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取后周而代之建立北宋，建都开封，改名东京。1127年，金军掳去徽、钦二帝，北宋灭亡。宋高宗赵构逃往江南，后定都杭州，改名临安，史称南宋。1279年，南宋亡于元。
◇两宋的国土与军事
北宋的国家版图，早已不能与盛唐同日而语。东北的契丹族建立辽国，取得北宋幽州城（今北京）后，改名南京，又称燕京。以幽、燕地区为基地，势力深入华北平原。辽末，东北女真族建立金国，灭北宋和辽国后，将南宋压至长江以南，南宋国土日益缩小。与此同时，西北党项族建西夏，尚有吐蕃、回鹘、黑汗、蒙古、大理等部各据一方。大宋王朝实际上只是偏安一隅。
鉴于晚唐军阀拥兵自重、尾大不掉的祸患，开国之初，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开国元勋回乡养老。从中央到地方的高官都由文官担任。各军队的高级指挥机构，都派有文官“监军”。文官的地位和俸禄都高于武官，同级别武官路遇文官，要回避或拜见。朝廷重大事情都由皇帝与文官决策，文官执政是宋代政治的一大特色。
◇两宋的文化演变
近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在中华民族数千年文化史中，两宋尤为突出，中唐至北宋，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转折点。
一、与汉唐两代的开疆拓土、雄浑大气相比，两宋偏安一隅的状态。这使士人眼中疆土世界变小，文化的眼界却有极大的转变，对儒、释、道及其他各种文化艺术的研究，更加精微细腻、纵深悠远。
二、宋太祖鉴于晚唐乱杀、杖笞朝官的教训，圣谕不得杀戮朝官，甚至不得加刑文官。北宋赵彦卫说：“本朝待士大夫有礼，自开国以来，未尝妄辱一人。”宋代虽然朝政宽松，但是“党祸”却很残酷。贬官边远如服流刑，令士子生畏。于是白居易“中隐”思想受到推崇，私家园林愈加兴盛，只是更加精巧，选石也更加多变。
三、文官当政，是宋代始终积弱而无著名战将的重要原因，但也是文化大繁荣的重要因素。这种文化的极致到宋徽宗赵佶时达到顶峰，文风更加清新、精致、小巧、空灵、婉约，影响到诗歌、绘画、园林等各个方面，赏石文化自然也在其中。
◇赵佶的艮岳与奇石
宋徽宗赵佶（1086～1135）系神宗第十一子、哲宗弟。哲宗死而无后，赵佶嗣位。据说神宗在赵佶出生前曾到过秘书省，仔细观看南唐后主李煜画像。赵佶出生时，神宗梦见李煜前来谒见。后人相信，徽宗是后主转世。
宋徽宗赵佶与南唐后主李煜确实有着惊人的相似。在中国文学艺术史上，他们都具有极高的艺术天分，才华横溢、文采飞扬。只是在诗词曲赋上，赵佶略输文采；在书法绘画上，李煜则稍逊风骚。他们在治国方面同样弱智、昏庸，他们同样是亡国之君，归宿也同样凄惨。他们又同样都与石头结下了不解之缘。
赵佶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奇石玩家。他在位26年（1100～1125）中，从未间断收藏天下珍奇宝物。崇宁三年（1105），朝廷在苏州设立应奉局，专门在江南搜罗奇石异卉，用船运至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运石船每十艘编为一纲，称为“花石纲”。“花石纲”前后持续动行20多年，几与赵佶在位相始终。运到京城的石头数以十万计，最大的太湖石高达数丈，需造巨船运送，运费高达30万贯，相当于万户百姓全年的收入。这方巨石被赵佶封为“盘固候”。
政和七年（1117），赵佶命户部侍郎孟揆，于上清宝箓宫之东筑山，号曰万岁山，因其在宫城东北，据“艮”位，即成更名为“艮岳”。宣和四年（1122）完工，因园门匾额题名“华阳”，故又名“华阳宫”。
宋张淏《艮岳记》载：“舟以载石，舆以辇土，驱散军万人，筑岗阜，高十余仞。增以太湖灵璧之石，雄拔峭峙，巧夺天造。”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赵佶亲笔所绘《祥龙石图》，卷后赵佶《题祥龙石图》诗序云：“祥龙石者，立于环碧池之南，芳州桥之西，相对则胜瀛也。其势腾涌，若虬龙出为瑞应之状，奇容巧态，莫能具绝妙而言之也。”赵佶亲自于奇石中选得六十五石，逐一封爵题名、铭刻于背，并依形绘成图鉴。因事值赵佶宣和年间，遂定名为“宣和六十五石”。元至元十七年（1280），常懋著《宣和石谱》，流传后世。
“艮岳”耗资数以亿计，动用劳役数十万人，历时6年才得以完成。“艮岳”最高峰150多米，山分东西两岭，引景龙江水注流山水其间，水声潺潺，如歌如诉。其中更有亭台楼阁、小桥曲径、奇石异木、珍禽瑞兽，集中国古典园林于天成。赵佶亲自撰写《艮岳记》，以颂盛景：“万岁山以太湖石、灵璧石为主，宋·赵佶·祥龙石图均按图样精选：‘石皆激怒抵触，若踶若啮，牙角口鼻，首尾爪距，千姿万状，殚奇尽怪。……雄拔峭峙，巧夺天工。’”御道“左右大石皆林立，仅百余株，以‘神运’、‘敷文’、‘万寿’峰而名之。独‘神运峰’广百围，高六仞，锡爵‘盘固侯’，居道之中，束石为亭以庇之，高五十尺。……其余石，或若群臣入侍帷幄，正容凛若不可犯，或战栗若敬天威，或奋然而趋，又若伛偻趋进，其怪状余态，娱人者多矣。”祖秀《华阳宫记》记载赵佶赐名刻于石者百余方。综合各种史料，“艮岳”的叠山、置石、立峰实难数计，类别用途各有所司，而形态也是千奇百怪。《癸辛杂识》说：“前世叠石为山，未见显著者。至宣和，艮岳始兴大役，连舻辇致，不遗余力。其大峰特秀者，不特封侯，或赐金带，且各图为谱。”赵佶对奇石造园如此重视，使“艮岳”成为当时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石园，对宋代以及后世的赏石和园林艺术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启发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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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赵佶
赵佶是中国历代帝王中艺术素养最高的皇帝。他的“瘦金体”书法独步天下，无人能及。后世的“仿宋体”书法就是以此为原型。他的楷书书法被称为“神品”。赵佶的草书书法炉火纯青，人们认为可与盛唐草书书圣张旭和怀素的书法等量齐观。他的丹青造诣堪称登峰造极。现存故宫博物院的赵佶遗作，意境清高深远，为国之重宝。
同时，赵佶穷奢极欲之举也给大宋及其本人带来严重后果。
1125年10月，金兵大举南侵。1126年12月，金兵破汴京。翌年三月，金兵将徽宗、钦宗二帝及其子女（其中只有赵佶第九子赵构在外勤王得以幸免，后为南宋高宗），连同后妃、宗室、百官数千人，乐工、技工万余人，还有大宗金银珍宝一同押送北方，北宋灭亡。因事发于靖康年间，史称“靖康之难”。赵佶的后妃和公主全部被金人瓜分，本人也受尽凌辱，还被戏封为“昏德侯”。赵佶先被关押于韩州（今辽宁昌图），后迁到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住在半地下的小屋中，肉体、精神备受煎熬。赵佶此时有诗道尽凄凉：“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天南无雁飞。”他多么希望儿子赵构来救自己啊，可是一点消息也没有。
1135年，赵佶在哀怨中死于五国城，金熙宗将他葬于广宁（今河南洛阳）。1142年，赵佶棺木运回临安（今浙江杭州），由高宗葬于永祐陵。南宋灭亡后，赵佶墓被盗，发现棺材里只有一段朽木，并无尸骨或骨灰，成为千古疑案。
“艮岳”中的奇石，也难逃厄运。在抵御金兵的战争中，钦宗下令“毁艮岳为砲石”，百姓争持锤斧击之。大量的奇石被推入河中，以阻拦敌船，碎石搬上城头，用来砸击金兵，刚刚建成三年的“艮岳”毁于一旦。
金大定元年（1161），金世宗定都大都（今北京），开始修建大宁宫（今北海琼华岛），役使兵丁百姓拆汴梁“艮岳”奇石运往大都。至今，在北海琼华岛，还能凭吊当年“艮岳”遗石的沧桑。
◇苏轼与赏石文化
苏轼（1036～1101）是北宋文坛的一代宗师，兼有唐人之豪放、宋人之睿智，展现出幽默诙谐的个性、洒脱飘逸的风节、笑对人世沧桑的旷达，是中国士人的极致。苏轼阅石无数、藏石甚丰，留下众多赏石抒怀的诗文，对宋代以及后世赏石文化的发展启示良多。
宋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轼由知徐州改知湖州，赴任路经灵璧，作《灵璧张氏园亭记》称：“其中因水之余浸，以为陂池，取山之怪石，以为岩阜。”苏轼喜爱这个山水相依的庭院，继而论道：“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最后又说：“将买田于泗水之上而老焉。”表达了苏轼乐天知命，终老山林的境界。
苏轼声名远播，遭到朝中李定等人陷害，《灵璧张氏园亭记》也被诬告成“是教天下人，必无进取之心，以乱取士之法，无尊君之义，无大忠之节，显涉讥讽”。同年七月，神宗圣旨拘捕苏轼，十二月判决谪贬黄州（今湖北黄冈县）。元丰三年（1080）正月初一，苏轼在差役押解下启程，二月一日到达黄州。
苏轼为官20年，从来没想过积蓄钱财。如今薪俸全无，只有一份微薄的实物配给，一家数口不知靠什么生活。苏轼有诗：“我生无田食破砚，尔来砚枯磨不出。”道出以文为生的苏轼此时的窘境。元丰四年（1081）春，经友人四处奔走，终于批给苏轼一块废弃的营地。于是他带领全家早出晚归开荒种田，吃饭总算有了着落。苏轼这块荒地在黄州东门之外，于是将其取名“东坡”，自号“东坡居士”。第二年正月，苏轼在东坡修筑了一座五间房的农舍，因正值春雪，遂名“雪堂”。
黄州城西北长江之畔，有座红褐色石崖，称为赤壁。赤壁之下多细巧卵石，有红、黄、白等各种颜色，湿润如玉，石上纹理如人指螺纹，精明可爱。苏轼《怪石供》中说：“今齐安江（长江支流）上，往往得美石，与玉无辨，多红黄白色，其文如人指上螺，精明可爱。……齐安小儿浴于江，时有得之者。戏以饼饵易之，即久，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枣、栗、菱、芡。其一如虎豹，首有口鼻眼处，以群石之长。又得古铜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粲然。”正好庐山归宗寺佛印禅师派人来问候，苏轼就将这些怪石送给了佛印禅师。随后又搜集了250枚怪石。诗僧参廖是“雪堂”的常客。谈及怪石一事，苏轼笑道，你是不是也想得到我的怪石啊？于是苏轼将剩余的怪石分为两份，赠与参廖一份，也就有了《后怪石供》美文。不离不弃的好友，赤壁的绝古，还有那美丽的石头，都给予苦难中的苏轼莫大的慰藉。
元丰七年（1084），奉神宗诏，苏轼离黄州北上，元丰八年（1085）正月来到宿州灵璧。六年前，苏轼在这里写下《灵璧张氏园亭记》，故地重游不胜唏嘘。园中有一块奇美之石号小蓬莱，苏轼喜爱有加。他想起唐代李德裕平泉山庄里的醒酒石，于是题文：“东坡居士醉中观此，洒然而醒。”这块风韵雅逸的奇石后来被皇家收藏。
元祐七年（1092），苏轼知扬州。得两美石，作《双石并序》：“至扬州，获二石，其一绿色，冈峦迤逦，有穴达于背；其一正白可鉴。渍以盆水，置几案间。忽忆在颍州日，梦人请住一官府，榜曰‘仇池’。觉而诵杜子美诗曰：‘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仇池，山名，在甘肃成县西汉水北岸。一名瞿堆，山有平地百顷，又名百顷山。其上有池，故名仇池。山形如复壶，四面陡绝，山上可引泉灌田，煮土为盐。因为仇池地处偏远，历来典籍都将它描写成人间福地，据说那里有99道泉，万山环绕，可以避世隐居，如同陶渊明的桃花源。苏轼神游千里，眼前的绿石已化为“仇池”，“一点空明是何处，老人真欲住仇池”。“仇池石”寄托了苏轼对世外桃源的深切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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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坎坷的“醉道士”石
北宋年间，扬州太守杨康功出使高丽，回国途中从樵夫处得到一方奇石，因以载归，喜爱有加。适逢苏轼由江苏常州赴任登州太守，路过扬州拜会杨康功。杨太守素知苏轼爱石，即请苏轼观看此石。苏轼乘酒兴吟出《杨康功有石状如醉道士为赋此诗》：“楚山故多猿，青者黠而寿。化为狂道士，山谷恣腾蹂。误入华阳洞，窃饮茅君酒。……”古诗共28句。“醉道士”石因而得名。该石传藏于益都法华寺，后来寺院败落，经“文革”之乱，“醉道士”石下落不明。
“文革”期间，贾祥云先生与夏明采先生在被焚烧书籍的残片中，发现了“醉道士”石的资料。此后10多年中，他们查阅大量资料，走访各方人士，终于在1986年，从一堆建筑垃圾中，寻找到“醉道士”石。经与1933年出版的《山东名胜古迹大观》中关于法华寺“醉道士”的记述与照片认真鉴别，确认为“醉道士”石，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
“醉道士”石为北太湖石，高130厘米，底座高75厘米。该石石体厚实，中间剔透，并有褶皱、空洞。石体表面风化严重，原有刻字已漫漶不清。贾先生与夏先生研究决定，将“醉道士”石陈列于青州博物馆。
元祐八年（1093），苏轼知定州（今河北定县）得“雪浪石”，作《雪浪斋铭并引》：“予于中山后圃得黑石，白脉，如蜀人孙位、孙知微所画石间奔流，尽水之变。又得白石曲阳，为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斋云。”诗：“尽水之变蜀两孙，与不传者归九原。异哉驳石雪浪翻，石中乃有此理存。”又有诗《次韵滕大夫三首·雪浪石》：“画师争摹雪浪势，天工不见雷斧痕。离堆四面绕江水，坐无蜀士谁与论？老翁儿戏做飞雨，把酒坐看珠跳盆。此身自幻孰非梦，故园山水聊心存。”雪浪石使苏轼深感天工造化，也勾起诗人思乡情结，唤起诗人归隐故里、纵情山水的情愫。
绍圣元年（1094），苏轼贬惠州（今广东惠阳东）。元符元年（1098），苏轼再贬儋耳（今海南儋县）。此时苏轼已是62岁高龄，他知道自己“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却依然游历山水，赋诗不辍，念念不忘“仇池”仙境。元符三年（1100）五月大赦，苏轼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中北归，旋即病卒常州。
苏轼于嘉祐元年（1056）与父、弟离川赴京师，45年宦海沉浮，几与祸患相始终，却始终展现出洒脱飘逸的风节，笑对人世沧桑的旷达。苏轼被世人誉为苏海，他一生留下7000多篇诗文。虽然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他却能徜徉书海，纵情山水，憧憬在自创的桃花源境界“仇池石”中。
◇米芾的书画与奇石
米芾，一个绝世的奇才，他的特立独行使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米颠”的盛名。米芾的好书画、好石、好研、好洁、好异服、好搞怪，都是他“颠”名的发端，以至900年来，被人们津津乐道，成为历久弥新的传世经典。
米芾（1051～1108），字元章，先祖世居太原，又迁襄阳，后居润州（今镇江）。其父米佐偃武修文。米芾《书史》中记载，米父在濮州为官时与李柬之手谈，赢得王羲之的法帖，这与米芾笃好书画不无关系。米芾的母亲阎氏曾为神宗母宣仁高太后的乳娘，这也是米芾最早走上仕途的渠道。
米芾7岁习帖，“书壁以沈传师为主”。10岁写碑刻。17岁随母在汴京，饱览时贤书翰大作及唐代名篇巨制，并认真临习。20岁取字元章，在京与蔡京布衣相识。米芾《太师行寄王太史彦舟》说：“我识元长（蔡京字）自布衣，论文写字不相非。”《宣和书谱》蔡京云：“初师沈传师。”蔡京比米芾大4岁，均师法唐礼部尚书沈传师，两人书法风格多有相似之处，相同尚好成为好友，并贯穿终生。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从小不喜科举的米芾，因为母亲的原因踏上仕途，开始了十年的华南游宦生涯。熙宁七年（1074），米芾任临桂（今桂林）县尉。同年五月，游桂林龙隐岩（伏波山）、阳朔山，画有《阳朔山图》并题字：“官于桂，见阳朔山，始知有笔力不能到者，……”桂林清秀瑰奇的山水，给了好异尚奇的米芾不小的震撼，为他日后笃好奇石埋下种子。
元丰四年（1081），米芾离开长沙，结束了南官十年的生涯，此后主要活动在江淮、汴京等经济发达地区。米芾在《书海月赞跋》中记：“元丰四年，余至惠州访天竺净慧师。见其堂张海月辩公象，坡公赞于其上，书法遒劲。”在中国书画史上，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稿》、苏东坡的《寒食帖》，合称为天下三大行书，可见苏轼书法地位之高。苏轼的书法，给了米芾极大的震动，促使他拜访这位北宋文坛一代宗师。
元丰五年（1082），32岁的米芾赴黄州（今属湖北）雪堂拜谒苏轼，受到被贬黄州的苏轼热情款待。米芾在《画史》中有记叙：“苏轼子瞻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即起做两枝竹、一枯树、一怪石见与，后晋卿（王诜）借去不还。”苏轼赠与米芾的画，被驸马王诜借去不还，米芾一直耿耿于怀。苏轼画风运思清拔，唯求笔墨神韵、文人逸兴勃发，给了米芾重要启示，后来他与其子米友仁创造的“米氏云山”，与此不无关系。
苏轼对小自己14岁的米芾的书法也是青睐有加，他在“雪堂书评”中说：“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当于钟（繇）王（羲之）并行，非但不愧而已。”宋人温革说：“米元章元丰中谒东坡于黄冈，承其余论，始专学晋人，其书大进。”苏轼对米芾书艺师晋的指点，影响其终生。
元丰七年（1084），米芾从苏激处得晋人法帖，王献之的“十二月帖”。米芾激动异常，终日临习。他的一个临本，即被乾隆帝当做王献之真迹，宝藏为“三希”（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之一的《中秋帖》，可见米芾功力更加精进。
元祐二年（1087），米芾前往汴京寻求仕途发展。《何氏语林》记载：“元祐间，米元章居京师，被服怪异，戴高檐帽，不欲置从者手，恐为所污。即坐轿，为顶盖所碍，遂撤去，露帽而坐。”蔡肇《米元章墓志铭》说：“冠服用唐制，所至人聚观之，视眉宇轩然，进趋如谵，吐音鸿畅，虽不识者亦知为米元章也。”至此，米芾“颠”名扬于京师。这时的苏轼重回京城权位，米芾在京最重要的活动就是参加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以苏轼为首的16人在驸马都尉王诜私邸举行的“西园雅集”。这时的米芾已俨然为后晋名士了。
元祐四年（1089），39岁的米芾出任润州教授，也就在这时，米芾以所藏李后主研山，换取海岳庵宅基地，并定居下来。蔡絛《铁围山丛谈》记此事：“江南李氏后主宝一研山，……为米元章所得。……而苏仲恭学士之弟者，才翁孙也，号称好事。有甘露寺下并江一古墓，多群木，盖晋、唐人所居。时米老欲得宅，而苏觊得研山。……苏米竟相易。米后号‘海岳庵’者是也。”米芾好研闻名，在《山林集》中称研为“吾首”。《海岳志林》记载：“僧周有端州石，屹起成山，其麓受水可磨。米后得之，抱之眠三日，嘱子瞻为之铭。”蔡肇《米元章墓志铭》说：“过润州，爱其江山，遂定居焉。”米友仁曾说其父居润州40年，说明米芾小时候就曾随父居于此地。米芾母亲阎氏也归葬于此。这些都是研山易宅基地的原因。
元祐七年（1092），苏轼知扬州，米芾从润州渡江而来为座上客，赵令畤《侯鲭录》记：“东坡在维扬设，客十余人皆一时名士，米元章在焉。酒半，元章忽起立，云：‘少事白吾大，世人皆以芾为颠，愿质之。’坡云：‘吾从众。’坐客皆笑。”东坡的“吾从众”，欣赏也。米芾“颠”名大震矣。
绍圣四年（1097），米芾在涟水军任职，更加“颠”得可以。《宋稗类钞》记其事：“米元章守涟水，地接灵璧，蓄石甚富，一一品目，加以美名，入书室则终日不出。时杨次公为察使，知米好石废事，因往廉焉。……”米芾于袖中连出三美石，杨察使取一石而去。杨杰与米芾是多年旧友，对此“颠”人，也无可奈何。米芾自称“不入党与”，与“旧党”如苏东坡、黄庭坚，“新党”如蔡京、赵挺之（李清照公公）等朝廷大员皆以书画交游，无论哪方在政治上落魄时，他绝不落井下石。所以，因“颠”出名的米芾，固然不至丢官，仕途却也难以发展。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蔡京夺职居真州。据叶梦得《石林燕语》记载：“米芾谒蔡京于舟中，见晋《谢安帖》，求易之。京意以为难，芾曰：‘公若不见从，某不复生。’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据船舷欲坠，京遽以之。”米芾得此帖后，始名书房为“宝晋斋”。米芾《画史》说：“余家晋唐古帖千轴，盖散一百轴矣。今惟精绝，只有十轴在。有奇书，亦续续去矣。晋画必可宝，盖缘数晋物命所居为‘宝晋斋’，身到则挂之，当世不复有矣。”米芾不但是书画收藏大家，而且精鉴赏、善模仿、笔力遒劲。米芾以临本易真迹时有所闻，其摹本被当成原本流传也屡见不鲜。米芾对晋帖推崇敬奉，甚至外出舟行时，也于船上高挂“宝晋斋舫”匾额。米芾旧友黄庭坚，此时远在千里之外的贬所荆州，闻知如此风流雅事，神往不已，有诗赞曰：“苍江静夜虹贯月，定是米家书画船。”
就在这一年，苏轼于被贬岭南经年后北归，《京口耆旧传》记载北归途中苏轼自述：“儿子于何处得《宝月观赋》，琅然勇之。老夫卧听之未半，跃然而起。恨二十年相从，知元章不尽，若此赋，当过古人，不论今世也。”于是苏轼致信在真州的米芾，《东坡全集》记载此事：“岭海八年，新友旷绝，亦未尝关念。但念吾元章迈往凌云之气，清雄绝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时见之，以洗我积秽瘴毒耶！今真见之矣，余无足言者。”
六月一日，东坡过真州，访米芾于白沙东园，逗留十余日。惜别时，约定年终米芾至朝廷述职后，到常州拜谒苏轼。米芾记叙苏轼临别语：“待不来，窃恐真州人道‘放著天下第一等人米元章，不别而去也’。”北宋文坛宗师苏轼，心胸如此旷达，对“米颠”喜爱有加，褒奖不吝美文。谁料一个多月后的七月二十八日，苏轼即于常州溘然长逝。米芾闻噩耗已是中秋，悲中写挽诗五首并序文，其中有句：“道如韩子频离世，文比欧公复并年。我不衔恩畏清议，束刍难至泪潸然。”
崇宁三年（1104），米芾知无为军。军，宋代行政区划名，与府、州、监同属路。北宋无为军属淮南路，领无为、巢、庐江三县，故治在今安徽省无为县。宋叶梦得《石林燕语》记载：“知无为军，初入川廨，见立石颇奇，喜曰：‘此足以当吾拜。’遂命左右取袍笏拜之，每呼曰‘石丈’。言事者闻而论之，朝廷亦传以为笑。”宋费衮《粱溪漫志》载：“米元章守濡须（今安徽无为县北），闻有怪石在河壖，莫知其所自来，人以为异而不敢取。公命移至州治，为燕游之玩，石至而惊遽，命设席拜于庭下曰：‘吾欲见石兄二十年矣。’”米芾还为拜石之事自画《拜石图》。元代倪瓒为此作《题米南宫拜石图》诗：“元章爱砚复爱石，探瑰抉奇久为癖。石兄足拜自写图，乃知颠名传不虚。”
此时米芾旧交蔡京、赵挺之在朝廷先后为相。吴迥《五总志》记载：“米元章尝谓蔡元长，后当为相，慎勿忘微时交。……蔡喜之，寻除书学博士，攫礼部员外郎。”祟宁五年（1106），56岁的米芾赴汴京任书画博士。为了感谢蔡京的提携，米芾有《除书学博士呈时宰》诗：“浪说书名落人世，非公那解彻天关！”
宋何薳《春渚纪闻》记载：“上（徽宗）与蔡京论书艮岳，复召芾至，令书一大屏。顾左右宣取笔砚，而上指御案间端砚，使就用之。芾书成，即捧砚跪请曰：‘此砚经赐臣芾濡染，不堪复以进御。取进止。’上大笑，因以赐之。芾蹈舞以谢，即抱负趋出，余墨沾渍袍袖而喜见颜色。上顾蔡京曰：‘颠名不虚得也。’京奏曰：‘芾人品诚高，所谓不可无一，不可有二者也。’”
《海岳名言》记载：“海岳以书学博士召对。上问本朝以书名世者凡数人。海岳各以其人对曰：‘蔡京不得笔，蔡卞得笔而乏逸韵，蔡襄勒字，沈辽排字，黄庭坚描字，苏轼画字。’上复问卿书如何，对曰：‘臣书刷字。’”这种痛快简洁且深刻不凡的语言，正是“米颠”的本色。
大观元年（1107），蔡京提携米芾升任礼部员外郎，又称南宫舍人，元章“南宫”之号由此得之。礼部员外郎与书画博士闲职不同，该职是正式五品京官，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中央官位，米芾很看重，御史却上书弹劾。吴曾《能改斋漫录》载：“米元章为礼部员外郎，言章云：‘倾邪险怪，诡诈不情。敢为奇言异行，以欺惑愚众。怪诞之事，天下传以为笑，人皆目之以颠。仪曹春官之属，士人观望则效之也。今芾出身冗浊，冒玷兹选，无以训示四方。’有旨罢，差知淮阳军。其曰出身冗浊者，以其亲故也。”这回蔡京也无能为力了，米芾去职外放，知淮阳军。
这一打击对晚年始为京官的米芾过于沉重，随即病倒。大观二年（1108）早春，米芾上书请辞，未获准。这时米芾头部毒疮日重，预感来日无多，他的仙逝也是惊世骇俗。米芾于去世前一个月，写信与亲友告别，焚烧书画奇物。同时造楠木棺，起居饮食、签署公文均在其中。去世前7天，不吃荤食，更衣沐浴，临终前作《临化偈》：“众香国中来，众香国中去。人欲识去来，去来事如许。天下老和尚，错入轮回路。”最后合掌而逝。越年，归葬润州丹徒西南长山下，蔡肇为撰墓志铭。历经九百年岁月，米芾墓至今尚存，在茂林奇岩环绕中，供人凭吊。
◇黄庭坚与砚石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在北宋诗坛上与苏轼并称“苏黄”，系苏门四学士（黄、秦、张、晁）之首、青年学子的导师、江西诗派的缔造者。其书法被誉为宋四家（苏、黄、米、蔡）之一。
山谷是饱读诗书的学者，对文房石尤为青睐。他曾在好友刘昱处得到一方洮河绿石砚，感慨之余即兴赋诗：“久闻岷石鸭头绿，可磨桂溪龙文刀。莫嫌文吏不知武，要试饱霜秋兔毫。”好友王仲至曾送给山谷一方洮河黄石砚，山谷有诗谢答：“洮砺发剑虹贯日，印章不琢色蒸栗。磨砻顽顿印此心，佳人持赠意坚密。”山谷将一方洮河石砚赠给同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张耒有诗称颂：“谁持此砚参几案，风澜近乎寒生秋。”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山谷赠予苏轼一方洮砚，苏轼作《鲁直所惠洮河石砚铭》：“洗之砺，发金铁。琢而泓，坚密泽。……归予者，黄鲁直。”晚清时期，该方名砚流落日本，先为前首相近卫氏所得。后来，日本汉学家小野钟山之父，用一幢花园洋房换得，此方宝砚一直为小野氏家族收藏。
元祐九年（1094），山谷赐知宣州（今安徽宣城）。正在老家分宁居母丧的山谷，赴任途中过婺源进龙尾山考察歙砚，留下著名诗篇《砚山行》。
山谷《砚山行》开头说：“新安出城二百里，走峰奔岳如斗蚁。陆不通车水不舟，步步穿云到龙尾。龙尾群山耸半空，人居剑戟旌幡里。”穿云破雾，峰峦延绵，龙尾山之险令人仰止。“其间石有产罗纹，眉子金星相间起。”罗纹、眉子、金星都是龙尾石妙美的纹理，也是文人雅士的挚爱。“居民上下百余家，鲍戴与王相邻里。凿砺砻形为日生，刻骨镂金寻石髓。选堪去杂用精奇，往往百中三四耳。”砚山村一百多户人家，终日凿岩刻石，往往百石中选不出几件，得材不易，弥足珍贵。“不轻不燥禀天然，重实湿润如君子。日辉灿灿飞金星，碧云色夺端州紫。”从质地、色彩各方面评判，歙石都不亚于端石。
有宋一朝，文坛大家考察龙尾山，恐怕只有山谷一人。《砚山行》以白描手法，生动全面地将龙尾山砚石坑的地理环境、砚石品种、居民状况、砚石开采以及砚石品质等方面都做了详细论述，对歙砚的传播、研究与发展都是居功至伟。
山谷是东坡的挚友和门生，一生执弟子礼甚恭。徽宗崇宁元年（1102），山谷系舟湖口（今江西湖口县），诗人李正臣持东坡两篇遗诗来见（此时东坡已于上年作古）。山谷不禁悲从中来，作《追和东坡壶中九华并序》：“湖口人李正臣蓄异石九峰，东坡先生名曰壶中九华，并为作诗，后八年，自海外归，过湖口，石已为好事者所取，及和前篇以为笑。……石即不可复见，东坡亦下世矣。感叹不足，因次前韵。”诗曰：“能回赵璧人安在，已入南柯梦不通。”人、石皆去，阴阳两隔，奈何！
崇宁二年（1103），山谷被贬宜州（今广西宜州市），逆境中仍不忘文化的传播。崇宁四年（1105），山谷卒于宜州。至今宜州尚存山谷祠，内有门对，下联写道：“作神此地原非偶，恰似龙城柳子、潮阳韩子，能令边徼化诗书。”人们将同样贬谪岭南的韩愈、柳宗元、黄庭坚奉为神明，永受香火祭祀。
◇杜绾的《云林石谱》
杜绾字季阳，号云林居士，北宋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杜绾出生于世家，祖父杜衍在北宋庆历年间为相，封祁国公，父亲也为朝中重臣，姑父是著名文学家苏舜钦。由于家学渊源，杜绾自幼博览群书，游历山川，对奇石瑰宝尤为喜爱。
北宋文人寻奇石、集名砚成风气，徽宗于江南设“应奉局”，专事搜集天下奇石异珍。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杜绾也未尝置身其外。南宋绍兴三年（1133），孔传在《云林石谱·序》中说：“云林居士杜季阳，盖尝采其瑰异，第其流品，载都邑之所出，而润燥者有别，秀质者有辨，书于编简，其谱宜可传也。”杜绾将收集的奇石，按品位、产地、润燥、质地等各项分类编辑，成为足以传世的《云林石谱》。
《云林石谱》分上、中、下三卷，《灵璧石》列于上卷首篇：“宿州灵璧县，地名磬石山。石产土中，岁久。穴深数丈，其质为赤泥渍满。……扣之，铿然有声。”磬石山距灵璧县渔沟镇东两千米，海拔114米，目测绝对高度只有30多米。磬石山南侧尚存摩崖石刻，不同造型佛像100多座，雕刻在长16米，宽2米的巨石上，为北宋至和三年（1056）所作。磬石山北坡下，百米宽、千米长的平畴地带，即是灵璧磬石的产地。磬石始采于殷周，近年来出土的磬石编钟即为实证。北宋老坑也在这里。宋王明清《挥尘录》记载：“政和年间建艮岳。奇花异石来自东南，不可名状。灵璧贡一巨石，高二十余尺。”宋《宣和别记》也载：“大内有灵璧石一座，长二尺许，色清润，声亦冷然，背有黄金文，皆镌刻填金。字云：宣和元年三月朔日御制。”《西湖游览志余》又载：“杭省广济库出售官物，有灵璧小峰，长仅六寸，玲珑秀润，卧沙、水道、裙折、胡桃文皆具。徽宗御题八小字于石背曰：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以上大、中、小三磬石，皆为宋徽宗“花石纲”贡石也。
《云林石谱·太湖石》：“平江府太湖石产洞庭水中，石性坚而润，有嵌空穿眼宛转崄怪势。一种色白，一种色青而黑，一种微黑青。其质纹理纵横，笼络起隐，于石面遍多坳坎，盖因风浪冲激而成，谓之‘弹子窝’。扣之微有声。”北宋政和三年（1113），升苏州为平江府，洞庭在其辖区内。太湖石在唐代就被大量应用于造园，白居易、牛僧孺、李德裕等人留有许多咏太湖石的诗歌。以后历代，都将太湖石视为造园、赏玩的珍品。南宋范成大《太湖石志》说：“石出西洞庭，多因波涛激湍而为嵌空，浸濯而为光莹。”上等的太湖石，出于西洞庭。明文震亨《长物志》说：“石在水中者为贵，岁久为波涛冲击，皆成空石，四面玲珑。在山上者名旱石，枯而不润。”太湖石有水、旱之分，正宗“水太湖”早已绝迹，只有在古代遗石中，才能一睹其真容。清张紫琳《红兰逸乘·琐载》说：“太湖石玲珑可爱，凡造园林者所须，不惜重价也。”
《无为军石》：“无为军石产土中，连络而生，择奇巧者，即斫取之。易于洗涤不著泥渍，石色稍黑而润，大者高数尺，亦有盈尺及五六寸者，多具群山势，扣之有声。……又米芾为太守，获异石，四面巉岩崄怪，具袍笏拜之。”由于米元章在无为和濡须的“拜石”，就有了“石丈”和“石兄”之别，演绎了一段千古佳话，也成就了“无为军石”的盛名。
《昆山石》：“平江府昆山县石产土中。多为赤土积渍，即出土，倍费挑剔洗涤。其质磊磈，巉岩透空，无耸拔峰峦势，扣之无声。”元杨譓《昆山郡志》说：“巧石出马鞍山后，石工探穴得巧者，斫取玲珑，植菖蒲芭蕉置水中。好事者甚贵之，它处名曰昆山石，亦争来售。”明文震亨《长物志》亦说：“出昆山马鞍山下，生于山中，掘之乃得。以色白者为贵，有鸡骨片、胡桃块二种。”清戴延年《吴语》说：“昆石佳者，一拳之多价累兼金，有葡萄纹、麻雀斑、鸡爪纹之别。”昆石产于江苏昆山市马鞍山，自古以来为四大名石之一，甚为名贵，近年来越发稀少了。
《英石》：“英州含光真阳县之间，石产溪水中。有数种：一微青色，间有白脉笼络；一微灰黑；一浅绿。各有峰峦，嵌空穿眼，宛转相通。其质稍润，扣之微有声。又一种色白，四面峰峦耸拔，多棱角，稍莹彻，四面有光，可鉴物，叩之有声。……顷年东坡获双石，一绿一白，目为仇池。”英德市现为广东省清远市所辖县级市，因英山产英石而得名。北宋元祐七年（1092），苏轼任扬州知府时，表弟程德儒送给他一绿一白两枚英石，遂题名曰“仇池石”。其石为英山脚下溪水中所产水英石。现在新采的英石都为旱石，与水英石有天壤之别。南宋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写道：“英州石山，自城中入钟山，涉锦溪，至灵泉，乃出石处，有数家专以取石为生。其佳者质温润苍翠，叩之声如金玉，然匠者颇秘之。常时官司所得，色枯槁，声如击朽木，皆下材也。”早在南宋时，英石就有水、旱之别，质地相去甚远矣。清蒋超伯《通斋诗话》说：“英石之妙，在皱、瘦、透。此三字可借以论诗。起伏蜿蜒斯为皱，皱则不衍，昌黎有焉。削肤存液斯为瘦，瘦则不腻，山谷有焉。六通四辟斯为透，透则不木，东坡有焉。支离非皱，寒俭非瘦，卤莽灭裂非透。吁，难言矣。”蒋超伯将石形皱、瘦、透，以韩愈、黄庭坚、苏轼的诗格以论之，曼妙而贴切也。
《云林石谱》中涉及各种名石116种，石种范围广达当时的82个州、府、军、县和地区。其中有景观石、把玩石、砚石、印石、化石、宝玉石、雕刻石等众多门类。对各种石头的形、质、色、纹、音、硬度等方面，都有详细的表述。形：主要以古人瘦、漏、透、皱的赏石理念，对奇石评判。质：杜绾将石质分为粗糙、颇粗、微粗、稍粗、光润、清润、温润、坚润、稍润、细润等级别。色：有白、青、灰、黑、紫、褐、黄、绿、碧、红等单色。还列出了过渡色、深浅色和多色的石头。纹：列出核桃纹、刷丝纹、横纹、圈纹、山形纹、图案纹、松脉纹等奇石品种。音：杜绾常敲击石头，得到无声、有声、微有声、声清越、铿然有声等不同效果。硬度：杜绾对石头硬度的描述有甚软、稍软、不甚坚、稍坚、坚、颇坚、甚坚、不容斧凿等级别。
杜绾不但是奇石专家，还是矿物岩石学家。他的《云林石谱》是中国古代载石最完整、内容最丰富的石头专著。清代《四库全书》入选的论石著作，只有《云林石谱》。《四库提要》说：此书“即益于承前，更泽于启后”。《云林石谱》这部奇石学巨著，对后世影响巨大，绵延不绝。
◇宋代赏石文化的特点与贡献
两宋承袭了南唐文化，文房清玩成为文人珍藏必备之物，鉴赏之风臻于极盛，苏轼、米芾等文人均精于此道，发展成专门学问。与此同时，中国汉唐以来席地而坐的习俗，逐渐被垂足而坐所代替，两宋几、架、桌、案升高而制式成形。这些都为赏石登堂入室创造了条件。
小型赏石的兴盛
宋代赏石大、中、小型俱备。小型赏石不但脱离了山林，也脱离了园林，成为独立的欣赏对象。小型赏石已经有了底座，可以置于几架之上，欣赏情趣也有了很大变化。苏轼《文登蓬莱阁下》说：“我持此石归，袖中有东海。”袖中藏石其小可知。宋孔传《云林石谱·序》中说：“虽一拳之多，而能蕴千岩之秀。大可列于园馆，小或置于几案。”拳石亦为可观。南宋赵希鹄《洞天清录集》说：“怪石小而起峰，多有岩岫耸秀嵚嵌峰岭之状，可登几案观玩，亦奇物也。”几案赏石要求更高。宋李弥逊《五石诗》序云：“岁戊戌，舟行宿泗间，有持小石售于市，取而视之，其大可置掌握。”掌中小石的兴盛，促进了赏石市场的交易。
宋代赏玩石种
宋代赏石品种主要是太湖、灵璧和英石，其他石种不占重要地位。杜绾《云林石谱》说，太湖石“鲜有小巧可置几案者”。大型灵璧石比较常见，也有置于几案之上的小石。刘才邵《灵璧石》诗：“问君付从得坚质，数尺嵚嵌心赏足。”英石一般体量不大，《云林石谱》说，英石“高尺余或大或小各有可观”。英石应该是文房中的主要石种。
石屏、研山、山子的应用
苏轼《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何人遗公石屏风，上有水墨希微踪。”苏辙《欧阳公所蓄石屏》：“石中枯木双扶疏，粲然脉理通肌肤。剖开左右两相属，细看不见毫发殊。”宋代的石屏也是赏石的一种，择其平面纹理有若自然山水画境，以木镶边制作而成，用材多为大理石。石屏小而置于几案之上、笔研之间称为研屏。南宋赵希鹄《洞天清录·研屏辨》说：“古无研屏。或铭研，多镌于研之底与侧。自东坡、山谷始作研屏，即勒铭于研，又刻于屏，以表而出之。”研屏自苏轼、黄庭坚始。
研山自南唐李煜始。南唐遗物尽入宋，其中两方有名的“海岳庵”和“宝晋斋”为米芾所得，其辗转传承为古今奇闻。研山又称“笔格”“笔架”，是架笔的文房用品，制作精巧的研山，也属文房清玩的范畴。另有一种欣赏把玩的“山子”，也开始出现。
瘦、皱、漏、透四字相石法
四字相石法为米芾结合画理而创，各种文献有不同表述。宋《渔阳公石谱》称：秀、瘦、皱、透；明代《海岳志林》为：瘦、秀、皱、透；清代郑板桥题画记说：瘦、皱、漏、透。其他说法很多，而板桥说流传最广。各种说法共同交汇处，是瘦、透、皱三字。瘦为风骨，透表通灵，皱显苍古，都是中华文化意境的精粹，也是天人合一的诠释，对赏石、鉴石影响至今不衰。
宋代赏石文化的传承
宋代传承了中唐的园林赏石而更精致，传承南唐的文房而形成文房清玩门类。佛教衍生出完全汉化的禅宗，它的“梵我合一”与老庄的“崇尚自然”，使士大夫心中的自然之境与禅境融为一体，更加重视形外之神、境外之意。宋郭熙《林泉高致》论远景、中景、近景之说，近景中的高远、深远、平远之分，更加丰富了景观石欣赏的内涵。五代、北宋的山水画在崇山峻岭、溪涧茂林中常有茅舍高隐其间，反映出士子的理想境界。南宋平远景致，简练的画面偏于一角，留出大片空白，使人在那水天辽阔的虚空中，发无限幽思。这里文化的交融与内敛，却使赏石文化的意境更加旷远，给后世赏石以更多滋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