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塾之学视庠序尤切近，盖其责父、兄任之养，中养才始于发蒙，以迄成就，循其本末，较易见功。故人乐有贤父、兄谓此耳。兹所条列者，犹是老生常语，而道迩情亲，弥知言之有味云。
明德行
德赋于天，行具于人，蒙养之初，何足语此？然非幼渐义训，则性习相远。将有气，拘物蔽之，虞必也。于发蒙时，即举古人坊表之端，日与讲说，俾知立诚去伪，以作圣功。邪僻无自而生，则趋向不离于正。盖习与性成，所以驯致其德行者，固有道耳。
厉志气
子弟入塾，语以精修，或不能解。若以“第一等人”、“第一等事”为之鼓舞，罔不忻忻然。欲问其途，此时为父母者，宜举古今圣贤、师儒、学问、经济、群分类聚，择精语详，俾知奉为楷模，即思身与之齐，所谓当仁不让是也。志气既有专向，就使才力未到，以视悠悠忽忽，毕生萎靡之辈，不已多乎！
亲师友
名师益友，自古为难。然父兄欲子弟之成材，其平日所肄业及之者，必使之就正有道，而后是非得失乃不致疑殆相乘。故聃礼襄琴，虽圣人亦有师也。若夫直、谅、多闻，三益是求，即以友辅仁之谓，而家塾中有佳子弟，独无传习，无观摩，恶在其为贤父、兄乎？然则亲师取友，可以进德，可以修业矣。
储书籍
今人为学，易于古昔什佰。而述作信好，反不如古人者，则以家尠藏书之过也。其在世阀巨族，但侈田宅、车马，衣服争为美观。而贫约自守之家，明知博雅可宗，又苦于无力购览。故虽有二、三佳子弟，而于书独少凭借，是奚能为真读书种子耶？假使富者出其素多侈费五分之一，广置经、史、子、集，贫者之父兄亦勤督其子弟借读、抄写，俾日与古人相对，濡染既久，神智自开，名儒名臣，皆由此出，其为天下、国家所利赖，又安见今人必不如古人哉？
务实学
隐居求志，行义达道，此其人固未易见。然士夫读书，以期经世，使非夙有抱负，何以谓明体达用乎？为父兄者，既能教子弟深通经术，博稽史事，则义理晓畅，利弊周知，不当徒望其弋取科名已也。必使根柢之学，融贯古今。凡有关于国计民生者，出其所蕴，皆能裨补世教。斯为有体有用之实而非迂生俗吏无济之空言，不其伟欤？
贵早修
昔东方朔年二十二上书，自称“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盖自十六学《诗》、《书》，至十八而毕。又自十九学兵法，至二十一而毕，皆作三年课程。三年诵二十二万言，每年正得七万三千三百余言。以一年之日计之，一日所诵，才得二百三言。实中人稍下之课也。欧阳文忠公亦言：《孝经》、《论语》、《孟子》、《易》、《书》、《诗》、《礼》、《周礼》、《春秋左传》九经，凡二十八万二千一百五十字。准以中人之资，日诵三百字，不过四年半可毕。钝者减中人之半，亦九年可毕。今加《仪礼》五万六千六百二十四字，《公羊传》四万四千七十五字，《穀梁传》四万一千五百十二字，三经凡十四万二千二百十一字。总前九经，计四十二万四千三百六十一字。除六、七岁启蒙外，自八岁入塾，用功比于东方，六年已毕，只十三岁。即资性鲁钝，九年、十一年亦毕，犹在十八、九岁弱冠以前。或有事迁延，至二十二、三时精熟，尚未为晚也。按日计程，铢寸累积，总在此十五、六年中，已成绝大造诣。过此以往，愿学未能，始悔从前旷误，是真迟矣。
窃愿为父兄者，督其子弟，及时自奋，毋时过后学，则其成也可期，而无老大自伤之叹。所谓修学务早者，此耳。
求专致
经史百家，卷帙繁重，卒业不易。子弟肄之，每叹望洋。然为父兄者，果能循循善诱，为之挈其纲领，析其条流，俾毋纷驰，以一其业，则读一书自受一书之益，安在不博通乎？夫欲博通，必先专心致志，“专”则无他向，“致”则无兼营。而其学之缉熙，皆由心志之纯一，有以精熟其所为耳。不然，贪多鹜广，庞杂于中，其能有得乎哉？
尚精勤
学问之道，非精心则从违无定，非勤力则作辍相乘。昌黎曰：“学精于勤。”是“勤”，尤学人切要之图也。窃谓精、勤二字，不特子弟才识未至，宜以此矫轻警惰，正其为学初基；即造诣有成，亦必择之精、肄之勤，不厌不倦，而后涵泳优游，志趣弥永。若习于固陋因循，则其所师承者，罔非俗学，难乎有恒也必矣。夫无恒之人，必不耐勤，而何能致其精也。观于六经所垂训，虽以文王、周公之圣，犹不自暇逸，勤施四方，况塾中之子弟力学者乎？
为父兄者，当举“勤”之一言，教其终生行之可耳。
遵学纲
《朱子读书法》六条：曰循序渐进、曰熟读精思、曰虚心涵泳、曰切己体察、曰著紧用力、曰居敬、持志。此六者为读书纲领，千古不磨。无论中人以上、中人以下，皆必循是以为功。
子弟入塾，父兄即为引伸，依次尽心。历少而长，悉无间断，自有成效可稽。
立课程
元儒程畏斋先生端礼，所定小学簿读书、习字、演文日程、大学簿读经、读史、作文日程（均见《读书分年日程》中），其先后次序，分日轻重，决不可紊。又附抄五经传义及批点经书、韩文法，皆便于学者，允当依仿而变通之，以酌今古之宜。惟所引群书，今不尽见，或部帙繁重，寒素家未易有耳。
右十条为塾学总纲。
以下诸条，自童稚以至成人，别为定课，仿《程氏分年日程》法也。
八岁未入塾前，读《性理字训》。按：程氏《字训纲》，原本今罕见。歙朱氏升会以方蛟峰逢辰《名物蒙求》、陈定宇栎《历代蒙求》、黄成性继善《史学提要》暨程勿斋若庸《性理字训》，合注为《小四书》五卷。当湖陆稼书先生尝欲重梓，以广其传。及门云间赵凤翔慎徽伯仲，承师命校刊，《四书》乃复显、愚谓训蒙之书，未有善于此者也。六、七岁时，父兄即以此授之。更削方寸木数万（或用白绢绫夹谷皮纸褾作，必须两面，一律可以书楷），每方楷书《十三经集字》，仍附《说文》篆、籀体于下（无者缺之），背面注明本字音、义，或一字数音数义，亦分别详书。日令识仞若干字，解说若干字。识仞由少加多，解说由浅至深。汲汲而毋欲速，循循而毋敢懈。蒙养之功，其在是乎（以百方为一包，千方为一箧，十箧即万字矣。周流熟仞，固藏勿失）。
读书以识字为本，百字又非徒能识已也。必明其形、声、训诂，以《尔雅》为权舆，而通诸《广雅》、《说文》，与夫《广韵》、《韵会》之属，复衷以《经典释文》，识字源流，大概已备。有此为根柢，而后读昭代顾氏《音学五书》、邵氏《尔雅正义》、郝氏《尔雅义疏》、段氏《说文解字注》、王氏《广雅疏证》暨阮氏《经籍纂诂》等书，乃克知其得失所在，而并为读群经之宝筏珠船。才敏子弟，更能参考金石文字，其益尤多。塾师于每日课经之余，必为考证二、三十字，录之于册，积久有得，通贯不穷。虽以之读中秘书可矣。
八岁入塾，读小学书，宜先读《孝经》，所以端小学之本也。《小学》内篇四，前三篇述虞、夏、商、周圣贤之言，后一篇摭虞、夏、商、周圣贤之行。外篇二，又以纪汉以来贤人之嘉言善行，所以广其言，实其行，为观摩则效之验也。其于古今入德之门，固已本末赅备，而所恃为坊表者，即因是为权舆。
诵读余闲，当更取《颜氏家训》、《宋名臣言行录》、王令《十七史蒙求》（李瀚《蒙求》亦可，二书皆非俗本）等书，日与解说数则，使童岁即知束身于正而有所率由。庶先入为主，他日不致误于匪僻。且俾知列史所纪贤奸大略，亦可为异日读全史之资，胜于村塾杜撰书，不可以道里计矣。
质之利钝，禀受于天，今人或不及古。程氏谓“随日力、性资，自一、二百字渐增至六、七百字，日永年长，可近千字乃已”。则人或疑其苦以所难。兹拟减：从七、八十字渐增至二、三百字以上即止，不敢以日诵千字强责。今之童幼，或致畏难苟安也。
至云每大段内必分作细段，每细段必看读百遍，背读百遍，又通背读二、三十遍（后凡读经书，仿此），此则熟书之良法，必不可易。又云，才办遍数，即暂歇少时，复令入学。此以惜小儿易困之精神，而化其怠缓待暮之习，宽严相济，俗师所不知也。
每日夙兴将已，读册首书，至昨日所读书，送函丈前背读一遍，生处、误处，师为正之，即用朱点记，以待夜间补正遍数。次晨背读，复有生、误处，仍加点记如前法，必求烂熟，无一句一字生、误，方是功夫已到。大抵生书一道，看读、背读遍数既足，始分之、继合之，又通之、温之，连朝连夕，复接续读之，则亦透熟矣。可以经时不忘，计有半月，乃去册首最先一道，前者日减则后者日加，循环不已，旧闻新得，交尽其功，岂不美哉？凡熟书逐字逐句须缓读，以致其抑扬深思，以昭其涵泳。斯理与心融，乃非记问之学所及。
师授本日正书，初时师为点定句读，圈发假借字音。十三岁后令自为点、发，面读，正过讹误，还按照前看读、背读、分读、合读法，务令句读明、字音清、遍数无欠乃已。凡点、发诸例，皆依程氏勘定本。
师试说昨日已读书毕，授说平日已读书，如《小学》、《大学》、《论》、《孟》等，凡说一书，先通说字义句义，又通说节旨、章旨，乃依本注、外注，递为疏解，久之觉有领受，即令自反复；又久之觉文义融贯，且使自看注，沉潜玩索，益觉豁然，更诘难之，使皆明透，却先令说注，果了晰而无疑滞，然后依注说正文，则畅然声入心通矣。凡说他经皆如此。
小学习字，必于四日之内，以一日令影写颜、柳楷法，先请善书家拓大为格本。每尺方纸作十二格，格书一字。凡格本一张，须影过十次乃更易。影写至百纸后，令自临摹，亦必尽百纸。近时有九宫格式，安顿间架结构，最便初学。于是暂歇读书一月，以全日之力摹写至千字，增至二千、三千、四千，则可运笔如飞而不失模楷，以求精妙，日起有功矣。其用笔口诀若“双钩悬腕，让左侧下；虚掌实指，意先笔后”四语已包括无遗，更得专家指授，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至若点画、偏旁，则《说文》、《匡谬正俗》等书，尤宜时时究研，裨益非浅。
世俗童子师，每令日日作对及诗，此最虚费心力，徒弃时光。十五岁前不能记诵九经，皆由于此。古人读书以明经为重，必从训诂、义理入手，乃得实际。程氏以读经、习字、演文分立程课，读经必用三日，习字、演文只用一日。盖不欲以文字间读诵之功也。“演文”者，谓将已说之书，令演作口义，字求其训，句通其意，以发明立言之大旨，但使学开笔路，不至太迟斯可耳。必欲晓以属对之法，莫若举难易、美恶、消长、盈亏，一反一正之字，日为引伸。又字同而音、义异，如难易之“易”，去声；交易，则入声也。消长之“长”，上声；长短，则平声也。相与推寻，俾知字音之虚实、清浊，于行文赋诗，思过半矣。既复从容教其熔铸经义，以浚其心思。撷取经语，比偶成联，日撰数条，触长无尽。熟经、通经之妙法备已，无待他求也。
读书有心得，皆由玩索而来。今拟只日之夜。大学，则令其玩索已读经书字句、章节，先析后合。又须析之极其精，合之无不融，可以当下会心，可以离却本书，优游领悟，所谓“超以象外，得其寰中”也。程氏所举宋、元诸儒家书，今皆罕睹。然如《御纂九经》、陆稼书先生《四书讲义·困勉录》等，未尝不兼采众说、阐发精微，所当标记异同、虚心思问者也。童幼则且令玩索小学书可耳。
双日之夜，背读平日已读之书一遍。或二、三卷，或四、五卷，随力所至。标记起止于簿，以待后夜续读，周而复始。凡已读之书皆然。
性理之学极精，宜随只、双日之夜，诵法《近思录》、《续近思录》诸书，以植其本。至《宋元儒学案》、《明儒学案》，行有余力，必当以次浏览，俾考见其渊源而并辑录其粹言，以精为学之诣。汉、唐人注疏，解经之渊薮也。学者必先通此，再阅宋元以来经说传注，始不坠于俗。程氏所定治经抄法甚善，而群籍有不尽存于今者。兹略举古今人撰述（大凡以著于篇，盖本诸青浦王氏昶教弟子说为多云）。
《易》由辅嗣逮于程、朱，义理畅矣，然秦汉大师之传，皆原孔氏，其略载唐李氏鼎祚《周易集解》、史氏征《周易口诀义》，近世惠氏栋撰《易汉学》、《易述》以发明之，而张氏惠言撰《易虞氏义》、《虞氏消息》，遂以成一家言，是真学古有获者也。
《书》传世宗九峰，而仲达《正义》援引奥博，且郑注多在其中，不得以宗孔氏訾之。自朱子疑古文之伪，其后吴氏澄、梅氏鷟、阎氏百诗为之条分节解，互相矛盾，亦不可不疏通其故，而江氏声《尚书集注音疏》、王氏鸣盛《尚书后案》、孙氏星衍《尚书古今文注疏》，遂独明汉儒之说。
《诗》以毛、郑为宗，孔疏其冢适也。嗣如吕氏祖谦《读诗记》、严氏粲《诗缉》、何氏楷《诗世本古义》、陈氏启源《毛诗稽古编》，博洽宏通，尤多裨助。
《礼》必兼《周礼》、《仪礼》，盖《周礼》统王朝之典则，《仪礼》具士庶之节文。条目秩然，较《礼记》更为详整。其孔、贾之传，郑学，亦复独有千古。然郑氏之学。莫精于“三礼”，后人钻研罔尽。今所传宗郑之书，宋人则李氏如圭有《仪礼集释》、《释宫》、卫氏湜有是《礼记集说》、元人则敖氏继公有《仪礼集说》。国朝则有李氏光坡《三礼述注》，惠氏士奇《礼说》，江氏永《周礼疑义举要》、张氏尔岐《仪礼郑注句读》，皆于注疏有得，切理餍心，所当详览焉。
“春秋三传”，《左氏》最长，杜氏又最宗《左氏》。《公羊》、《穀梁》间有别解，何休、范宁承之，亦皆出自孔门弟子。义深文奥，墙仞难窥。读者精研事理，所贵酌“三传”之平定是非之准，俾不失圣人笔削之微旨，是为得之。大抵《左传》详于事，《公》、《穀》详于理。唐宋以来为“春秋学”者，如陆氏淳、胡氏安国，或攻击“三传”，或借以讽时，不尽符乎经义。然若刘氏敞《春秋权衡》、《春秋传》、《春秋传说例》，叶氏梦得《春秋传》、《春秋考》、《春秋谳》，吕氏祖谦《春秋左氏传说》、《续说》、《东莱博议》，赵氏汸《春秋集传》、《春秋师说》，《春秋属辞》、《春秋左氏传补注》，要皆以经求经，有裨后学也。
国朝如顾氏炎武《左传杜解补正》、朱氏鹤龄《读左日钞》、毛氏奇龄《春秋毛氏传》、《春秋简书刊误》、《春秋属辞比事记》、惠氏士奇《半农春秋说》、惠氏栋《左传补注》皆是。又若顾氏栋高《春秋大事表》、程氏延祚《春秋识小录》，亦皆根据经典，精核无比，悉宜取法，以资学识。
经传既毕，次当及史。史学有四：曰纪传，马、班以下二十四正史之属是也。曰编年，荀、袁《汉纪》，温公《通鉴》，文公《通鉴纲目》之属是也。曰纪事，袁氏《纪事本末》、徐氏《三朝北盟会编》之属是也。曰典章，杜氏《通典》、郑氏《通志略》、马氏《文献通考》、王氏《唐会要》、徐氏《两汉会要》是也。各书皆部帙繁重，未易披览，法当择其尤要者，先加循习之功。如正史，则司马、班、范三史为先。编年，则涑水为先，紫阳次之。“三通”亦必须次第研求。惟纪事本末，可从缓看。然如别史、杂史中之《逸周书》、古史《国语》、《国策》，传记则有《名臣言行录》、《名臣碑传琬琰集》，载记则有《吴越春秋》、《十六国春秋》、《十国春秋》、《南唐书》，史评则有刘子元《史通》诸书，亦必因时诵览，乃足资读史之益。
此其为功，当在十五、六岁经书既熟后习之。所习课程，仍依程氏空眼薄，日注起止，五日一周。五日内二日温经，三日专心史学。接续习去，约十年可毕，而且熟于胸臆间矣。古文之学，世所传韩、柳、欧、苏、曾、王八大家外，两晋《文纪》、《唐文粹》、《宋文鉴》、《南宋文选》、《元文类》、《中州文表》、《明文授读》，皆称善本而不能尽学。则莫如专力于韩文。其读法、看法，程氏言之已备，切宜遵循。俟其深造自得，然后参以柳之峭、苏之大，欧、曾之醇懿，而往复兼综条贯，以融其旨趣。乃复举晋《文纪》以下诸编，驯致其变化之方，而古文之能事尽矣。
按：程氏于韩文后，接读“楚辞”，以为作古赋骨子。然近时崇尚选理，则赋学当以《昭明文选》为大宗，汉魏六朝诸名家次之；今别次于后。
《诗》亡而《离骚》作，萧氏《文选》，屈、宋之继别也。或谓所选杂出不伦，然沉博绝丽，实为宇宙间不可少之文，故杜工部、韩文公皆有取焉。契其神理，拟其闳富，约为骈体，自当独步江东。萧《选》之外，近张皋文氏《七十家赋钞》、李申耆氏《骈体文钞》二书，于辞章家言，已略撷其菁华，当肄业及之。唐以后，体裁各别，博观约取，亦足考见正变源流，不必尽读也。
程氏读看文程：六日一周，两日经、一日史、三日文。而诗学则未之及。今亦当以其余暇补之。然诗道之多，正如汉家宫阙，千门万户。世所传若《古诗纪》、《乐府解题》、《全唐诗》、《宋诗钞》、《宋诗存》、《元诗选》、《明诗综》，可谓富矣，惟其择之也（与古文同）。王渔洋《古诗选》、姚惜抱《今体诗选》二本持择最精（近有合刻本，并渔洋《万首绝句诗选》）。又管氏《读雪山房唐诗钞》、沈氏三诗《别裁》亦尚可观。得此数本，尽足取法。然必以一大家为宗。熟复而深思之，久乃旁推变通，升堂入室矣。
读文、作文，程氏皆以西山《文章正宗》、叠山《文章轨范》为主。今则谢氏书尚有重刊本，真氏书已仅见。盖举世久不知古学、只习八股、时文故也。即论制艺，亦当取名家文，择其理法俱到，清真雅正者，读一、二百篇，则题之大小长短、虚实偏全、理学典制格式，无所不有，作法无所不备，岂不甚善？乃并此不之学，而仅以侥幸一第之墨卷，步趋模仿，敝精于中而不知返，无惑乎？人才之不古若而文学之无以振兴也。
今既于读经、读史、读文诸法，端其趋向，得所禀承，有以为文章之根柢矣，则何文不可以作？仍依程氏作科举文字法，九日读、看经、史与文，一日作。初作，以经、史中论辨序事为题，只求构思称物，敷言逮意，言恢弥广思。按：愈深有开展之情，无局促之态，机趣洋溢，议论纵横，文成而法立焉。笔意渐熟，便当增作文日数。久之文理日明，文思日茂，使为“四书”题时艺，必大有异于人者。盖时艺之为体，其义则代古先圣贤之言也，其词则周秦以来立言者之神气、格律，无弗包也。苟非探讨于六经，不足以窥义之奥；非贯穿于史氏百家，不足以尽词之变。观天启、崇祯以逮国初，诸作者如章大力、金正希、项水心、罗文止、陈大士、黄陶葊、章云李、刘克猷、熊钟陵、李石台、马章民、韩慕庐、张素存、方百川、方灵皋储六雅、王巳山、王耘渠、张晓楼、任钓台、陈句山、管蕴山，其文具在，莫不经经纬史、雅健雄深，可以知其概矣。学者效而得之，文既登峰造极，以应科举，亦不作第二人想。
至于诗、赋、箴、铭、颂赞之类，体有万殊，而理惟一致，视其力之所至而为之，无不惬心者，其平日研索之功。载籍极博，固难究殚，然多闻择善而从，多见而识。虽圣人为学，不外乎是。故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按：程氏所引稽古之书，除群经注疏、列史书（志）外，其必当从原书讨论者，如《水经注》、礼书、乐书、文字音韵，及推历、地志等学，不胜指名。而《算学九章》，尤不可不潜心究其蕴奥。盖通《九章》以至推步，然后各史之天文、历律诸志，始可得而读。即六经中之言星闰岁差，皆可迎刃而解。汉、唐经师如郑、孔辈，无不明此者。且其法亦今密于古而较简洁。
按：算书之精，若宋秦九韶氏《数学九章》、元李冶氏《测圆海镜》、《益古演段》，皆明立天元一法。而国朝宣城梅文穆公《历算全书》六十卷，其说大备。欧罗巴借根方，至为巧妙，亦本诸秦氏，近来传此，学者益盛。中、西士所著，各有成书，而同文馆天文、算学教习、海宁李壬叔善兰，尤多精诣，有《则古昔斋算书》十三种刊行，好学深思之士，弥易为功云。
以上诸条，为父、师者，果能依此程督其子弟，必成通儒。而一切村夫俗子巧速之锢习铲除尽净，悉为有用之学，以立致用之基。困知勉行，明善复初，下学上达之工夫，尽在是矣。
夫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鉴古今之成败。自余百氏述作，皆六艺之支流，载道知言，往往畅先哲所未发，资后贤之观摩，亦足与经、史旁参互证，所贵博观而约取，熟读而精思，则其学之成，可计日待也。
昔鄂文端公总制云贵时，征滇士入书院教曰：“读书之法，经为主，史副之。四子本经《孝经》，此童而习之者外，此则先之以‘五经’，其次如《左传》之淹博，《公》、《穀》之精微，《仪礼》之谨严，《周礼》之广大，《尔雅》之辨晰毫芒。大至无外而细入无间。此‘十三经’者，缺其一即如手足之不备而不可以成人者也。至于史，则先《史记》，次《汉书》、次《后汉书》。此三史者，亦缺一不可。读本纪可以知一代兴亡盛衰之由；读年表、世家，可以知大臣创业立功之所自；读列传可以知人臣邪正公私，即以关系国家得失、利害之分。读忠孝、节义、隐逸、儒林、文学、方技诸传，可以知各成其德、各精其业，以各造其极而得其或显当时、或传后世之故；读匈奴、大宛、南夷、西域诸传，可以知安内攘外、柔远、绥边、恩威各得之用；读天官、历律、五行诸书（志），可以观天，而并可以知天人相感之原；读河渠、地理、沟洫、郡国诸书（志），可以察地，而并可以知险要之机；读礼乐、郊祀、仪卫、舆服等书（志），可以知典礼、掌故之因革，而有所参订；读艺文、经籍等志，可以知《七略》、九种、四部、六库著作之源流，而有所考稽；读平准、食货诸书（志），可以知出入取予、制节谨度之大体，而有所规鉴；读刑法、兵营等志，可以知赏罚、征伐、惩恶劝善、讨罪立功之大法，而有所折衷，此读史之要也。且善读史者，不仅以史视史，凡诏诰、奏疏、檄谕、论策之属，文之祖也。乐章、歌辞之属，乐府、诗歌之祖也。屈原、贾谊，司马相如、扬雄等传所载骚、赋之属，词赋之祖也。故熟于‘三史’，则文人、诗人、骚人一齐俯首矣。况不止三史乎？史有可与经兼读者，如读《左传》而以《史记》副之，读《公羊》、《穀梁》、《仪礼》、《周官》、《尔雅》，而以前、后《汉书》副之，则史学不会太迟。”
按：文端以《史》副《左》，以班、范副《公》、《穀》等五书，是总核诸书之大体言之。愚意欲分诸书之类，参伍读之，较便贯通。拟改为读《左传》、《公》、《穀》，而以《史》、《汉》之本纪、世家、年表、列传副之，并看《通鉴》；读《仪礼》、《周官》、《尔雅》，而以《史》、《汉》之书、志副之，并看《通典》、《通志略》、《文献通考》。又拟学文法：读《尚书》、《仪礼》，为学韩本；读《考工记》、《檀弓》、《公》、《穀》，为学柳本。箴、铭、颂，取诸《易》与《诗》，《太玄》、《易林》辅之；赋，取诸屈原、下逮宋玉、贾谊、扬雄之徒。记事莫工于《史记》、《五代史》，其继别者旁推交通，兼综条贯，而学文之旨亦全矣。
“十三经与三史，既读，外如《家语》、《国语》、《国策》、《离骚》、《文选》、《老》、《庄》、《荀》、《列》、《管》、《韩》，以及汉、唐、宋、元人之文集，与《三国志》、《晋书》以下诸史参读、参看，择其尤精粹者读之，余则分日记览。天姿绝人，过目成诵者，览，即是读其不及者。原未能尽读、博览强记。有十三经、三史为根本，他皆一以贯之。读，固为要；看，亦有功。必欲汝曹尽读，非人情不可强也。
“经，庄重；史，闲雅。庄重者难读，闲雅者易读。读经者，以淑性；读史者，以陶情。朝经暮史，参错互读，则有体有用，内外兼赅，相济而不相妨，相资而不相紊。然后反求其本而约之于至一之地，则本之身，措之世，无所继而不当。出之言为经术之言，行之事为经济之事，建之功业为经天纬地之功业，乃可借手以报曰：为国家得人矣。”
又，王述庵侍郎与门人张远览书曰：“夫学文之失，其弊约有三：挟謏闻浅见为自足，不知原本于六经。稍有识者，以大全为义宗，而李氏之《易》，毛、郑之《诗》，贾、孔之《礼》，何休、服虔之《春秋》，未尝一涉诸目。于史也，亦以考亭《纲目》为上下千古，不知溯表、志、传、纪于正史。又或奉张凤翼、王世贞之《史记》、《汉书》，而裴骃、张守节、司马贞，颜师古、李贤之注，最为近古，缺焉弗省，其失也俗，而陋有其学矣。聘才气之所至，横驾旁鹜，标奇摘异，不知取裁于唐宋大家以为矩矱。而好为名高者，又谓文必两汉、必韩、柳，不知穷源溯流，宋、元、明以下，皆古人之苗裔，其失也诞，而夸其或知所以为文与为文之体裁、派别见于言矣，未克有诸躬。甚者为富贵利达所夺，文虽工，必不传，传亦益为世诟厉，其失也畔而诬。夫以为文之难，而其失又多如是，则有志于古人，不可以不知所务也明矣。”
由鄂公之言覼缕周挚，可使人自得其读书乐趣，虽有奇技异能而弗移也。由王公之言，即《论语》所云“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是也”。可使人废然思所变计。经史、文章，一法一戒，犁然各当于人心。古今论为学之次第者多矣。求其善诱循循，未有若二公之明切者也。故特备录，以附于家塾课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