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整顿漕运
“渐近贞观永徽之盛”是刘晏的动力，也是刘晏毕生追求实现的最高目的。第一个改革漕运的措施就是：将民运改为官办经营的官运。他免除劳役中指派的“租庸脚士”，充分认识到商品经济发展的形势，废除派役，进行雇用，采取官办经营的雇用船工水手，立即紧急从湖北、湖南调运粮食至扬州。过去漕运粮食，各州县都是叫富户督办漕运。这些富户俗称“船头”。
老百姓被派差役，被称为“租庸脚士”，被迫进行无偿劳动，效率低，损耗大。刘晏废除民运，进行官营，雇用船手，提高了船工的积极性，将他们组织起来进行漕运。为此，“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为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扬州遣部将送至河陰”。（3）两千艘江船源源不断，往复运粮至扬州，采取军事化的组织方式，派部属漕卒每船三十人，十船为一纲，设立纲吏督押，派将士护送，防备沿途偷盗掠运，确保安全运输。根据长江、汴水、黄河、渭水分段执法，制定相宜措施，分别遣派官吏督察护迭，能者受奖，提拔升用。
为了尽快地修复汴水航道，刘晏没有征发一个丁男。他以转运使的身份行使职权，请河南副元帅派遣官军修堤清淤，又快又好地保证了汴河漕运的畅通无阻。
整顿漕运的第二个措施是：停止陆运，改进裴耀卿的分段运输法，全部漕运。如前所述，裴耀卿的分段运输法，主要是北运。裴耀卿罢相后，北运随即停止，又采取陆运。陆运怎么运呢？全程分为八递，需动用牛车一千八百乘，人运牛拉，劳人伤牛，耗费甚巨。不言而喻，运输费用，直到今天，也是水运、海运价格最便宜，运输成本费用低廉。在《新唐书》卷53中记述：“过去由润州陆运至扬子，斗米费钱十九。晏仑囊米而载以舟，减钱十五。”
这种“囊米而载”，对于潜运又是自古未有的改革。过去潜运，包括裴耀卿所进行的漕运都是散装，加上是分段运输，搬上搬下，粮食从扬州运抵长安，十得其八，损耗达到百分之二十。刘晏采取“囊米而载”，就是采用袋装运输，便利了分段运输的装卸，消除了运输的损耗，加快了运输的速度。《资治通鉴》卷226中高度评价刘晏的“囊米而载”的分段运输法：“先是运关东谷人长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斜得八斗，至者则为成劳受优尝。晏以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随便宜造船，教漕卒，江船达扬州，汴船达河陰，河船达渭口，渭船达太仓，其间缘水置仓，转向受给。自是每岁运谷或至百余万斛，无斗升沈覆者。”粮食从扬州运抵长安，无斗升沉没水中，的确是奇迹。粮食进行大规模的袋装运输也是刘晏统辖漕运的一大创举，从湖南、湖北经长江到扬州，经运河、汴水、黄河，直到经渭水至长安，可以推断，袋装运输已经推向全国。由于袋装运输需要大量的麻袋、米袋，又必然刺激纺织业发展。刘晏的分段运输法使江船不入汴水，汴船不入黄河，河船不入渭水，水手在各自熟悉的河道行驶，既安全又迅速。
整顿漕运的第三个措施是：开辟黄河直运。俗话说：自古黄河不航船，至今也是如此。黄河号称中华民族的摇篮，是中国的母亲河。但黄河泥沙量大，河床流沙多变，流向飘忽不定。最困难、最艰巨、最危险的地段便是三门砥柱。黄河到这里变得不再温顺，而是凶悍湍急，几乎不能行船。这是刘晏漕运中遇到的最大难题。他骑马来到三门岸边，反复琢磨河船可否直过三门。原来裴耀卿为避开三门水险，于三门东置一粮仓，河船至此卸粮入东仓，然后陆运山路十八里至三门西仓，然后再下河船运至太仓，入渭水。仅此一段短短距离，粮食两上两下，费工费时，费力费钱。刘晏沿途访问黄河艄工，求问直运之法。其实，在一千三百多年前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刘晏所知，只有岸上用纤夫拉纤，船上撑篙。所幸十船为纲，每纲有三百人。在《新唐书》卷53中记述说，刘晏迅速调四川巴蜀、襄江的优质麻皮、竹条，编织坚韧的纤索，河船行至三门时，众人口呼船夫号子，岸上背纤，船上撑篙，闯过砥柱，直渡三门。至此，当年就漕运四十万占粮食输入关中，以后每年漕运淮米一百一十万石。
刘晏负责漕运，其运输速度是相当迅疾的。一次京师缺盐，盐价暴涨，代宗下诏“取三万斜以赡关中”。刘晏立即组织从江淮收购食盐，“自扬州四旬至都，人以为神”。（《新唐书》卷149《刘晏传》）从购买到装卸、运输，河运途经三千余里，四十天即能运达，足见其效率之高。效率高根本原因是废除摇役，实行雇佣制，调动了人的积极性，善于组织，善于理财，善于管理。对于河船、纤索，一旦发现破损，即刻予以换新。同时，将这些“朽索腐材代为佣薪”，使“物无弃者”，真可谓津打细算。这些朽索腐材在黄河上不能用，但仍可改做它用。由于刘晏对造船的船板选用务求坚实，因此有的人甚至拿淘汰的旧船板用来打棺材、盖房屋、做家俱等。
为了造出坚实的漕船，刘晏在造船领域进行了另一项重大改革。
整顿潜运的第四个措施：实行承包的雇佣制。
任何改革都需要配套进行。漕运离不开船。过去征用民船，大小不齐，新旧不一。特别是江船、河船，航运要求不同，船型船体也应根据要求来制造。刘晏下决心设官办造船厂，组织官办船队。他把目光又盯向了扬州。
扬州在汉代就是营造楼船的重要基地之一。至隋朝，隋炀帝在下江都之前，即令江都制造水殿龙舟。《资治通鉴》卷182中记载：“杨玄感之乱，龙舟水殿，皆为所焚，诏江都更造，凡数千艘，制造仍大于旧者。”可见扬州造船规模之大，技术之津。玄宗大宝元年（公元742年）改扬州为广陵郡，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又复改广陵为扬州。由于扬州扼运河入江之口，扬子江贯通南北、河网交错，联系各地主要靠水上交通，造船业随之兴起。
随着唐王朝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扬州己成为除长安之外最繁华的城市，连四川益州（今成都）也在其次，有“扬一益二”之誉，是造船业最发达的地区。
扬州造船，选料津细，船体轻坚。天宝二年（公元743年）扬州大明寺高僧鉴真大师东渡日本时，即在扬州东河造船，并由扬州大都督府仓曹参军李凑检校营造。可见，扬州当时已能营造大型的航海船只，也有颇具规模的官办造船厂。开元以后，江、淮粮食轻货漕运长安数量激增，所需船只也随之增加。《旧唐书·玄宗本纪》中记述道：开元九年（公元721年）七月，扬州、润州突遭暴风雨侵袭，树拔屋摧，漂损公私船肪一千余只。天宝十载（公元751年）八月，广陵郡遭到台风袭击，潮水陡涨，覆船竟达数千艘，其中大部分当是漕船，如连没有沉倾的船只计算在内，不难想象数量之多。然而，刘晏在扬州订造漕船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江、淮地区虽未遭安史之乱的直接破坏，但扬州在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发生了刘展之乱。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邓景山是一文吏，兵败后，请平卢兵马使田神功率兵救助淮南，并以淮南金帛子女为贿赂。结果神功军进入扬州后，大掠扬州市民，为觅取财物，比屋发掘，穿墙掘地，城中抢掠略遍，仅阿拉伯、波斯等胡商被杀就有数千人。掠杀十余日方止，致使扬州遭到极大破坏，遍地皆灾。
第二年，上元二年（公元761年）二月，邓景山人朝京城，以太子詹事、赵国公崔园接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如《老子》所言：“大兵之后，必有凶年。”由于刘展之乱和神功军的洗劫，百姓流离逃亡，农桑皆废。
是年九月，江、淮大旱，百姓饿殍载道，人相食。紧接着，在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江、淮又暴发瘟疫，其悲惨景象令人震惊。独孤及在《吊道谨文》序中说：“辛丑岁（即上元二年）大旱，三吴饥甚，人相食。明年（即宝应元年）大疫，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为之空虚，而存者无食，亡者无棺殡悲哀之送，大抵虽父母妻子，亦啖其肉而弃骸骨于田野，由是道路积骨相支撑枕藉者弥千里。”（5）这种富庶江南悲惨景象的真实记录在唐王朝可谓绝无仅有。江南连遭兵祸、旱灾、瘟疫的袭击，其原因虽与上年大旱天灾有关，但主要是兵祸造成。崔园到扬州接任后，为官简肃清廉，体恤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