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刘歆作《周礼》，以为新室法。窃取《公羊》为汉制作之语，而《莽传》不尽用其制。如《周礼》已出之后，犹用以三辅一百二十官之说。盖当时今学甚明，不能遂掩，至于引《周礼》，亦寥寥数条。古学之兴，始于郑康成，盛于六朝。史志遂以《周礼》为主，今文附见志中矣。故《莽传》皆今古并用，非全用《周礼》。当作《莽传参用王制、周礼表》以明之。
45旧作《周礼删刘》，将诸侯五等封地一条删出，考《史记》于鲁、卫皆云四百里，[《明堂位》七百里亦字之误；方三百一十六里出《千乘》，四百里举成数也。]是方伯食四百里有明文可证。既知此条实《佚礼》原文，特刘氏有所损益。方伯闲田三百一十六里，此定说。二伯当加，故云五百里。以此推之，三为卒正，二为连帅，百里为属长。《王制》三等指本封，此五等指五长，闲田乃明。[互文相起制度，刘损益其文以为实地，则失其旨。今将此条改还今学，则群经皆通，千载疑案涣然冰释矣。]
46《周礼》不出于王莽居摄以前，于《莽传》又得一确证。《莽传》上实考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殷爵三等，有其说无其文。《周礼》明以为地五等，与纬书合，无附庸。今以为四等，合附庸而数，是未见《周礼》五等封明文也。又帝娶十二女，与后用《周礼》百二十之说不合。使《周礼》果出于前，刘歆校书时已得见之，则居摄以前亦当引用，不致前后两歧也。[说详《周礼删刘》中。]
47歆改《周礼》，今为删出明条，不过千余字，又杂有原文，然则合其零星所改，不过千字耳。歆固为攻博士，尤在迎合莽意。莽居摄以前，全用今说；意欲变古以新耳目，且自托于新王，歆乃改《周礼》以迎合之，大约多莽私意所欲为者。如引《周礼》为攻显君服缌，为莽聚百二十女。汉疆域大，改为九服万里之说。[诸如此类，此歆逢迎莽意而为之者也。]
48古学以《周礼》为主。《汉书·河间献王传》有得《周礼》之文，出于后人校史者据误说羼补。刘歆等颂莽功德云：“发得周礼，以明因监”，可知《周礼》出于居摄以后，以为新室制作。[凡《周礼》专条误说，莽皆曾见施行，《王莽传》之文可考。《凡例》中“征莽”一条，即谓此义。]其书晚出，故专条不惟西汉无一引用，即居摄以前，莽歆亦不援以自助。《孔氏书》有经无说。毛公本传子夏。东汉以后之《古书》《毛传》非西汉之旧。《费易》后来以配古学，实失其实，则西汉无古学可知。虽叔孙通定礼有异同，然此为三统参差例。非实有古学通行传习。古文家所指之张丞相、贾子、孔氏、太史公、毛公皆实为今学。
49旧以今学于古学有因革，是于孔子前已立古学名，孔子损益，乃为今学，则是孔子亦有晚年定论矣。不知古学至东汉乃成。刘歆援《周礼》以为主，其徒党最盛，推之于《诗》《书》以成古学，是古全由今生，非古在今前。旧误以周制为古学，故致颠倒。实则周制本不可考，古学亦非用周制。不得前古后今，失先后之实。
50今、古学之分，师说、训诂亦其大端。今学有授，故师说详明。古学出于臆造，故无师说。刘歆好奇字，以识古擅长，于是翻用古字以求新奇。盖今学力求浅近，如孔安国之“隶古定”、太史公之易经字是也。古学则好易难字以求古，如《周礼》与《仪礼》古文是也。古学无师承，专以难字见长，其书难读，不得不多用训诂；本无师说，不得不以说字见长。师说多得本源实义；训诂则望文生训，铢称寸量，多乖实义。[西汉长于师说，东汉专用训诂。惠、戴以来，多落小学窠臼。陈左海父子与陈卓人乃颇详师说，踵事增华，易为力也。]
51《春秋大传》褚先生引为例礼传，《春秋谱牒》为事传。太史公据谱牒作世家、年表。此三传言事之专书。《春秋》以十九国纪事，《十二诸侯年表》除许、曹、莒、邾、滕、薛、小邾子，七国不数，《杞世家》有明文。此全本《春秋》立说。以周史事例之，则不得独详山东也。经于诸国记卒，故史详其世系。不惟《左氏》同之，即《公》《穀》言事，亦当据此。史公兼通三传，尤为《左氏》本师。故本之为世家年表。有《春秋谱牒》，本为译《春秋》之专书。若《左》《国》则不独为《春秋》而作，不为《春秋》专书也。
52博士以《左氏》不传《春秋》，初以为专以说微别行之故，继乃知其书实不独传《春秋》。[传由《国语》而出，初名《国语》，后师取《国语》文以依经编年，加以说微，乃成传本。]《春秋》编年，专传当以经编年；今分国为编，其原文并无年月，一也。依经立传，则当首尾同经；今上起穆王，下终哀公，与经不合，二也。《公》《穀》所言事实，文字简质，朴实述事；今传侈陈经说，制度与纪事之文不同，三也。为《春秋》述事，则当每经有事；今有经无传者多，四也。解经则当严谨；今有经者多阙，乃侈陈杂事琐细，与经多不相干，五也。既为经作传，则始终自常一律；今成、襄以下详，而文宣以上略，远略近详，六也。不详世系与诸侯大夫终始，与谱牒世家之意不合，七也。《春秋》大事盛传于世，载记纷繁。若于传《春秋》当详人所略，略人所详，乃征实用。今不羞雷同，而略于孤证，八也。有此八证，足见其书不专传《春秋》，盖仿经文“行事加王心”之意为之。经皆有空言、行事二例。《诗》与《易》，空言也；《尚书》与《春秋》，行事也。两《戴记》空言；《国语》行事也。空言未尝不说事，而言为详；行事未尝不载言，而事为主。《尚书》《春秋》，孔子因事而加王心；《国语》《左传》，因行事而饰经义。事为实事，言不皆真言，假借行事以存经说，本为六经之传，不区区一家，以为不专传《春秋》，乃尊《左氏》与《两戴》相同，非驳之也。《檀弓》，齐学之传也。[传记惟《公羊》与《檀弓》称邾娄，以齐语定之。]中言《春秋》例礼与事数十条，[言事与《左氏》文皆不同。]而兼及他经者亦多。《左氏》之书正如其体。《国语》本为七十弟子所传。与《戴记》同也。指为邱明，始于史公。[与《论语》所言非一人。]其书决非史体，其决非史官，万不可以史说之者。[新刊《左传凡例》详之。]
53《春秋谱牒》乃治《春秋》专书。若当时行事，则传、记、子、纬各有传述，言之甚详。《谱牒》详其世系终始行事，但有纲目，此真正传《春秋》之书。略人所详，详人所略，文字简质，如是已足。若传记所言，则据《谱牒》目而衍成文章。如杀申一事，传记凡五、六见、言皆不同，事亦不合。[此类实繁，不能备举。]此书皆借事各抒所闻见。事如题目，记述如文字，人各一篇，不能雷同。[如崔杼、赵盾、世子生、践土盟之类。]总之今所传者均非史。若周时真事，皆怪力乱神，不可以示后人。如同姓为婚、父纳子妻、弑逐其君、恒公灭卅国、姑姊妹不嫁七人等，背礼伤教之言，乃为真奢。当时亦均视为常事，并无非礼失礼之说。孔子全行掩之，而雅言以《诗》《书》执礼，不得于孔子以后仍守史文之说也。《春秋》《国语》皆经也，惟《谱牒》乃史耳。董子云：《春秋》有诡名、诡实之例：当时所无之制，欲兴之，则不能不诡其人；义所当讳之事，欲掩之，则不能不讳其实。[《春秋》所见之监者，当其时并无其人其事。又凡所言夷狄，皆指中国，并非真夷狄也。]意不欲言则削之。[如郑厉公入栎以后，十数年不一记郑事，数经弑杀，终无其文是也。]制所特起则笔之。[如三国媵伯姬，当时无此礼，亲迎亦无详录伯姬之类。]《春秋》有笔削，凡涉笔削，皆不可以史说之。[削者首尾不全，笔者当时尚无其制。]后人好以史说《春秋》，而无左氏又非史，则杜氏乃得售其术。故凡大事，众人所共知，史原事也。至于一切外间小事，鲁国细事，不惟当时多无记录，即使有之，亦其细已甚，史不得详。总之，孔子之修《春秋》，正如刘歆之改《周礼》。《周礼》为刘氏之书，《春秋》亦为孔子之书。《周礼》当复旧观，《春秋》不可复言史法。如欲侈言史，太史为圣人矣，则《通鉴纲目》真可以继尼山之传矣。
54《春秋》为孔子修，故为经。杜氏承古文家法以为鲁史。《五十凡》为周公旧例，多存史书原文，则十二公中至少亦经七八人之手。以为据周礼凡例而书，故人多而文不一律。又据外国而书，并不问其得失及本国义例。似此，则真为断烂朝报，无足轻重矣。圣人垂教之大经，至诋为缘口代笔之杂说，非圣无法，至此已极。而世乃不悟，悲夫！
55《春秋》为孔子继《诗》而作，于史文有笔有削，各有精意。若但据赴告之文，则与今广报、沪报相似，且广、沪报亦自有义例，岂能不论可否，据赴直书之理？即如以十九国为主，余者不记事，全从《王制》主义，与六艺皆通。若但据史文，则当时国多矣，何以只此十九国来赴卒、葬，而宿乃一赴卒乎？每经皆有师说、义例，在于语言文字之外。如笔削、褒贬、进退、隐见、二伯、方伯、卒正、连帅诸凡义例、礼制四五十类，此《春秋》精意，师说也。《左》例中皆已具之，与二传同，与《周礼》异，此《左传》不可以为古学之实也。
56传若为国史原文，则一经应有一传，前后一律，乃为旧文。今传襄公卅年与僖前百年多少相等，且庄公至七年不发一传，此成何史体？又传多不应经，且有无经而传，所以不书之故，则又非史官所得言。故杜氏不敢以传为专据史文，尚属留心，不似后人鲁莽也。[国史之说，出于古文家，隐驳孔子作六经之意。一言史，则其弊不可胜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