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康有为因与张乔芬争充局董,有为先自串通几个乡中绅耆,帮助自己。张乔芬料然争他不过,即请教潘学士。那潘学士是最嫉康有为的,因他行止声名不大好,断不肯令他充十三乡局绅,当下即暗嘱张乔芬如此如此。乔芬领了潘学士密计,因为康有为要逼自己交出局戳,就挥了一函与康有为,说称局戳已交至潘学士处,请康有为到潘学士处领取。康有为信以为真,见了张乔芬那封书之后,即欢喜对人道:“今番局戳到潘手了。”便独自一人乘了一顶轿子,跑到潘太史第来。先自把个名刺传进去,少时见阍人传出一个请字。即时下轿,转令轿夫等候,独进门里去。由阍人引至厅上坐下。等了半天,不见潘学士出来相会,心中大为诧异。正待向阍人问个原故,只见有两个人从后堂转出,向康有为招呼。那康有为当自己是个新任局绅,摆出个大架子,任那两人恭恭敬敬招呼他,他却不起身。只大模大样,略把头一点。那两人已怒他荒谬,明知他是康有为,却诈作不知,故问他尊姓。康有为只答一个“康”字,亦不还向那两人问讯。那两人怒极说道:“你就是康有为么?”康有为点首道:“不差,想我是新充十三乡局绅的康夫子,你们知道了……”说犹未了,只见那两人发狠道:“ 你就是康有为,该打,该打!”说着,只见后面几个人跑出来,康有为听得一个“打”字,已自心惊。又见几个人一齐跑出,慌得面色也青了,鞋不及穿,向门外就走。早被那几人轻轻赏了几拳,故意把他纵了。
原来这个摆布,都是潘学士授计与张乔芬,引康有为到来,为他谋充局绅,要他当堂出丑的。自康有为走后,潘学士与张乔芬方从里面出来。问得情形,自然见得好笑。潘学士笑道:“那癫康天天说文明,我才把野蛮手段来对付他呢!”张乔芬等听了鼓掌而笑。潘学士即谓乔芬道:“你在这里权住几天,避他寻仇,然后拿回局戳,你只管办你事罢。待我禀知南海令,由你照旧办理局务便是。”张乔芬自然感激不提。
且说康有为走了出来,大声唤那轿夫时。轿夫见他身上仍穿长衣,足下仍穿了白袜,偏没有登鞋子。额上的汗如雨点下,面色青黄不定。这个情景,已自偷笑。即抬他回至寓里,领了轿钱便去。那康有为见了寓里的人,那时面上又由青黄转了黑色。愤然怒道:“好大个翰林!好大个主事!尽有日俺康子点了及第回来,教那老盲贼看。”一头骂,一头进里面去了。各人听了,却窃忖道:“他方才是很高兴出门去的,如何这个样子回来呢?一定是被人打走了。又一人道:“他出门时是说拜会潘学士的,并说去领局戳,想未必有打架的事。”又一人道:“是了,是了,他方才不是骂什么翰林主事,又骂什么老盲贼么?潘学士是个翰林出身,因眼疾自请回籍的,那主事想就是张乔芬了。一定为讨局戳出了丑回来了,若是不然,那有如此气恼呢!”各人都道:“是了,是了。”你一言,我一语,康有为也听得一二,料知是议论自己。细思潘、张二人如此轻视自己,罢了,罢了,若不谋个及第回来,怎能吐得气呢?
恰那年正是会试之期,即打点行李上京会试。只是朝里头自从甲午年间与日本开仗,被日人打得大败,又赔了二百兆两银子。及割了台湾方能了事,因此官场也知得外人强盛,己国衰弱了。康有为到京后,正乘此时显个名声,纵不能点得及第,也望得个高官,也好回乡与张乔芬算账。就联合了一班举人,上了一折,请都御史代奏,唤做“公车上书”。内中所言,不外是筑铁路、开矿务、裁冗员、设邮政、废科举、兴学堂等套话。惟就当时官场中人,个个都不通外情的,见了康有为等这本折子,差不多当他是天人了。惟朝家究竟不能见用,康有为好生抑郁,官瘾越加发作起来。猛然想起当时京中大员,都是讲《公羊》学的,就没命看了几回《公羊春秋》,揣摩了几篇时墨,那次会试竟侥幸中了第五名进士,点得一名工部主事。因为不能点得翰林,仍是失意。惟当时有几位大官执政的,见康有为能说什么公羊婆羊。前者公车上书又能谈得新学,倒欢喜他,以为他不知有多大本领。
就中一位是状元及第出身,正任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姓翁名同龢,号叔平,是江苏常熟人氏。又有一位是李端芬,号芯园,乃贵州人氏,方任礼部侍郎。那李侍郎是他门生梁启超的相亲,因梁启超中举,正是李端芬充广东大主考———取中梁启超的。他见启超少年中举,就把侄女嫁与启超为妻。康有为凭这条路夤缘起来。李侍郎亦欲得一条升官捷径,正好借变法之名,望清廷重用,因此乐得与康有为结交,故要替康、梁二人保荐。原来康有为有许多瘾癖的:第一是做圣人的瘾,像明末魏阉一般,要学孔子。第二是做教主的瘾,像欧洲前时的耶稣,今时的罗马教皇。第三就是做大官的瘾了。既自中了进士,得几个红顶白须赏识,那官瘾更自发兴,便与梁启超商议,看有何进身之计。想来想去,自然要先靠李端芬,就与梁启超天天在李端芬那里走动。李端芬既有意推荐,就介绍他多识几个京官,如学士张伯熙、徐致靖,也往来渐熟了。康有为这回觉渐已得势,但自忖御史有奏事之权,总要结交三五位御史都老爷,自是紧要的。偏又事有凑巧,有一位御史唤做杨深秀,与李端芬是有个师生情分的,所以康有为先结识了他。又由杨御史介绍,如尚书徐会澧、御史宋伯鲁,都成了知己。
这时京官之中,已有多人吹嘘康有为,故当时尚书衔总署大臣张侍郎荫桓也有来往。那张荫桓号樵野,亦是广东南海人氏,与康有为只是邻乡,自然逐渐亲密。时荫桓屡使外国回来,知得外国文明政体,今见有个乡亲康有为好谈西法,如何不欢喜?况荫桓以吏员出身,自己见半生来不能巴结上一名举人进士,故平日见了同乡的读书人,是最欢喜接见的。且康有为能说西法,因此款接之间,动要讨论政治。那康有为本有点子聪明,虽于西国政治不大通晓,惟看过几部《泰西新史揽要》的译本,加以口若悬河,自能对答得来,荫桓不及细查,即赞道:“足下如此通达时务,将来实不难发迹,不特我们广东里头将来多个大员,且朝廷若要变政,也得多一个帮手。”康有为听了,暗忖自己方要做个先进,今张侍郎只说他得个帮手,已好生不悦,但正要靠荫桓的势力,自不敢冲撞荫桓。因张荫桓那时正当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身佩七个银印,正是红极的时候,有为如何不靠他呢?因此就信口答道:“此事全靠乡大人提拔,门生就感激了。”张荫桓道:“际会自有其时,现朝中同心的尚少,变政两字是目下不易办到的,足下尽安心听听机会也罢了。”康有为听到这里,因自己那种切望升官的念头已是禁压不住,今张侍郎还要听候机会,好不耐烦,便答道:“国势危极了,这会若不速行变政,还待得几时?只怕列强瓜分中国的大祸也不久出现了,门生位卑不合言高,求乡大人力对皇上奏请施行才是。”张侍郎道:“变法两字是小弟最欢喜的,但那些宗室人员和那一班旧学的大吏,大半是反对的,目下如何干得?弟非为怕事,只利害时机不可不审,足下总要想透才好。”康有为道:“大人这还有见不到处,因朝中大员赞成的已不少了。”张侍郎听了,便问:“赞成者究有何人?”康有为道:“太傅爵相李鸿章是最谈洋务的,他料然不反对。至现在军机大臣协办翁同龢,也令小弟呈上条呈。其余李端芬侍郎、徐会浓尚书、张百熙阁学、徐至靖学士、孙家鼐尚书,多半是赞成的。至于大学士徐相、尚书许应蹼、怀塔布,虽或反对,然他们是个畏事的人,纵不赞成,哪里敢来抗阻?故就小弟愚见看来,这机会是断不可失的。”荫桓听了,觉翁同龢是咸安宫总裁、上书房总师傅,是个言听计从的人,在军机里头颇有势力,若他赞成变法,料可干得来。原来张侍郎是最服翁同龢的,因此就中了康有为之计。
这时反觉康有为说得有理,想罢,不觉点头,随又说道:“怕那宗室满人于此事不大喜欢,因他们多是顽固到极的,此事终不宜造次。”康有为道:“小弟总打算定了,若真个变起法来,或不幸有些变动,势不得不靠些兵力。现小弟已想得一人,正合用着他呢。”张侍郎便问何人,康有为细细说道:“现袁世凯正充练兵大臣,统练新建陆军,部下有六千人马之多,不怕不能干事。”张荫桓听到要用兵力,吓得一跳,便说道:“如此就大难了。尔好好地说变法,因何又说起要用兵来!这举动岂不是自相矛盾么?”康有为听了,此时觉得自己说错了,即转口道:“小弟还没有说完。因我们中国若能变法,必能自强,是外国人最忌的,怕他要来干涉,还有袁公一支兵力尽可使得。”张侍郎道:“这越发差了。我们自己变法,外人那里便来干预囗纵然是干预起来,量袁氏这六千新建陆军,又如何抵挡各国?尔休说得太易!”康有为此时又觉说错,再转口道:“纵不靠他防御外人,便是顽固的一班儿有什么反对暴动,就靠他六千兵来弹压,却也不错。”张荫桓觉他越说越支离,暗忖袁世凯那人,是专听大学士荣禄指挥的,如何肯听他调用?如此必要弄坏了。奈康有为还是说得落花流水,觉得不好与他多辩,只得糊涂答应去了。康有为便去。
自此,康有为天天到张侍郎那里谈天,都是怂恿张侍郎,请他奏请速行变法,及运动他保荐自己。又常常把书信送给张荫桓,张荫桓不胜其扰,早知他如此变法,必要弄出事来。但张荫桓是赞成变法的,又见翁同龢且如此赞成,自己纵不相助,尽该在旁观看,便不理康有为,只静中看他如何做法。惟康有为并不知张荫桓心事,只当张荫桓是被自己笼络上手,因此那点雄心更发作了。又念欲行大志,总要自己党人多些居高位,较为有力,一来设法使他们升官,变法之事由他们做起,有功时自然数典不忘祖,要归功于己。若有过时,就由他们抵挡,岂不甚好。天天打算要先荐自己党羽出身。因康有为未中进士以前,当甲午战败之际,在京时曾结了一个保国会,这保国二字是很阔大的,不知是保中国还是保清国。惟对着满人就说是保清国,若对汉人就说是保中国不保大清这等宗旨,正像俗语说的两骑牛。所以当时北京风气初开,都闻得保国会三字来相从附,整整有几十人之多。过半是候补马差人员,未有官职,满肚牢骚的,如岑炳元、林旭、谭嗣同、唐才常、刘光第、杨锐,与门生梁启超、亲弟康广仁,统通是保国会人物。那时节康有为因为谋大官,要先荐同党,故官瘾更大,把从前称圣称贤的念头抛到爪哇国去了。
但左右思量,欲援引自己党羽,总无门路。便往请见翁同龢,求他设法,翁同龢道:“足下举动,每每为人不喜欢,因何自己太过不敛迹?就是把你保荐出来,怕今天老夫上了保章,明天就有递折来参劾你的,这样如何是好?”康有为道:“弟思量得一计,恩相不如先奏一本,请皇上谕令各大臣保举贤才,方今国势危弱,待才而用。这一本奏折不怕皇上不准的,若然有谕旨准奏,然后保举小弟一班人,自然有所建白,必不负恩相抬举。”翁同龢 听了,觉此计甚好,连称“妙极”,也一一领诺。康有为去后,过两日,翁同龢由军机处入值上书房,就亲自递了一本奏折,内里都是说国势式微,由于人才乏绝,不如令内外三品以上大臣举保贤良这等语。当时清帝见了,觉此折所说未尝不是,就面谕翁同龢道:“此策甚好,可以收揽人才,为转弱为强之计。”便批出准奏,谕令各大臣保荐。翁同龢更奏道:“往时诏举贤才,只是循行故事,今番总要认真。若所举确系贤才,就宜立刻破格录用。”清帝亦当面允奏,翁同龢好不欢喜。退值后,即与三五知己商妥,或保荐一人或二人,统把康有为的党羽来保举。可怜翁同龢做了几十年大员,一旦被康有为愚弄,就保出那一班怪异,弄出大大的风潮出来。正是:
休云老相能谋国,竟把奇魔当得人。
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