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作为中国11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改革家，毁誉千年，至今也难下定论。诋毁者骂他是奸臣贼子，误国害民；美誉者说他德比尧舜，圣过孔孟。这里面究竟有些什么说不清呢？为什么反差如此悬殊？“熙宁变法”究竟是历史上的一本烂账，还是一本说不清的糊涂账呢？难道时人、世人和史人们就没有个公论吗？说实话，公论这位主持“熙宁变法”的大宋宰相还真的不容易。
他做人不入世俗。王安石有很多不入流的生活习惯和性格特征。有说他长得豹头牛耳一身蛇皮，又衣冠不整，个人卫生很差。吃饭不知其味，穿衣不管整洁，说话不分场合，做事不讲情面，是个典型的“二百五”。这些都可以从苏洵的《辩奸论》里找到证据。不难排除苏洵对王安石的丑化过于夸大，但也可见一斑。王安石是一个读书迷、工作狂，是一个一思考就如痴若醉的人。因为读书而通宵达旦，怕上班迟到，竟忘了洗漱，衣冠不整就上朝议事；因为思考变法大事，把皇帝和自己打赌钓鱼的鱼饵吃个精光；因为忙于工作，经常废寝忘食，就连正入口的饭菜是啥也不知不晓。同僚们见他真是太脏，强行让他洗澡，给他偷换一件新衣，他穿上如同以往，连个“谢”字都没有。也许他压根就没发现衣服被换。他对待上级就像对待自己的衣食一样，浑然不顾不管。对持异论的官员，他一概称之为庸儒。他滴酒不沾，像包拯这样的上级劝酒，他也不改初衷。他喜欢高谈阔论，又特别能自圆其说，不管别人怎么想，能不能接受，他总是慷慨激昂、针砭时弊、痛斥异议，招徕众人的非议。反对派认为他傲慢、矫情、奸诈、阴险。苏洵煞费苦心撰写讨伐檄文，多少有些文人的轻狂。而那些朝中的大臣们争着写文章骂他是“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就不能不说王安石的确有些惊世骇俗。而他自己也不在乎，依然如故，还以诗言志把自己比做孤桐。“天质自森森，孤高几百寻。凌霄不屈己，得地本虚心。岁老根弥壮，阳骄叶更阴。明时思解愠，愿斫五弦琴。”这就是王安石，不委屈自己，不待见别人，却想着国家和老百姓。时人叫他“拗相公”，他的确“拗”得很有特色。
他做官不计名利。王安石做官有个原则，那就是看能不能为国家和老百姓办事。只要能做事，官不论大小都行。他从县级干部做到省级干部，一直干得不错，官声好，民望高。1047年，王安石在谨县当知县时，一上任就花了十三天时间跑了十四个乡镇调研旱情，还发动群众利用丰年大兴农田水利建设，以“人定胜天”的勇气改变了谨县靠天吃饭的面貌。他还实验青苗法，给谨县百姓发放信用贷款，获得巨大成功。他当地方官将近二十五年，几乎每届任满，中央都要调他进京，但他坚辞不就。朝官们有的借以弹劾他，皇帝也有意加压，逼得公差哀求他，而他躲进厕所就是不出来接旨。当朝宰相文彦博夸他“恬然自守，未易多得”，他却不图虚名，非要说：“伏念臣祖母年老，先臣未葬，弟妹当嫁，家贫口众，难住京师。”（《乞免就试状》）意思是一大家子到了京城，可能生活会更困难。直到宋神宗登基，欲意变法改革，他认为这是家国大事，才欣然领命，并两度拜相，推行变法大计。后来辞相归里，神宗皇帝知道他家里困难，经常给他些钱粮度日。他却把它送给寺庙。他官居宰相高位前后凡八年，其间一度权势熏天，几乎可以主宰百官的荣辱予夺。但是，从未用权力为自己及其亲族谋私利；他对金钱也从不计较，据说，其宰相俸禄几乎已经变成公费，任凭亲友甚至同事花费。这样一个为天下理财的宰相，家里却一贫如洗，无财可理。相当厌恶他的人，都承认他是一个真诚、虔敬的洁身自好的君子。司马光和苏轼都很景仰他的人品。
他执政不伤民本。作为政治家，王安石以民为本，勤政为民。年轻的时候就以一首《河北民》步入诗坛，向时人亮出“当代杜甫”的形象。在谨县做知县时，他经常到盐民中调查研究，目睹贪官和奸商对盐民的克扣和盘剥，发出“‘一民之生重天下’，君子忍与争秋毫？”的诘问；在舒州，他亲历官吏豪强兼并势力搜刮民脂民膏，导致农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农村萧条凄凉、满目创伤的悲惨景象，不禁喟叹“昔之心所哀，今也执其咎。”只有加倍工作，才是最负责任的呀！在慎县，他被三年修路告成的农民工感动了，体会到农民工的劳动价值了，也看出自己为官的渺小来。“十年空志食，因汝起予羞。”与农民工比，自己是白吃了十年的官饭呀！他在地方为官时，经常深入民间访贫问苦，想尽办法为民办事，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和爱戴。他做了宰相主持变法，也是以强国基固民本为要旨。许多新法他在地方上实验时都很成功，但在全国推广时矛盾重重，问题多多。就连王安石本人也渐渐失去信心，让他还有所慰藉的就是“免役法”了。免役法本质上就是给农民减负的，实际效果也比其他新法要好。这是王安石最费心也最上心的一部新法，他为它花费了两年多的时间。这几乎就是他的命根子。十七年后，该法最后一个被废除。也就一个月，王安石抱憾忧愤而亡。
他变法不师旧说。王安石变法最具冲击力的理论就是他的“三不论”学说。“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王安石甚至扬言：“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有此信念，他理直气壮，他信心百倍，他无所畏惧。虽然新法大多是集前人经验所得，但王安石有他自己的理解和计划，绝非盲目照抄照搬。他创立新学，对历朝历代的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都作出自己的解释；对诸子百家的理论成果都作了系统的阐述和创新；特别是对唐宋儒学大家的理论研究进行了理性地批判和扬弃。他撰写了大量的哲学著作，也创作了不少优秀的文学作品。他为自己的变法改革搭建了一个精神画廊。他是一个精英主义者，甚至唯我独尊；也是一个否定主义者，达到舍我其谁。他崇尚变法前辈商鞅一诺千金政必行；他嘲笑项羽、范增不懂“有道吊民天即助”的道理，却拥戴一个放羊儿；他期待有贾谊一样的帮手推进变法；他面对国家积弱积贫的窘况，想起诸葛亮“崎岖巴汉间，屡以弱攻强”英雄豪迈；他指着浩繁的《春秋》巨制，写下了千古名篇《读史》，形象地表达了自己不师旧说的严正态度。“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当时眈暗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正如所言，千年来，人们就是读不懂他，难下定论。毁誉已千年，是否千年再毁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