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杨坚取北周而立隋，历三代37年而亡。这一时期的赏石文化，主要体现在皇家御苑之中。618年高祖李渊建唐至907年，开启了中国赏石文化的兴盛时代。
◇“中隐”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唐代的赏石文化资料甚丰，主要来源于中晚唐。唐代前期，由于太宗李世民、女皇武则天、玄宗李隆基等人的文韬武略，展现出一派大唐盛世的景象。“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以至军阀刺杀宰相，宦官把持朝政。“甘露之变”，宦官处死朝官千余人，文宗也被幽禁而死。文人朝臣纷纷避祸，“隐”与“仕”成为纠葛的难题。由白居易首创的“中隐”思想，使两者兼具，逐渐为士人普遍推崇。
晋王康琚《反招隐诗》有句：“小隐隐陵薮（山岭湖泽），大隐隐朝市。”古来本无“中隐”思想。白居易《中隐》诗：“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中隐”需要两个条件：一、要做既不问事又取俸禄的闲官。唐女皇武则天即位后迁都洛阳，中宗李显复辟迁回长安，至此两都制贯穿全唐。东都洛阳保留着朝廷全套官员，平时却不用分管事务，又可以规避祸端，而且俸禄照发。于是文人官员争往东都任“留司官”。二、“中隐隐于园”。园林是在城市“中隐”的憩所，文人士大夫甚至亲自参与园林规划设计。在这种社会风尚影响下，士人私家园林兴盛起来。据史载：“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东都者，号千有余所。”中晚唐东都造园更是难以数计。造园模拟山水，所需奇石甚巨，加以文人吟咏其间，赏石文化空前繁荣起来。
◇“山池院”与赏石文化
唐朝首都长安的街区称“坊”，东都洛阳的街区称“里”。唐朝太平公主园林“山池院”在长安兴道坊宅畔。诗人宋之问《太平公主山池赋》，对园中叠石为山的形态以及山水配景，都有细致描写：“其为状也，攒怪石而嵚崟。其为异也，含清气而萧瑟。列海岸而争耸，分水亭而对出。其东则峰崖刻划，洞穴萦回。乍若风飘雨洒兮移郁岛，又似波浪息兮见蓬莱。图万重于积石，匿千岭于天台。”这是长安皇族园林的奢华，奇石叠山的规模如此宏大。
◇牛僧孺与赏石文化
牛僧孺（779～848），唐穆宗、文宗时宰相，曾封奇章郡公，以晚唐牛李朋党之争著名。党争历经六朝，先后凡40年，冠绝今古。
唐文宗大和六年（832），牛僧孺因故上表请罢相。同年外放淮南节度副使，知节度事。大和九年（835），“甘露之变”后，宦官专权，南衙与北司势同水火。牛僧孺屡次上表朝廷“嫌处重藩，求归散地”。开成二年（837），在淮南任职6年的牛僧孺判任东都留守，方遂积年之愿。
大唐东都即洛阳，白居易先于牛僧孺隐居至此。牛僧孺有诗道：“唯羡东都白居士，年年香积问禅师。”牛僧孺东都就任后，于东城归仁里置筑宅第，将其在淮南任上搜求的嘉木美石，安放在阶庭。白居易《题牛相公归仁里宅新成小滩》诗：“平生见流水，见此转留连；况此朱门内，君家新引泉。伊流决一带，洛石砌千拳；与君三伏月，满耳作潺湲。”白居易评说“归仁里”宅园：“嘉木怪石，置之阶廷，馆宇清华，竹木幽邃。”又在城南修造别墅，广纳奇石。牛僧孺部属，多有镇守江南者，奇峰异石纷至沓来，一时蔚为大观。
牛僧孺经常与当时著名诗人白居易、刘禹锡往来唱和。恰逢部属李苏州送来太湖石，奇状绝伦。牛僧孺有诗赞曰：“胚浑何时结，嵌空此日成。掀蹲龙虎斗，挟怪鬼神惊。带雨新水静，轻敲碎玉鸣。……池塘初展见，金玉自凡轻。侧眩魂犹悚，周观意渐平。似逢三益友，如对十年兄。”以石为友，拜石为兄，较米颠拜石，尚早两百余年。刘禹锡和诗：“拂拭鱼鳞见，铿锵玉韵聆。烟波含宿润，苔藓助新青。……有获人争贺，欢谣众共听。一州惊阅宝，千里远扬舲。”奇石形态美、韵如玉，众人争睹，声名远播。白居易奉和：“错落复崔嵬，苍然玉一堆。峰骈仙掌出，罅坼剑门开。峭顶高危矣，盘根下壮哉。……共嗟无此分，虚管太湖来。”白居易和刘禹锡都曾任苏州刺史，辖区所产精美太湖石，却为牛僧孺所得，皆叹无此缘分。
牛僧孺博学多闻，曾撰写大量传奇之文，集名《玄怪录》。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其评价颇高，可见牛僧孺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影响重大。牛僧孺在东都洛阳潜心诗文、专注奇石、好仙慕道，与时人敬称“白神仙”的香山居士白居易饮酒、赏石，“吟咏其间，无复进取之怀”。
武宗会昌三年（843），白居易作《太湖石记》，对牛僧孺在洛阳嗜石笃深挚情，做了精彩诠释：“治家无珍产，奉身无长物，惟东城置一第，南郭营一墅，……游息之时，与石为伍。”满园的奇石，皆是牛僧孺的至爱。“富哉石乎，厥状非一：有盘拗秀出如灵丘仙云者，有端俨挺立如真官神人者，有缜润削成如珪瓒者，有廉棱锐刿如剑戟者……”牛僧孺所收藏的奇石，形态变幻不胜枚举。“公又待之如宾友，视之如贤哲，重之如宝玉，爱之如儿孙。不知精意有所召耶？将尤物有所归耶？”牛僧孺的精诚感动了顽石，顽石纷纷前来寻找归宿，这就是石缘吧。“石有大小，其数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于石阴，曰‘牛氏石甲间’‘丙之中’‘乙之下’。”牛僧孺所收藏的奇石，按大小分四等，按品相分三级，这与今日评石规则颇为相似。“噫！是石也，千百载后，散在天壤之内，转徙隐见，谁复知之？”这些石头啊，后世不知流落何处，使人陡生无尽的感慨。
宣宗大中二年（848），牛僧孺于东都城南别墅溘然仙逝。时有托名牛僧孺著《周秦行记》书，记叙牛僧孺在洛阳鸣皋山，夜遇前朝诸美姬，被邀赋诗：“尽道人间惆怅事，不知今夕是何年。”后世东坡亦有词：“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牛僧孺在天宫依然惆怅，那些美妙的奇石精灵，不知魂归何处、相期几许。
◇“集贤里”与赏石文化
宰相裴度为中晚唐四朝重臣。唐宪宗元和十年（815），时任御史中丞的裴度，被节度使李师道派刺客刺成重伤，宰相武元衡被刺身亡。裴度带伤平藩，为稳定时局起到巨大作用。裴度晚年也为“东都留守”，于洛阳建“集贤里”宅园，《旧唐书·裴度传》记其事：“东都立第于集贤里，筑山穿池，竹木丛萃，有风亭水榭，梯桥架阁，岛屿回环，极都城之胜概。”白居易曾和裴度集贤林亭诗：“因下张沼沚，依高筑阶基。嵩峰见数片，伊水分一支。……幽泉镜泓澄，怪石山欹危。”“集贤里”园林里的峰石与怪石，也是各具形态。《旧唐书·裴度传》又载：“又于午桥创别墅，花木万株，中起凉台暑馆，名曰绿野堂。”文中还记载裴度与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在“午桥别墅”饮酒赋诗，吟咏奇石自乐的场景。
◇白居易与赏石文化
中国赏石文化至晚唐资料渐丰，论者藏家辈出，白居易则为其中佼佼者。
白居易（772～846）以诗名盛。唐元和十一年（816），白居易贬江州（今九江），从翰林学士降至江州司马。愤而作《琵琶行》长诗，发出与琵琶女“同为天涯沦落人”的感慨，从此萌生归隐之心。元和十二年（817），白居易在庐山建成草堂，并在石上题诗：“倦鸟得茂树，涸鱼返清源。舍此欲焉往，人间多险艰。”白居易以陶渊明“鸟倦飞而知还”和庄子“不如相忘于江湖”的典故，表达了皈依自然的情愫。
元和十五年（820），白居易在忠州（今重庆忠县）刺史任上，写有《东坡种花》诗：“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260年后，宋代大文豪苏轼贬黄州，在东门外开荒种田，因仰慕白居易“忠东坡”，将垦地取名“东坡”，自号“东坡居士”，并建草堂名“雪堂”。白香山贬江州和苏东坡贬黄州时都是45岁，且皆筑有草堂，而“黄东坡”源自“忠东坡”。唐长庆二年（822），白居易在杭州刺史任上留有“白公堤”。宋元祐四年（1089），苏轼在杭州知府任上留下“苏公堤”。唐、宋文坛两位巨擘成就一段文苑奇缘。
长庆四年（824），白居易从杭州迁至洛阳，有《洛下卜居》诗：“三年典郡归，所得非金帛。天竺石两片，华亭鹤一只。……下担拂云根，开笼展霜翮。贞姿不可杂，高性宜其适。”白居易在杭州任刺史三年，两袖清风，只得石两片、鹤一只携归洛阳，实乃主人坚贞、高洁品德的象征。
宝历二年（826），白居易刺苏州得石两片，作《双石》诗曰：“苍然两片石，厥状怪且丑。俗用无所堪，时人嫌不取……一支可吾琴，一可贮吾酒。峭绝高数尺，坳泓容一斗。五弦倚其左，一杯置其右。洼樽酌未空，玉山颓已久。……回头问双石，能伴老夫否。石虽不能言，许我为三友。”白居易认为，既“怪”又“丑”的两片奇石，虽不能实用，却是欣赏的佳品。一石高数尺，琴倚其上，一石有洼坑可容酒一斗。石洼中樽酒尚未饮尽，诗人却已醉倒。抚琴饮酒与石相伴，岂不快哉。白居易诗：“回头问双石，……许我为三友。”白居易如此洒脱空灵，真性情中人也。
大和元年（827），白居易居洛阳，有《太湖石》诗：“烟翠三秋色，波涛万古痕。削成青玉片，截断碧云根。风气通岩穴，苔文护洞门。三峰具体小，应是华山孙。”笔下太湖石色如云雾缭绕的秋景，石肤因万古流水冲刷而圆润，形态挺拔峭峻，孔洞剔透，有如华山奇峰，咫尺千里之势。白居易另有《太湖石》咏：“远望老嵯峨，近观怪嵚崟。……形质冠今古，气色通晴阴。……岂伊造物者，独能知我心。”欣赏着气势高耸、形质冠古今的美石，感念上苍的造化与恩典。
白居易根据赏石心得，归纳出《爱石十德》：“养情延爱颜，助眼除睡眠，澄心无秽恶，草木知春秋，不远有眺望，不行入岩窟，不寻见海浦，迎夏有纳凉，延年无朽损，弄之无恶业。”赏石进入崇高的道德境界，这是古今中国文人赏石的独特风范。
大和三年（829），58岁的白居易从此退隐大唐东都洛阳，直至仙逝。大和五年（831），白居易在洛阳香山重修香山寺，自号香山居士，俨然佛门老僧，时人敬称“白神仙”。大和九年（835），白居易著有《磬石铭并序》：“客从山来，遗我磬石。圆平腻滑，广袤六尺。……置之竹下，风扫露滴。坐待禅僧，眠留醉客。清冷可爱，支体甚适。便是白家，夏天床席。”这醉眠之石与陶靖节醉卧之石如出一辙，真有仙风道骨之神韵。
会昌三年（841），白居易作《太湖石记》：“古之达人，皆有所嗜，玄晏先生嗜书，嵇中散嗜琴，靖节先生嗜酒，今丞相奇章公嗜石。”赏石自是有道高士精神之寄托也。《太湖石记》又云：“三山五岳，百洞千壑，覙缕蔟缩，尽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白居易此时已垂垂老矣，赏石已将老人融入自然之中。择清奇石为挚友，驾华亭鹤而西行，正是香山居士梦寐的归宿。
◇李德裕与赏石文化
李德裕（787～850），唐文宗、武宗时宰相。晚唐牛李党争的世族领袖，以器业自负。素有壮志，苦心力学，尤精《汉书》、《左传》。著述甚丰，诗文独具风采。
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始，李德裕为相六载。期间内治宦官，外定幽燕、击回纥、平泽潞、震南昭，功勋卓著，封卫国公，被李商隐誉为“万古之良相”。李德裕有《长安秋夜》诗：“内宫传诏问戎机，载笔金銮夜始归。万户千门皆寂寂，月中清露点朝衣。”首辅在朝堂，集军机政务于一身，淡定从容，襟抱非凡。
李德裕于宰相任内，在洛阳南郊龙门山大兴土木，修建平泉山庄。他在《平泉山居诫子孙记》中说：“又得名花珍木奇石，列于庭际。平生素怀，于此足矣。……鬻吾平泉者非吾子孙也，以平泉一树一石与人者非佳子弟也。”李德裕真为爱石之人也。唐人康骈《剧谈录》记载“平泉山庄”：“有平石，以手磨之，皆隐隐现云霞、龙凤、草树之形。”看来应是吉祥图画石。李德裕还在《平泉山居草木记》中记录了庄中部分石头的种类和名称：“日观、震泽、巫岭、罗浮、桂水、严湍、庐阜、漏泽之石在焉……台岭、八公之怪石，巫峡之严湍，琅玡台之水石，布于清渠之侧；仙人迹、鹿迹之石，列于佛榻之前。”据说，李德裕“平泉山庄”藏石何止数千方，从以上所列品种和名称来看，已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了。
宋《渔阳公石谱》记载：“广采天下珍木怪石为园池之玩。”李德裕将大批的泰山石、灵璧石、太湖石、巫山石、罗浮石等，配以珍木异卉、湖溪流水，精心构筑成名山大川。平泉山庄的造园技巧已有很高的水准。李德裕在《题罗浮石》诗中说：“青景持芳菊，凉天倚茂松。名山何必去，此地有群峰。”可见其对平泉山庄幽深雄浑的景观颇为自信。园中的每方奇石都镌刻“有道”二字，以示“此中真意”。醒酒石是李德裕的至爱。明林有麟《素园石谱》记述：李德裕“醉即踞卧其上，一时清爽”。并在醒酒石上刻诗云：“蕴玉抱清辉，闲庭日潇洒。块然天地间，自是孤生者。”李德裕曾遗言后人：“凡将藏石与他人者，非吾子孙。”冀望爱石永伴平泉。
宣宗大中元年（847），李德裕罢相，出荆南（今湖北）节度使。不久改任东都留守。李德裕与家人在平泉山庄，度过了最后短暂而温馨的时光。旋即被贬为潮州（今广东）司马。李德裕有《离平原马上作》诗：“十年紫殿掌洪钧，出入三朝一品身。……自是功高临尽处，祸来名灭不由人。”自知此去岭南，绝无生还之望，仍然气概不减当年。
大中二年（848），李德裕再贬崖州（海南琼山）司户，次年正月抵达。宋王谠《唐语林》说：“李卫公在珠崖郡，北亭谓之望阙亭。公每登临，未尝不北睇悲哽。题诗云：‘独上江亭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夏晚有怀平泉林居》感念：“愀然何所念，念我龙门坞。……稚子候我归，衡门独延伫。”五尺男儿，此时也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怀山居邀松阳子同作》诗：“我有爱山心，如饥复如渴。出谷一年余，常疑十年别。……昼夜百刻中，愁肠几回绝。”《张公超谷中石》句：“自予去幽谷，谁人袭芳杜。空留古苔石，对我岩中树。”《思山居十一首·寄龙门僧》：“清景出东山，闲来玩松石，应怜林壑主，远作沧溟客。”平泉山庄的嘉木美石，时刻萦绕在李德裕脑际，而平泉山庄的主人，已远在阴阳界上。
大中四年（850），63岁的一代名相李德裕，带着他对为之操劳的大唐帝国的沉郁悲怆，带着他对亲手建筑的平泉山庄的魂牵梦萦，怆然逝去。而李德裕匡扶的残唐大厦，也于50余年后轰然坍塌。历史走进五代十国时期，平泉山庄也为丹阳王守节所得。整修园林时，竟掘出奇巧美石数千方，醒酒石也在其中。北宋哲宗时，醒酒石被征入宫中，安放在筑月台。徽宗置醒酒石于宣和殿。钦宗朝“靖康之难”后，醒酒石追随李德裕而去，不知所终。
石闻追踪
文人园林与赏石
唐代山水文学发达，晚唐政治的动荡，促进了文人园林兴起，赏石文化也随之繁盛。中晚唐的白居易、柳宗元、裴度、李德裕、牛僧孺等人，都是一代士子的精英，又是文人官僚的代表。他们在政治斗争的旋涡中心力交瘁，却又在园林的泉壑美石中得到精神慰藉和寄托。这些文人将园中奇石视为珍宝，将赏石划出类别、分出等级、述其形态、探其意境，已是一批赏石鉴赏家。李德裕和牛僧孺家道败落后，园中奇石散出，凡刻有李、牛两家标记的石头，都是洛阳人的争抢之物。从中可见文人对赏石的深远影响。
◇柳宗元与赏石文化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市）望族。唐永贞元年（805）正月，体弱多病的李诵即位，是为唐顺宗。朝廷形成以“二王、刘、柳”（王叔文、王伾、刘禹锡、柳宗元）为首的“永贞革新”集团，掌控大权。八月，唐宪宗李纯登基，由于“永贞革新”派曾排斥李纯，由此埋下祸根。宪宗登基第三天，就开始清理革新派人士，二王被贬杀而死，刘、柳等八人被贬为边远地区司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旧唐书·宪宗纪》载，宪宗登基大赦诏书云：“……柳宗元、刘禹锡……八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与宪宗李纯系上死结，柳宗元等人的命运可想而知。
33岁的柳宗元被远贬为“永州（湖南）司马员外置正同员”，其实“俟罪非真吏”。“永贞革新”的失败，断送了柳宗元的政治前途，却成就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中国思想史上的崇高地位。
柳宗元与韩愈一起被誉为“古文运动”的领袖，并称“韩柳”，占有唐宋八大家唐朝仅有的两席。其代表作即为“永州八记”。柳宗元在《钴鉧潭西小丘记》中说：“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这是柳宗元最早描写象形奇石神态的文字。“丘之小不能一亩，可以笼而有之。问其主，曰：‘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问其价，曰：‘止四百。’余怜而售之。”柳宗元在感叹景胜但“货而不售”的同时，表达了自己怀才不得济世的悲愤。最终柳宗元以四百钱买下钴鉧潭和小丘，“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经过一番修整，建成了一座美丽的园林。柳宗元在永州共建了六处园林景观，并将园林意境分为两大类：“旷如也，奥如也，如斯而已。”“旷”为旷境，指开阔旷远的景观意境，这里包含“借景”的理念。“奥”为奥境，指清幽深邃的景观意境。柳宗元总结出“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的“天人合一”的造园原理。造园要合理使用人力和物力，因地制宜，保持景观的天然真趣。柳宗元美妙的散文和“以文造园”的思想，以及对园林及赏石文化的发展，都是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元和十年（815），在宰相韦贯之和御史中丞裴度的斡旋下，朝廷召回柳宗元、刘禹锡等五司马。二月，被贬十年的柳宗元行至长安东郊，当年出京饯别的灞桥，无限感慨地写下《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诗：“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当时正值春日，柳宗元满怀希望，回京诸子相约同去玄都观赏花，刘禹锡即兴写下《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这首诗被人抓住把柄，宪宗下诏贬柳宗元为柳州刺史，刘禹锡为播州刺史，后改为连州刺史，即刻出京，不得停留。
三月，返京的诸子都被赶出京都。刘柳结伴同行，至湘江衡阳，到分手的时候了。柳宗元挥笔写下《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诗：“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两位好友洒泪而别。
六月，经历三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柳宗元一行终于到达柳州。随即登城远眺，写下《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其他四刺史贬地）诗：“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万死投荒”的柳宗元知道归期无望。据《旧唐书·地理志四》记载：柳州“天宝领县五，户二千二百三十二，口一万一千五百五十”。此为唐玄宗天宝盛世户籍。元和十年距前已有70余年，中唐国势衰微，户籍滋耗，口已不及万，加之经济、文化非常落后，其荒凉程度可想而知。
柳宗元非常重视柳州的文化传播。八月着手修葺破败的孔庙，十月“完旧一新”，作《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一文，并在柳州兴办学堂，亲自讲学。作为大文学家，柳宗元自身就是一种文化的象征。他将中原先进文化传播到柳州，为柳州的文明奠定了基础。明人归有光在《柳州计先生寿序》中说：“柳之山水不待子厚而显，而其人才之出，自子厚始也。”韩愈《柳子厚墓志铭》称：“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韩愈与柳宗元，形成了大唐古文运动的南北中心，柳宗元贬柳州而使柳州成为学子向往的地方，柳州人有福了。
继“永州八记”之后，柳宗元又有“柳州四记”。其《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记》尤为可观：“古之州治，在浔水（柳江）南山石间，……浔水因是北而东，尽大壁下。其壁曰龙壁。其下多秀石，可砚。”柳宗元在龙壁崖下取石制成琴荐和“柳砚”。柳宗元将琴荐送给淮南节度使卫次公，并有《与卫淮南石琴荐启》文：“叠石琴荐一（元注：出当州龙壁滩下），右件琴荐，躬往采获，稍以珍奇，特表殊形，自然古色。”柳宗元将“柳砚”送给连州刺史刘禹锡，刘禹锡有《谢子厚寄叠石砚》诗：“当年同砚席，寄此感离群。清越敲寒玉，参差叠翠云。”这也是柳宗元在柳州的赏石佳话。柳宗元在《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一文中说：“又西曰仙弈之山（马鞍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钟乳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莲蓬）。或积于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众。”写钟乳石形态各异，使人如临其境。
正式提出“唐宋八大家”概念的明代评论家茅坤，在评《游黄溪记》中说：“非子厚之困且久，不能以搜岩穴之奇，非岩穴之怪且幽，亦无以发子厚之文。”柳宗元与柳州山水有缘矣。明张岱《琅嬛文集》中说：“古人记山水手，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明袁宏道）。”为中肯之说。
元和十四年（819）十一月，柳宗元病逝于柳州住所，终年尚不足47岁。次年归葬长安万年县栖凤祖茔。越年，柳州人建罗池庙纪念柳宗元。北宋崇宁三年（1104），徽宗追封柳宗元为文惠侯，罗池庙改称为柳侯祠。
大和八年（834）以后，柳宗元生前好友裴度、刘禹锡、牛僧孺、白居易等人，先后奏请为东都留守，在洛阳造园“中隐”。好友相聚，操琴饮酒，吟咏山水奇石，独不见子厚矣。
◇唐代赏石的状态
唐代赏石文化的资料分为两大类：一是形象资料，包括绘画和出土实物。二是文献资料，包括诗文、史书记载和札记等。上海博物馆藏有晚唐孙位的《高逸图》，据考证为《竹林七贤图》残卷，此画中作者勾勒出两方不同形态的奇石。右面一石呈斜向肌理，上小下大，皱褶、沟壑、孔洞遍布。左边奇石整体饱满、通体洞穴、宛转变化。两石皆配以植物，如高士般坐置地面，与席地而坐的竹林诸贤相映成趣。由于历史久远，唐代形象资料存世甚少，而文献资料却异常非富，这也是研究当代赏石文化的重要基础。
体型
唐代赏石以园林石为主，多为大中型，虽有小型石记载，但为数极少，也鲜有置石于室内的记载。如白居易《太湖石记》：“高者仅数仞，重者殆千钧。”《太湖石》：“才高八九尺，势若千万寻。”后人记李德裕礼星石：“纵广一丈，厚尺余。”
品种
唐代赏石品种主要是太湖石。牛僧孺因藏石曾说：“石有族聚，太湖为甲。”时人评说：“唐牛奇章嗜石，石分四品，居甲乙者具太湖石也。”白居易《双石》：“万古遗水滨，一朝入吾手。”吴融《太湖石歌》：“洞庭山下湖波碧，波中万古生幽石。”刘禹锡《和牛相公》：“垂钩入空隙，隔浪动晶荧。”姚合《买太湖石》：“我尝游太湖，爱石青嵯峨。”这些诗句，充分说明唐代所赏的太湖石，大都是指洞庭山附近太湖中生成的水生石。此外，浮磬（灵璧）石、昆石、罗浮石、天竺石、泰山石、石笋石等观赏石种，常见有赏咏记载，却都不是唐代赏石的主要品种。
形态
唐代的赏石审美，尊崇石头表面自然的孔洞、褶皱、纹理等形态。白居易《太湖石奇》“风气通岩穴”，牛僧孺《李苏州遗太湖石》“透穴洞太湖”，李咸用《石板歌》“龙泉切璞青皮皴”，刘昭禹《石笋》“形瘦浪冲余”，白居易《双石》“苍然两片石，厥状怪且丑”。中国古典赏石审美中的“瘦”、“皱”、“透”、“怪”、“丑”等说法，在这里已经齐备。唐代赏石除山形外，动物、人物、规整、抽象等形态的奇石也经常出现，展现出唐代赏石文化的丰富多彩。
◇唐代赏石的文化内涵
白居易《太湖石记》说：“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所以为公适意之用也。”园林奇石是微缩的山水，居园林而游赏山岳，是最“适意”的事。李德裕“平泉山庄”中的奇石就是名山大川的移植，群峰众山美不胜收。这也是六朝以来悠悠山水的文化传承。
“君子比德于玉”是中国人格取向的标榜。李德裕《题奇石》“蕴玉抱清辉，闲庭日潇洒”，白居易《太湖石》：“轻敲碎玉鸣”，李勋《泗滨得石磬》“出水见真质，在悬含玉音”，都是以玉比石，喻君子品德。文人还经常以石直接比喻高尚的人格。李德裕《海上石笋》：“忽逢海峤石，稍慰平生忆。何以慰我心，亭亭孤且直。”王贞白《太湖石》：“一片至坚操，那忧岁月侵。”《题庭中太湖石》：“岁寒终不变，堪比古人心。”诵读以石喻德诗文，从中能够感到凛然正气、君子高德、文人风骨，依然是六朝遗风的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