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晏为渐现开元盛世，建立常平均输的组织系统和管理措施，虽来之不易，倒也顺利。可令他最费心，甚至委屈求全的却是如何用人。任何时代的管理，莫过于对人的管理最困难，也最能体现管理艺术。刘晏心中十分清楚，从太宗到高宗至玄宗，无不下诏敕旨举贤任能，知人善任，唯才录用，奇伟必收。刘晏深感举贤任能固然重要，用人之略更为重要。
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无不将用人是否得当放在首位而实行吏治。吏治，其主体是以官本位制的人治。官员自身的知识水准、道德品质及个人能力对吏治往往起到决定性作用。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吏治官员主要有两部分人组成。一是经科举考试选拔，一是世袭官爵继承。世袭继承的称“吏”，科选人第为“士”。世袭爵禄者为官门子弟，大都事业难超父辈，其爵生而有之，其禄坐享其成，一般皆作为不大。但他们出自名官权贵之门，能受到良好教育。科选者虽有捉刀代笔的白卷先生，但大多有个人抱负，经苦学奋斗，登科及第，荣光耀祖，报效社稷。刘晏自八岁进入官场，幼年涉世，早已饱览士吏人生百态，可谓了如指掌，洞察入微，透木三分。他认为：“士有爵禄，则名重于利；吏无荣进，则利重于名”。（见《新唐书》卷149本传）“新进锐敏”的士才，经过科选，自当珍惜功名前程，又有官爵厚禄，故惜名轻利。而吏者久混官场，锐气已消，办事推委，功名已就，也无荣进之望，自然追逐金钱，重利而轻名。他们都有后台靠山，也多有贪污受贿、营私舞弊的劣迹。分清“士”与“吏”，刘晏采取不同的用人之法。对“士”委以重任，专事检核出纳，管钱、管物而不会中饱私囊；对“吏”则是“奉行文书而已”，做些事务性的工作，简单又轻巧，薪俸则不薄。于是，“士”和“吏”
各得其所，各在其位，各司其职。《新唐书》卷149《刘晏传》记述，安史之乱后，国家经费不允，停止了所有部门科选官员的供职。但为了保证财赋收入，唯独准许租庸使可以补署任用，无疑使众多人才涌向租庸部门一展身手。刘晏在各道分设租庸使时，选用了数百人，“皆新进锐敏，尽当时之选”。
这是一股吏治的新鲜血液，一支租庸生力军。他们年轻有为，敢想敢干，投身租庸事业，开创个人的身名地位。而刘晏对这些科选新进人员，一经委任，便放手使用，量才量绩，予以升迁，并给予厚禄。这样一支力量使刘晏的理财思想和理财措施得以全力贯彻。
刘晏用人的另一思想和原则是“凡所任使，多受后进有干能者”（15）。
也就是用“后进”但有才能的人。所谓“后进”，实则是被贬、被罢的人。
这些人虽被罢官撤职，但一般有思想有能力。刘晏对这些遭贬被罢的落难者，只要有能力，唯才是举，一视同仁，予以重任。这些人在遭到不幸打击时，不免产生一种知遇之恩的感激之情，士为知己者死，对刘晏所进行的事业奉令尽职，元欺无隐，尽心尽力完成任务。一些人为刘晏的租庸转运、常平均输事业表现了大丈夫可杀不可辱的英雄气概。
唐朝著名诗人戴叔轮（公元732年-789年），江苏金坛人。在诗星灿烂的唐朝也占一席之地，著作颇丰，今仍可见诗三百余首。其诗秀雅可观，被后人称为神韵派首领。大历四年（公元769年），刘晏升迁吏部尚书。吏部尚书，对于举贤任能，擢用官员自是大权在握。一次，刘晏从扬州到润州（今镇江），闻言戴叔轮其诗不同凡响，堪称一最。刘晏也颇爱诗文，只是自己公务繁重，无暇顾及。又闻此人满腹诗文，竟白丁一个，与官无缘，落魄草野。刘晏心中颇不平静，有才之人，朝廷不用，孰是孰非？举贤任能，人皆可之；吏部管吏，身为尚书，岂能坐闻不动？他特意从润州出发，经丹阳，过茅山，来到金坛，前去拜访这位草野之士。两人一见，不觉恨晚。言诗，戴叔轮自有高见：“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前也。”一句话，令刘晏心中自叹不如。自己偶尔应景所作小诗，既无蓝田日暖之感，也无良玉生烟之情，只能划作直白浅露之类，不由感叹：“博访群材，揖对宾客，无如戴叔轮。”（16）刘晏深赏其才，当即上表荐之，拜请戴叔轮任湖南观察使，主持租庸转运。当时，沪州刺史杨子琳反，败走人夔州（音魁，今四川奉节县）。戴叔轮亲自主运湖南，杨子琳派人来抢劫钱财，对戴叔轮说：“所有金帛钱币归我，可缓你一死。”戴叔轮大义凛然：“身可杀，财不可夺！”杨子琳的人见到戴叔轮将生死置之度外，只好灰溜溜地离去。戴叔轮因刘晏的直接擢用走上官宦之路。刘晏被冤赐死后，戴叔轮在抚州任刺史，仍不变初衷。一次老百姓为灌溉争水，双方争斗不休。
戴叔轮亲自前去调解，平息纠纷，为他们制定了均水法，使双方相邻言好，互为便利。他在抚州任刺史期间，不误农时，劝农益农，狱无囚犯，其吏治清明仁恕，备受后人称颂。（17）
同其父包融、其弟包何合称唐诗“三包”的包佶（？-公元792年），润州延陵（今江苏丹阳）人。天宝六载（公元747年）中进士，累官谏议大夫。宰相元载被诛时，受到牵连，被贬官岭南。刘晏知道包估很有才能，亲自上奏代宗皇帝，重用他为汴东两税使，成为刘晏的得力助手。刘晏被罢官冤死后，包佶充任诸道盐铁轻货钱物使，与贪官枉法的陈少游进行了坚决不妥协的斗争。再如李若初，办事严谨，要求严格，对部下说一不二，刘晏便委他整顿盐政，很快便次序井然；又如陈谏，人很机警聪明，刘晏就叫他管理财物，经他之手，从无差错。对此，《旧唐书》本传称：“故晏没后二十余年，韩洄、元秀、裴腆、包佶、卢徵、李衡继掌财赋，皆晏故吏。其部吏居数千里之外，奉教令如在目前。”刘晏正是靠这样一批能干的助手，使盐铁转运等各项工作运转自如。他的部属虽在千里之外，对他的指示如奉教令，如在眼前，不打折扣，毫无懈怠。由此可见，刘晏的工作作风是何等潇洒而又高效率！
在中国封建社会，建立起一套廉洁奉公、津明强干的财政经济管理机构和官员队伍相当不易。对于理财工作，许多权势人物往往视之“肥缺”，垂涎欲滴，纷纷出面向刘晏推荐自己的亲戚。对这些人怎么办呢？刘晏清醒认识到，如予拒绝，则必成众矢之的，遭到嫉恨，节外生枝，无端招祸，影响大计。刘晏相当津明，他一概应之，“奉给之多少，命官之迟速，必如其志”，答应他们的要求。但有一点他牢牢把住，就是不让这些人担任实职，不给实权，只是一时之选，以防止他们涉足要职，以权谋私，毁坏自己苦心经营的财经管理机构和职宫队伍。这样便一举三得，既满足了权势们的要求，又避免了他们对刘晏理财工作的干扰，反而能得到支持，还减轻了吏治腐败对理财工作可能造成的危害。在某种时候，刘晏往往采取一种做法，为了整个事业的成功，不甚禁止贪赃，但把多得之财放在明处，防止隐蔽性地贪赃枉法。
比如，在扬州设立十个造船场，每造一船，有意多给，让其承包，保证质量，保证漕运的恢复。
刘晏独特的用人思想和策略之所以能成功，还在于他严于律己，身为表率。常言道：“己不正，何以正人；正人者，必先正己。”新、旧《唐书》都记述了他个人的品质和敬业津神。数十年如一日，他把自己的全部津力用在理财工作上，以至连他喜爱的诗文都无暇顾及。每日早朝，他骑在马上还用马鞭来算账。每日天明理事，直至深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不懈怠。
当天的公务都是即日处理，从不积压过夜，谓之“剖决无留”。他“自言如见钱流地上”，却公私分明，廉洁奉公，不把公家的一文钱流进自己的腰包，个人生活极其俭朴。他家住长安修行里，根本看不出是宰相住的官府，粗朴简陋，与常无别。他不置婢妾，饮食简单节约。《唐语林》卷2也记述说：“刘忠州晏，通日货之利，自言如见地上钱流。每人朝乘马，则为鞭算。尝言居安取便，不务华屋；食取饱适，不务多品；马取稳健，不务毛色。”《刘宾客嘉话录》生动记载刘晏上早朝的情况：刘晏在天气寒冷的冬天，也是五更人朝，途中见到卖蒸糊的地方，只见爇气腾腾，刘晏买了后，或是袍袖包着，或以裙帽底托着，吃得津津有味。跟他同列早朝的官员问他，其味如何？
刘晏十分满意他说：“美不可言！美不可言！”
刘晏对自己如此勤俭节约，对于四方名士及亲戚故旧，无不慷慨馈谢，重友情，讲义气，可谓有求必应，以个人的财货遣送天下名士。这也使得一些追逐钱财存心吃他的人，只好封住了嘴巴，无法议论长短，说刘晏坏话。
他被杨炎陷害致死，被查抄其家产时，发现他所有的家产不过是杂书两车、米麦仅数斛而已。像刘晏这样位居宰相之位，品德高尚而又才能卓越的理财家，在历代封建官吏中实为罕见。他被后世称道，绝非出于偶然。
刘晏新加铸钱使后，把眼光放在了江、淮地区，利用常平均输进行铸钱，稳定币值，平定物价。扬州的铸钱业最早起于吴王刘濞，盗铸铜钱，以使国用富足。开皇十年（公元590年），隋文帝诏晋王杨广在扬州置五炉铸钱，始创扬州立官炉造钱。唐朝建立之后，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废隋朝五钱，以官铸“开元通宝”钱通行天下，严禁私铸，违者论死。江、淮为重要铸钱区，设有官炉铸钱，由于青铜是红铜和锡的合金，红铜加锡熔点低，硬度高，便于制造，当地百姓偷铸不休。高宗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因为恶钱多，政府出钱买，用一个善钱买五个恶钱。但是，很多人不卖，藏着恶钱等待开禁，偷铸恶钱越来越多，甚至用船在江里进行私铸，有的已成为私铸恶钱的专业户。于是，在仪凤年间（公元676年-679年），高宗乃诏巡江官吏督捕，查抄铸钱原料铜、锡，凡超五百斤，皆没收人官。但虽禁不绝。武则天时，私铸蜂起，“江、淮之南，盗铸者或就肢湖、巨海深山之中，波涛险峻，人迹罕到，州县莫能禁约。”（见《旧唐书》卷54《食货志》）
开元初，江、淮除官炉造钱外，所谓“偏炉钱”、棱钱皆为私钱，极为滥恶，有的甚至用锡液偷铸，一会儿就能铸出一百来个钱。开元七年（公元719年），玄宗下令从国库和各州县拿出十万石粮谷卖悼，以收民间恶钱，并把收到的恶钱由政府销毁。但私铸不止，恶钱难禁。因此，开元八年（公元72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