裂，国势日弱，方镇日强，宦寺虽握兵，转不得不结外藩为助。于是韩全诲等劫天子迁凤翔，倚李茂贞。致朱全忠攻围逾年，力穷势迫，帝与茂贞乃杀全诲等四人、韦处廷等二十二人，以求和，又杀小使李继彝等十人。城门既开，又杀中官七十余人，全忠又令京兆诛党与百余。既还京师，遂尽杀第五可范以下八百余人，哀号之声闻于路。诸道监军亦即所在赐死。盖不减东汉末之诛宦官，至有无须而误死者。唐室宦官之局至此始结，而国亦亡矣。宋景文谓灼木攻蠹，蠹尽而木亦焚也。而抑知其始实由于假之以权，掌禁兵，管枢要，遂致积重难返，以至此极也哉！
中官出使及监军之弊
中官出使及监军，累朝皆有之，然其害亦莫有如唐之甚者，小则索贿赂，大则酿祸端。今就《新》、《旧唐书》案之。《高力士传》，是时中人出使，或修功德，市鸟兽，使还，所获动巨万计。京师甲第名园，良田美产，占者什六七。此犹不过藉禁近之势以黩财也。安禄山将反，杨国忠等力言于帝前，帝使宦官辅ギ琳觇之，得厚赂归，言禄山不反，于是禄山益得征缮称兵矣。封常清在东都战败奔陕，劝高仙芝退守潼关，中人边令诚奏其败退状，而二大将同日受戮矣。仆固怀恩负气诉冤，代宗使中人骆奉先谕之，奉先不受宴，窃马驰归，而怀恩以疑惧而决反矣。李宝臣方奉命讨田承嗣有功，代宗使中人马承倩劳之，宝臣赠绢少，承倩讠句而掷于途，宝臣顾左右有惭色，于是转与承嗣连衡拒命矣。德宗晚年，姑息藩镇，每帅守物故，必先遣中使往觇军情，其副贰有物望者，辄厚赂使之保奏，德宗因而授之，由是节度使之除拜亦出其口矣。武宗讨泽潞时，太原将杨弁激众叛，武宗使中人马元贯往谕，得其贿归，言太原有十五里明光甲，不可讨，赖李德裕折之，始语塞，是转为叛者胁授旄节矣。此中官出使，徒纵其纳贿，而无益于国事，且反以酿祸者也。又有中使监军之弊，自开元、天宝间讨吐蕃诸国，已有宦者监大将之军，至鱼朝恩为观军容使，邙山之战，李光弼欲据险而阵，朝恩令阵于平地，遂致大败。（《光弼传》）据裴度、韦皋、李德裕等所奏，大概监军者先取锐兵自卫，懦者出战，战胜则先报捷，偶恤则凌挫百端，侵挠军政，将帅不得专主。每督战辄建旗自表，小不胜则卷旗去，大军往往随之奔北。故刘辟之叛，杜黄裳请不用监军，专委高崇文讨之。然白居易疏谓，韩全义讨淮西，贾国良监之。高崇文讨蜀，刘贞亮监之。是黄裳虽奏，而监军仍未撤也。（《居易传》）裴度讨吴元济，始奏去监军，主将得专兵柄，法令既一，战皆有功，遂平淮蔡。（《度传》）其后会昌中讨刘稹，李德裕亦奏监军不得干军事，每兵百人听以一人为卫，由是号令精整，遂平泽潞。（《德裕传》）观此则中使监军有害无利，昭然可见。此犹是临战时用以监察，尚有说也。其寻常无事时，各藩镇亦必有中使监军。如陆长源死，监军俱文珍密召宋州刺史刘全谅入汴，以靖其乱。（《长源传》）王承宗死，诸将请王承元主留务，承元曰：“天子使中贵人监军，当与议。”监军以众意赞之，承元乃受。（《承元传》）是亦未尝无靖难解纷之益，然其中贤者百不一，而恃势生事之徒踵相接也。在河朔诸镇者即不能制其叛乱，徒为之请封请袭，而在中州各镇者则肆暴作威，或侵挠事权，或诬构罪戾。姚南仲帅郑滑，为监军薛盈珍诬奏，有裨将曹文洽不平，杀其奏事者而自刎，以明南仲之枉。南仲入朝，德宗曰：“盈珍扰军政邪？”南仲曰：“如盈珍者，在在有之，虽羊、杜复生，不能治军理人也。”（《南仲传》）洪州监军诬奏刺史李位谋逆，追赴京，付仗内讯，赖薛存诚力请付外，始得白。（《存诚传》）杨于陵帅岭南，为监军许遂振诬奏，宪宗即令贬于陵官，赖裴谏，始改吏部侍郎。（《传》）此牵掣藩臣之弊也。监军王定远有德于节度使李说，军政皆专决，将吏悉自补授。以田宏代彭令茵，令茵不伏，定远即斩之，埋尸马粪中，家人请尸不得。说奏之，定远抽刀刺说，说走而免。（《说传》）刘承偕监泽潞军，侮节度使刘悟，三军愤噪欲杀承偕，悟救而免。穆宗问裴度何以处之，度奏惟有斩承偕耳。（《度传》）此激变军士之弊也。严绶在太原，军政一出监军李辅光，绶但拱手而已。后入朝，适赐食廊下，有中使马江朝来赐樱桃，绶在镇时曾识江朝，至是不觉屈膝。（《绶传》）可见监军之积威肆横，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因记宦官掌兵承旨之祸，而并及出使、监军二事，亦前代得失之林也。
唐宦官多闽广人
唐时诸道进阉儿，号“私白”，闽岭最多。如高力士，本高州冯盎之后，岭南讨击使李千里进之。后吐突承璀及杨复光皆闽人，时号闽为中官区薮。咸通中，杜宣猷为闽中观察使，每岁时遣吏致祭其先，时号为“敕使墓户”。（《宣猷传》）
唐节度使之祸
唐之官制，莫不善于节度使。其始察刺史善恶者有都督，后以其权重，改置十道按察使，开元中或加采访、观察、处置、黜陟等号，此文官之统州郡者也。其武臣掌兵，有事出征，则设大总管，无事时镇守边要者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后，都督带使持节者谓之节度使，然犹未以名官。景云二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节度使之官由此始。然犹第统兵，而州郡自有按察等使司其殿最。至开元中，朔方、陇右、河东、河西诸镇皆置节度使，每以数州为一镇，节度使即统此数州，州刺史尽为其所属，故节度使多有兼按察使、安抚使、支度使者。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于是方镇之势日强。安禄山以节度使起兵，几覆天下，及安、史既平，武夫战将以功起行阵，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大者连州十数，小者犹兼三四，所属文武官，悉自置署，未尝请命于朝，力大势盛，遂成尾大不掉之势。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往往自择将吏，号为留后，以邀命于朝。天子力不能制，则含羞忍耻，因而抚之。姑息愈甚，方镇愈骄。其始为朝廷患者，只河朔三镇，其后淄青、淮蔡无不据地倔强。甚至同华逼近京邑，而周智光以之反。泽潞亦连畿甸，而卢从史、刘稹等以之叛。迨至末年，天下尽分裂于方镇，而朱全忠遂以梁兵移唐祚矣。推原祸始，皆由于节度使掌兵民之权故也。自宋以文臣知州事，历代因之，遂无复弱干强枝之患。宋太祖及赵普之计虑深矣，而议者徒谓宋之弱由此，是但知御侮力薄，不足以自强，而不知消患于未萌。苟非外有强敌，内有流寇，则民得安耕牧，不至常罹兵革之苦，其隐然之功，何可轻议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