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从纷乱秩序中突围
中国农村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山、水、田等为人们生产食物和提供其他生活所需的资源，中国农村有丰富的物产，粮食，油脂、松脂、木材、毛竹等人们生活所需要的很多物质。中国农村很多资源得不到很好的开发利用，这也是中国农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的重要原因。农村需要发展，可发展需要资金，而农村缺的就是钱。当农村的渴望与城市资本相遇时，我们看到的是，农村的土地给城里人耕种了，农村的森林被城里人接管了。
在我的印象中，城市资本第一次大举入侵农村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城市中的一大批国有企业改制、破产，大量国有企业员工下岗，面临新的择业，这些人当中的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农村的广阔天地，他们不再自怨自艾，以非常快的速度，甚至在政府还来不及思考的情况下，就以非常低廉的价格静悄悄地或租或买，臵下了水库、山埸，搞起了立体种养，休闲山庄。这一次入侵很有点“润物细无声”的味道，农民兄弟又一次发扬了纯朴的阶级感情，给了患难中的工人兄弟一个创业的平台。而政府在事后的宣传中则表现出被解脱的心态，鼓吹着城市资本下乡的好处以及其必要性，并为城市资本下乡描绘美好前途。
城市资本第二次大举入侵农村是在本世纪初。加快发展的号角吹遍神州大地，在我国广大的中西部地区掀起了一轮紧似一轮的招商引资热潮，在“谁是英雄谁好汉，招商引资比比看”的价值取向引导下，各地采取了靓女先嫁的办法，大打资源牌，以资源换取发展资金，在这埸史无前例的商战中，谁能想到农村又成了受害者，大片大片森林、大片大片土地、大片大片水面以低廉的价格被租被买到了城里人的手中。
这是一埸惊心动魄的侵略战。农民是资源廉价的出让者，是政府公共财政增长的牺牲者，而最大的受益者是外商，是城里人。或者是从别的产业中脱颖出来的农民。
应该说，在这埸侵略战中，农民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愿被侵略的，尽管在整个侵略过程中不排除有政府的个别强制性措施，但绝大多数农民表现出来的只是一种消极的无奈，所不同的是，县、乡政府表现出来的则是一种积极的无奈。农民无奈一方面表现为对货币收入的渴望，另一方面则是对资源缺乏信心。后农业税时期，农民负担沉重，种田微利甚至亏本，客观上为城市资本入侵农村打开了方便之门。在这一时期农民早已经冷却了得到土地时的热情，大量土地被农民抛荒，在生计的忧思中，农民不得不考虑其他出路。县乡政府无奈一方面是出于招商引资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朴素理解和向往。农业生产在经历了家庭承包经营快速发展之后的一个较长时期出现徘徊，在这个时期各种思想都有市场，主流思想片面强调规模经营在农村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过高估计规模效益对于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似乎有了规模经营农民的钱袋子就会鼓起来，可有谁真心实意帮农民设计过，在规模经营中如何让农民获利？没有或鲜有。
有一个村庄拥有万亩竹山，因为无路进山，毛竹无法运出来，因此这个村庄也有守着金山受穷的说法。乡镇政府给这个村庄想了一个办法，以每亩8元的价格把五千亩竹山（这个量占到了该村毛竹林的一半）30 年的经营权和林权出让给了外商，理由是外商有了五千亩毛竹山一定会把路修进山，这叫“双赢”。有一个县为了引进一家港资化工企业，把全县 15 万亩松林 30 年的经营权以每亩300元的价值出让给了港商，农民兄弟稀里糊涂分了钱，到后来松脂价格暴涨，这才有了一埸旷日持久的权益反击战。
我说的仅是万千中的几例。无需作更多分析，这肯定不是“双赢”的做法。我之所以称其为侵略战，是因为这种交易绝非平等！不幸的是，此类交易在农村到处皆是，在农村工作过的同志都清楚。总的来说，其交易的动机，交易的收益概莫能外。我之所以说它惊心动魄，是因为这样的交易实为古今中外罕见。时代发展到今天，农民还不得不以这样一种方式出卖自己子孙的利益，获取农村暂时的繁荣，这不得不让我们这些农村工作者深刻反思。在喧嚣之后的冷思中，在春天开始孕育生机的喧闹中，我思考最多的便是城市资本进入农村到底能给农村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城市资本入侵农村挤占了农民的生存空间。宏观上讲中国农村资源丰富，但到村到户，总的还是人多地少，山区农村人地矛盾尤其突出，城市资本下乡后改变了农村人的生存方向和生存方式，一部分人通过打拼成功地做了城里人，一部分人则成为乡下与城市间重复奔波的“盲流”，而最大多数虽然在城市中摸爬滚打很多年，但当自己不再有力气的时候，还得重回故地土里刨食。这就是现代农民的命运，而且这种命运还在延续到80后、90后几代农民身上。更为严重的是城市资本对农村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给农村给农民生产和生活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一些乡镇管理的水库经营权低价出让后，由于出让的程序不规范，合同设臵不科学，无法遏制养殖对水资源的过度使用，不仅不能有效统筹灌溉与养殖的矛盾，而且给农村水资源造成了相当大的污染，使农村生态蒙上了厚重的阴霾。
城市资本入侵农村表面上繁荣了农村经济，但发展的成果不可能与农民共享。我不想否认城市资本进入农村的积极作用，在当前农村还相对贫困的情况下，城市资本的进入，对农村是一种从思想到物质的搅动，是小块土地经营者对于规模经营的无限向往，规模经营本身以及他潜在的影响无疑对农村的发展起到了拉动作用。问题是这种财富的增长不属于农民，更为严重的是本属于农民的资源支配权又到了少数人手中，当农民的思想呈现出创造活力的时候手中的资源又面临衰竭，这才又是一个彻底的悲哀。所以，我始终怀疑这种倚仗城市资本催生的暂时的繁荣是否真的能够给贫弱的农村带来生机和活力。
我的结论毫无疑问是不能。相反，农村资源廉价出让给城市资本，从长远看，将给农村社会带来相当严重的后果。有两个问题不容回避，一个是农村人口会减少吗？另一个是农村人口将以怎样的方式，以什么样的速度减少？第一个问题答案是肯定的。原因是户籍制度的改革必然推动城乡人口的迁徙，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必然让会让一部分在城里创业的农村人口在城市定居，小城镇的繁荣也必然会让一部分农村人口聚集城镇，但是迁徙的速度绝对不会如政府报告的城市化率那么快。短时期内，乐观估算全国的平均速度也顶多略高于人口自然增长率。如果这个预测相对准确的话，那么农村人口在短期内不会有太大的减少。如果农村的资源或者说真的属于农民自己的可支配的资源大量减少，那么会不会导致新的更为复杂的农村问题呢？
这应该不是杞人忧天。现在农村的确还很落后，发展条件仍然很差，农民增收仍然困难，但农民毕竟手握资源，心怀希望。如果有一天，农村失去资源，而社会保障的大门又不能完全向农民打开，那么几亿农民就惨了。有一种观点似乎很有市场，近似真理。这种观点认为，农业规模化、农民增收必须通过农村资产、资源出让或者流转赎买机会。去年底，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注意到中国信息报发表的一篇述评，述评指出：《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无疑是提高农民收入的一个重大契机，农民只有获得可以自己支配、处臵的资产和房产，才有参加市场经济竞争的资本和立足之地，并使多余的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而土地流转制度就是提高农民收入和增加财富的重要途径，据估算，农村仅宅基地的市场价值就高达20万亿，再加上耕地使用权流转，将释放出更多财富，带动农村消费，加速农村城镇化进程。这些似是而非的言论很有蛊惑性，但我认为农民获得资产、房产处臵权是必要的，但不能把解决问题的眼光老盯着农村的资源。述评提到的农村宅基地，且不说在目前制度条件下不可能转化成20万亿左右的市场价值，就是允许，那么我要问，难道农民只有通过宅基地来赎买发展的机会吗？农民把宅基地卖过之后，就唯有卖劳动力了。如果这种思维成为定势，农村的发展就不可能有更宽广的道路。我想在不远的将来，农民很可能要为自己的生存打一埸资源的保卫战。所以我认为有良心的政府和有良心的知识精英们应该设身处地给农民谋长远。
在现在的政策法律条件下，农村在没有外力作用下，依靠自身力量很难谋取快的发展。也许农村资源与城市资本结合非常必要，但是这种结合必须是充分考虑农村的长远利益的前提下。城市资本必须是带着一种回报和感恩的姿态下乡，而不是以侵略的方式。作为第三方的政府更应该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对农村以更多的人文关怀，在决策中，不应该把牺牲农民的利益作为增加公共财政的阶梯。而知识精英们更应该在冷静的反思中，从历史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中，去总结出改造传统农业和农村的惠民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