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毛泽东首次会见来华访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时说：“我们同印度不需要互相防备，我们没有感觉到印度要损害我们”，发出了“印度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的至理名言。在送别尼赫鲁时，毛泽东还情不自禁地吟诵了屈原的诗句：“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表达了对印度对尼赫鲁的深情厚谊。
周恩来总理五六十年代与印度打了许多交道。周恩来多次缅怀2000多年“两国密切的文化和经济联系”，认为这样的友好记录是“世界历史的罕见范例”。对于这段时期，印度给予中国全面有力的支持，周恩来表达了深深的感谢和敬意。他还指出：中印两国应当效法先人，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他对甘地和尼赫鲁充满了崇敬。1960年，周恩来为解决边界争议亲赴印度，提出双方“接受东西段现状”的谅解方案。在遭到拒绝后，他仍然阐述双方有“六点共同点或接近点”。
1976年中印开始了恢复正常国家关系的历程。邓小平在1982年和1988年的两次讲话中都提到中印相互不构成威胁，“无非就是一个边界问题”；他重申了1979年提出的解决边界问题的方案，“你们让一点，我们让一点，就解决了么”。他还从战略的高度指出，只有等中国、印度和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发展起来，亚太世纪才会到来。邓小平的讲话充分体现了他力图尽快解决边界问题，促进中印和解，以及期望中印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挑起发展中印友好关系的重担。我们按时间顺序摘编了他们的一些讲话。这些讲话表达了新时期中国对印度和中印关系的立场和态度：珍惜2000多年两国间的友好历史；缅怀近代两国在反殖反帝斗争中相互同情和支持的兄弟情谊；遵循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寻求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与配合；加强在发展经济事业中的相互合作；力求在互让互谅平等协商的原则下解决边界争议。中国领导人强调中印之间互不构成威胁，中印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对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影响重大。从他们的讲话我们还可以看到两国友好关系不断加强的轨迹。
毛泽东
致印度国民大会的信
印度国民大会诸先生：
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贵会派遣了一个援华医疗队来华参加中国的抗战，表示对华的极大友谊。这个医疗队五人均在八路军工作，四年以来，医疗队诸同志不避艰险，辗转北方战地，他们的艰苦努力和极有价值的工作，使无数中国军民亲睹印度人民的援华热忱。医疗队五人中除已先后返印的三人外，柯棣华大夫因病逝世于晋察冀边区，我国军民失一良友，印度人民失一优秀战士，至堪悼惜。现巴思华大夫返印，特向贵会及印度人民敬致谢意！当此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在努力争取最后胜利之际，我们希望印、华两大民族团结得更加坚固，以便与其他一切反法西斯国家配合作战，借以达到打倒法西斯，解放一切被法西斯压迫的人民，同时即借以解放印、华两大民族，获得两大民族的独立。
谨致
热烈的敬礼！
毛泽东朱德
1943年4月5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
摘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
中印两国，国境毗连，在历史及文化上均有悠久而密切的关系，近世纪来，又都为挣脱自己民族的厄运，进行过长期而勇敢的斗争。存在于贵我两国人民间的了解、同情与关怀是深切的。现在中印两国正式外交关系的建立，不但将使已存在于两国人民间的友谊日益发展与巩固，而且与此而俱来的亚洲两大国家人民的真诚合作，必将大有助于亚洲与世界的持久和平。
摘自1950年5月20日毛泽东主席接受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呈
递国书时的答词。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33―134页。
印度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印度人民是很好的人民。中国、印度这两个民族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几千年以来是很好的。
摘自1951年1月26日在印度驻华大使举行的印度国庆会上的祝词。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页。
国与国之间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问题都要解决
大约两千多年前，中国的一个诗人屈原曾有两句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我曾经在一次宴会上对尼赫鲁总理谈起我们对印度的感觉，我说我们同印度不需要互相防备着。我们没有感觉到印度要损害我们。
我曾经问，我们两国总理兼外长在谈话中如果说错了话，能不能改？我想是能改的。但这是在我们两国之间如此，在别的一些国家可能是会抓住我们说错的话的，我们也会抓住别的一些国家说错的话。中国有一句话，叫做抓辫子。但是我们同印度是不互相抓辫子的，我们并不互相防备，说错了话也不要紧。
印度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我听袁仲贤大使说，印度南部的人民在农业方面精耕细作，把一切可利用的土地都利用了，这有点像我们成都附近的情况。印度的每一个好消息都使我们高兴。印度好了，对世界是有利的。
我很高兴能有这几次会谈，使我们相互交换了意见。同时尼赫鲁总理又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会谈。我们两国的外交是很容易办的，不需要吵架。朋友之间有时也有分歧，有时也吵架，甚至吵到面红耳赤。但是这种吵架，和我们同杜勒斯的吵架，是有性质上的不同的。
尼赫鲁总理这次来访，一定会看出来，中国是很需要朋友的。我们是一个新中国，虽然号称大国，但是力量还弱。在我们面前站着一个强大的对手，那就是美国。美国只要有机会，总是要整我们，因此我们需要朋友，这是尼赫鲁总理可以感觉到的。我想印度也是需要朋友的。这一点可以从我们这几次会谈，从过去几年我们的合作，从周总理访问印度时受到的欢迎和进行的恳谈看得出来。
尼赫鲁总理主张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并且表示希望赞成和平的国家日益增多。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是一个很好的口号，我们赞成。为此目的，就需要去除一些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中印签订了关于西藏的协定，这是有利于消除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的。我们共同宣布了五项原则，这也是很好的。华侨问题也应该适当地解决，免得有些国家说我们要利用华侨捣乱。如果华侨保持侨民身份，他们就不应该参加所在国的政治活动；如果取得了所在国的国籍，那么就应该按该国的法律办事。华侨也应该遵守所在国的法律。
凡是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问题，我们都要来解决，这就能达到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利。合作不能对任何一方有害，否则就不能持久，一定会破裂。不论是朋友之间、国与国之间或是政党与政党之间的合作，都是如此。
合作一定要有利，否则谁还干呢？
根据谈话记录稿刊印。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74―176页。
中印两大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好朋友，好邻居。我们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又使我们的传统友谊有了新的基础，新的发展。我们两国人民都在建设自己的国家，都在为争取世界和平而努力。为了这些共同的目标，我们两国进行着亲密的和友好的合作，中印两国十万万人民团结在一起，是一个伟大的力量，是亚洲和世界和平的重要保证。
中国人民历来对勤劳、智慧的印度人民怀着极大的敬意。我们庆贺印度人民在和平建设中的每一个成就。我们敬佩印度人民对于国际和平事业的出色贡献。我们特别感谢印度在国际事务中对中国的正义支持。我们毫不怀疑，印度将在世界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摘自1957年9月19日在欢迎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宴会上的讲话。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89―290页。
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友人
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尽管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参加了旨在对付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我们还是不把这三个国家当作主要敌人对待，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印度没有参加东南亚条约，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友人。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西藏叛乱的平定和进行民主改革，丝毫也不会威胁印度。你们看吧，“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中国俗语），今后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中国的西藏地方与印度的关系，究竟是友好的，还是敌对的，你们终究会明白。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值不得我们两国广大人民和政府当局为此而大惊小怪。我们在本文前面几段所说的那些话，那些原则立场，那些是非界线，是一定要说的，不说不能解决目前我们两国之间的分歧。但是那些话所指的范围，不过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即属于西藏一个地方我们两国之间的一时分歧而已。印度朋友们，你们的心意如何呢？你们会同意我们的这种想法吗？关于中国主要注意力只能放在中国的东方，而不能也没有必要放在中国的西南方这样一个观点，我国的领导人毛泽东主席，曾经和前任印度驻中国大使尼赫鲁先生谈过多次，尼赫鲁大使很能明白和欣赏这一点。不知道前任印度大使将这些话转达给印度当局没有？朋友们，照我们看，你们也是不能有两条战线的，是不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双方的会合点就是在这里。请你们考虑一下吧。请让我借这个机会，问候印度领袖尼赫鲁先生。
根据手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在审阅中国外交部，关于1959年4月26日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杜德谈话的答复稿时加写的一段文字）。（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76―377页。
印度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你们是一个伟大的人民……我们总是要友好的，不能老是这么吵下去嘛。
1970年5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同印度驻华临时代办米什拉握手时说。见郭书兰编：《中印关系大事记》第107页。
周恩来
从远古以来，在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之间就有了深厚的友谊。将近三千公里的边界把中国和印度联结在一起。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在我们两国之间，历史记录了和平的文化交流和经常来往，但是从来没有记录过战争和仇恨。
近代以来，中国和印度同样受到了外国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但是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从来没有停止过为自由和独立而进行的斗争。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受到的痛苦，为了同样的目的而推行的斗争，都加深了中印两国人民之间的同情和了解。
不久以前，我们两国签订了一个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在这个协定中，两国政府申明彼此对待的原则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依据这些原则制定的这个协定，提供了国际间以协商方式解决问题的一个良好范例。
摘自1954年6月27日晚10时周恩来总理向印度人民发表的广播演说，见新华社新德里1954年6月27日电。
尼赫鲁先生同甘地一起为印度独立所进行的艰苦斗争，对中国人民说来不是生疏的。尼赫鲁先生很早就对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抱有同情。在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时期，尼赫鲁先生对中国的团结抗日非常关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尼赫鲁总理领导之下，印度迅速地同我国建立了邦交。印度同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一起推动并协助了朝鲜的停战。不久以前，印度又同科伦坡会议有关国家一起对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复做了重要的贡献。现在，印度还在印度支那同波兰和加拿大一起担任监督停战的任务。印度在国际事务中不断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中国人民很高兴在维护和平的共同事业中有印度这样一个友好的邻邦和尼赫鲁总理这样一位卓越的朋友。
印度和中国都是亚洲的大国。我们是世界上两个古老的国家，同时又是两个年轻的国家。过去两千多年来，印度和中国有着密切的文化和经济联系，在我们两国之间，历史上从来没有留下过战争的记录。近代以来，我们两国人民又同样受过殖民主义的压迫和进行过反殖民主义的斗争。这种共同的经历使我们两国人民从很早以来就互相同情，互相关怀。现在我们两国人民都同样抱有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建设自己国家的愿望。我们两国人民又都在为继续反对外来干涉、摆脱经济落后、实现国家的完全独立而斗争。这就不仅使我们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具备了基础，而且更加加强了我们两国人民早已结成的深厚友谊。中国人民对于代表我们伟大邻邦的尼赫鲁总理的访问所表示的热烈欢迎证明了这一点。这种深厚友谊显示着我们两国的友好合作是有广阔的发展前途的。
摘自1954年10月20日周恩来总理在招待尼赫鲁总理的宴会上的讲话。见新华社1954年10月26日讯。
每当我们谈到中印友谊的时候，我们往往喜欢回忆我们之间悠久的历史性联系。的确，中国和印度的关系在世界历史上树立了一个罕见的范例。中国和印度是接壤数千里的两个大国，在历史的黎明时期，我们就给世界贡献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几千年来，我们一直互相接受影响，然而从来没有彼此干扰。我们的先人这种长期友好相处的记录，在今天自然地成为值得我们每一个珍贵的传统。
同样真实的是，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在近代是暗淡了、停滞了、甚至中断了。然而这并不是我们的过错，而是因为殖民主义在我们身上同时加上了枷锁的缘故。
伟大的印度，曾经是人类许多智慧的渊源的印度，有两百年沉沦为外国的殖民地。稍后一点，中国也受到了殖民主义的侵略，虽然多少保存着一种名义上的独立，实际上也完全处在外国的宰割之下。
两个伟大的民族的创造力受到了压抑。它们自己的历史发展的进程被迫中断了，它们之间许多世纪以来存在的联系被人为地隔断了。然而，你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都并没有甘心忍受这种情况。压迫引起了反抗，尽管道路是艰难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息过，而且终于差不多在同时取得了胜利。就是这个胜利使我们今天在这里的会面成为可能。
……
因此，无需解释就可以了解，为什么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之间会具有如此深厚的民族同情。当我第一次踏上你们的土地就听到的声音：“印地―秦尼帕伊帕伊”（印中人民是兄弟），恰当地表达了今天充塞在我们心里的感情。
中国政府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在我们为祖国的完全统一而进行的斗争中，在我们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斗争中，印度政府和印度人民所给予我们的一贯的、坚决的支持。同样，印度政府和印度人民也可以相信，在你们为保卫主权和领土完整和促进世界和平的斗争中，会永远得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全力的支持。
现在，在已经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的中国和印度面前，都摆着建设国家的重大任务。我们都希望使我们的国家能够摆脱现在的落后状态，并且对世界做出同我们两国的历史、幅员、人口相称的贡献。
在这方面，印度和中国取得民族独立的道路和方法是不完全相同的。中国的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而完成的。印度采取的是另外一条道路。有人就企图利用这种不同来证明中国和印度的友谊是没有基础的或不能持久的。然而，这种论据是完全不能成立的。中国人民极其敬仰印度人民在自己的民族领袖甘地和尼赫鲁的领导下所进行的斗争和取得的成就。我们认为，我们两国人民完全可能，并且应当效法自己的先人，对彼此的独立发展互相尊重，并且从彼此不同的经验中，吸收对自己有益的东西，转而丰富自己的经验，以求得各自的进步。既然我们的先人在过去几千年中已经这样做了，而且做得很好，为什么我们今天不能在新的基础上做得更好呢？
摘自1956年11月29日周恩来总理在印度国会的演讲。见1956年12月1日《新华社新闻稿》。
我们两国不仅自古以来和平共处，而且作为两个文化古国，不断地通过互相学习丰富和发扬各自的文化。我们很高兴地看到，自从我们两国先后取得独立以来，我们两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来往日益发展。中国人民一向钦佩印度人民的文化传统和创造天才。中国人民要像自己的先人玄奘那样，虚心地向印度人民学习。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如果世界各国人民都能获得机会集中力量从事创造性的劳动，并且通过自由的交往，互相观摩学习，那么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更加光辉灿烂的世界文明，而且世界和平也可以得到保证。
摘自1956年11月29日周恩来总理在尼赫鲁总理招待宴会上的讲话。见1956年12月1日《新华社新闻稿》。
我们中印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是具有稳固的基础的。当我们中印两国共同遭受着殖民主义压迫的时候，我们就有了深切的相互同情。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又相互支持。现在我们先后挣脱了殖民主义的束缚，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我们又都在积极从事着和平建设。我们两国的情况有着许多相同之点，我们都面临着许多相同的工作。我们只有一种共同愿望，那就是和平共处，互相尊重，友好合作，努力前进。正因为这样，我们两国共同倡导了五项原则――潘查希拉。
……
中国人民可以而且应该从许多方面向你们学习有益的东西。我们一向认为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每一个国家都有它值得别国学习的好东西，好经验。沙文主义的危险，特别是作为一个大国的沙文主义的危险就是自高自大，看不见或者看不起旁人的长处，其结果是故步自封，阻塞了进步的道路。毛泽东主席号召中国人民“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正在根据这个号召的精神，检查我们各方面的工作。关于中国人民向印度人民学习的问题，我认为中国人民也应该抱着这样的精神，并且应该首先学习我们的先人玄奘，像他那样真诚、谦虚地向你们请教，从你们的成就和先进经验来吸取养料，丰富我们自己。这样，中印友好就能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地丰富，不断地发展下去。
摘自1956年11月30日周恩来总理在德里市民欢迎大会上的讲话。见1956年12月2日《新华社新闻稿》。
经过两国总理坦率地交换意见，我发现我们双方不仅具有保持两国友好关系的共同愿望，而且在边界问题上也并不是不可以找到共同点或接近之点的。我认为，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六点：
一、双方边界存在着争议。
二、两国之间存在着一条各自行政管辖所及的实际控制线。
三、在确定两国边界时，某些地理原则，如分水岭、水谷、山口等应该同样适用于边界各段。
四、两国边界问题的解决应该照顾到两国人民对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的民族感情。
五、在两国边界问题经过商谈得到解决之前，双方应该各守实际控制线，不提出领土要求作为先决条件，但可进行个别调整。
六、为了保证边界安宁、便于商谈的进行，双方在边界各段应该继续停止巡逻。
当然，对以上六点，印度政府现在还和我们有距离。但是，我认为，只要双方继续协商，这种距离是不难缩小和消除的。一旦找到了这些共同点，无疑将使双方向中印边界问题的合理解决大大地跨进一步。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由于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中印双方应该考虑历史的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根据两国共同倡导的五项原则，采取互谅互让的态度，通过和平友好的协商，来求得两国边界问题的合理解决。在此以前，双方应该维持边界的现状，不以片面行动，更不允许使用武力，来改变这种状况。对于一部分争执，还可以通过谈判，达成临时性的协议。中国政府认为，中印友谊对于两国十亿人民和亚洲和世界和平均有极其重大意义。这种友谊不应该、也不可能由于中印边界问题暂时未能解决而受到损害。
摘自1960年4月25日，周恩来总理在印度总统府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书面讲话。见1960年4月26 日《人民日报》。
邓小平
增进中印友谊，加强南南合作
中印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但在世界上都不是无足轻重的国家。中印两国人口最多，加起来有十七亿，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以上。我们两国又是近邻，不相互了解、不建立友谊是不行的。在五十年代中期我们合作得很好。
周恩来总理和尼赫鲁总理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世界所公认。中印两国之间的问题并不是很大，既不存在中国对印度的威胁，也不存在印度对中国的威胁，无非就是一个边界问题。双方都应该做些事情来恢复五十年代的友谊。只要双方采取合情合理的方式，边界问题我看是不难解决的。一九七九年我见到你们的前外长时就讲过“一揽子解决”，你们让一点，我们让一点，就解决了嘛。因为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你们有人民感情的问题，我们也有人民感情的问题。只有采取“一揽子解决”的办法，才有可能各自说服自己的人民。我们和好多国家解决了边界问题，解决的办法无非是双方相互让步。我相信，我们之间最终是会找到一个好的解决方案的。即使一时解决不了，可以先放一放，在贸易、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发展往来，增进了解和友谊，双方合作仍然有广阔的前景。我们希望自己发达，也希望你们发达。
我们很高兴第三世界的国家提出南南合作问题。当然，南北问题也应解决。南北问题不解决，第三世界负债那么多，日子怎么过啊！如果发达国家不拿出钱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发达国家在第三世界的市场也就没有了。世界上的国家富的愈富，穷的愈穷，解决这个问题是国际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课题。但是，看来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中国有句话：愈富的人愈悭吝。要富国多拿点钱出来，它不肯，技术转让更不愿意。所以，第三世界仅寄希望于南北问题的解决是不够的，南南之间还要进行合作。在可能的范围内，通过这种合作总能解决一些问题。这些年来第三世界有一些发展，各国都有一些好的东西，可以相互交流和合作。改变国际经济秩序，首先是解决南北关系问题，同时要采取新途径加强南南之间的合作。
1982年10月22日邓小平会见印度社会科学理事会代表团时谈话的一部分。摘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0页。
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
中印两国对人类有一个共同的责任，就是要利用现在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中印两国共有十八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三分之一以上。
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是有希望的，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人们都在讲南北问题很突出，我看这个问题就是发展问题。我曾多次对一些外国朋友讲，这个问题要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认识。现实情况是当今世界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发达国家，其他四分之三的人口是生活在发展中国家，或者叫不发达国家。国际社会虽然提出要解决南北问题，但讲了多少年了，南北之间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并且越来越大。我们两国是上述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行列里的最大的队伍。
近几年有一种议论，说下个世纪是亚洲太平洋世纪，好像这样的世纪就要到来。我不同意这个看法。亚太地区如果不算美国，就是日本、“四小龙”和澳大利亚、新西兰比较发达，人口顶多两亿，即使把苏联的远东地区、美国的西部地区和加拿大包括进去，人口也只有三亿左右，而我们两国人口加起来就有十八亿。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真正的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是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这就像巴西不发展就不是拉丁美洲世纪一样。所以，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历史证明，越是富裕的国家越不慷慨，归根到底，我们要靠自己来摆脱贫困，靠自己发展起来。主要靠自己，同时不要闭关自守，可以多方面找朋友。我们欢迎发达国家同我们合作，也欢迎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合作，这后一种合作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要有自己的良好政策。中国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争取在五十到七十年时间内发展起来。中印两国如果发展起来了，那就可以说我们对人类做出了贡献。也正是在这个伟大的目标下，中国政府提出，所有发展中国家应该改善相互之间的关系，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中印两国尤其应该这样做。这是我国政府的想法。
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那么应当用什么原则来指导新的国际关系呢？最近，我同一些外国领导人和朋友都谈到这个问题。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早在一九七四年我在联合国发言时，就用了很长时间讲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提，今后也还要提。至于国际政治新秩序，我认为，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这些原则的创造者是周恩来总理和尼赫鲁总理。这五项原则非常明确，干净利落，清清楚楚。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我们向国际社会推荐这些原则来指导国际关系，首先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要遵循这些原则，而且我们同各自的邻国之间的关系也要遵循这些原则。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考虑，我们两国同邻国的关系应该做些调整。我提出这一建议，请阁下考虑。这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不赞成的人会有不少，但只要有高度的智慧和战略的胆识，就一定可以完成。我想，我们就首先在阁下来访的新闻公报中体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世界在变，人们的思想不能不变。由于过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犯的错误，中国耽误了大约二十年的建设时间。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国内的各种事情都在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四化建设为中心，从停滞封闭转到改革开放，还有当前所进行的各种改革工作，都是在变。我想你们也会遇到这个问题的。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
1988年12 月21日邓小平会见访华的拉？甘地总理时谈话的一部分。摘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1―283页。
中印两国人口加在一起超过18亿，占世界人口1/3还多，我们两国对人类负有共同的责任，我们应该利用现在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人们都在议论说下一个世纪是“亚太世纪”，好像这个世纪已经来到，其实，真正的“亚太世纪”要等中国、印度和这个地区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后才能到来。
（当拉？甘地提到1954年他的母亲陪同他的外祖父尼赫鲁总理到中国来访问时）那时候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非常好。中间相当一段时间的情况是彼此不愉快的，忘掉它！一切着眼于未来。我1978年访问尼泊尔时，曾见到了你们的外长，我请他带信给你母亲；我们应该改善关系，我们没有理由不友好，没有理由不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这以后，两国之间就有了一些接触。但真正开始改善关系的，是你这次来访，所以要谢谢你。
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会见拉？甘地总理时的讲话。见1988年12月22 日《人民日报》。
江泽民
中印是山水相连的邻邦，两国人民有文字记载的友好交往和传统友谊可以追溯到2000 多年以前。中印两大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好朋友、好邻居。50年代中期，周恩来总理和尼赫鲁总理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使我们的传统友谊有了新的基础，也为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提出了新的共同准则，是我们两国对世界和平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中印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目前，我们两国人民都在致力于经济改革，建设自己的国家，都在为争取建立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而努力。为了这些共同的目标，我们两国在双边各个领域和国际舞台上进行着广泛的交流和友好的合作。我深信，中印两国人民团结在一起是一个伟大的力量，是亚洲和世界和平的重要保证。中印都是当今世界的重要国家，我们对人类社会承担的共同责任是，利用现在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尽快发展自己。中印两国如果发展起来，强大起来了，就可以说我们对人类做出了贡献。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相互之间都不构成对对方的威胁。我们应该彼此信任，互利合作。我相信，只要双方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长远眼光看待和处理相互关系，首创人类文明、豁达睿智的中印两大民族就一定能够将一个建设性的合作伙伴关系带入21世纪。
摘自1996年11月28日江泽民在夏尔马总统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的答词。见1996年11月29 日《人民日报》。
（对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提出的四点意见：）
第一，增加人员往来，增进彼此间的了解和信任。建议除继续保持两国高层互访和接触之外，两国政党、议会和工商界、新闻界、学术界和民间机构之间，也都应积极开展各种形式和各种层次的交往，以便增进中印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信任。
第二，扩大经贸合作，为两国关系的发展铺垫更加厚实的基础。两国发展经贸合作的潜力很大，双方可以相互学习，互通有无，互利合作，共同发展，进一步拓宽市场信息渠道，鼓励双方企业家相互投资，共同努力，把双边经贸合作推向一个新水平。
第三，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和配合，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共同努力，以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第四，登高望远，求同存异，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这既不是永久搁置分歧，也不是等到分歧完全解决之后再来发展两国关系，而是双方站在共同利益的高度，超越某些分歧，推动两国关系朝前发展。
（谈到边境问题）解决这个历史问题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双方的耐心。中方对解决这个问题一贯持积极态度，希望双方本着两国领导人达成的互谅互让、相互调整的谅解精神，不断创造良好的气氛，通过谈判寻求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
摘自2000年5月29日江泽民与来访的纳拉亚南总统的会谈。
见《新华日报》，2000年第7期。
李鹏
中印关系源远流长，早在2000年以前，两国就有文化、宗教和经济的交往。
在近代历史上，中印两国有着共同的遭遇，都曾蒙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欺凌、剥削和压迫。在争取民族独立的长期斗争中，两国人民互相同情，互相支持。印度独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50年代中印关系是非常好的，中国周恩来总理和贵国尼赫鲁总理，共同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但是，到了60年代初，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两国关系疏远了，高层来往中断。
拉吉夫？甘地总理在两国长达28年没有高层来往的情况下，于1988年到中国访问，这是一次明智的、勇敢的行动，为中印关系的恢复和发展开辟了道路。我对他不幸逝世再次表示深切悼念。
……
中印两国政府对建立国际新秩序有一致的看法，都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成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础。当然，随着形势的发展，还可以在此基础上补充一些新的内容。中国认为，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成员，应该有权参与国际事务。国际新秩序，不仅包含政治新秩序，而且还包含经济新秩序，两者密切相关，不可割裂。联合国应该在建立新秩序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印两国都愿为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而努力。
双方在会谈中还谈到了人权问题。中印两国有自己的国情，不可能完全接受西方的人权观念。印度方面告诉我，印度不同意西方把是否接受其人权标准作为提供援助的条件。中国也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中印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有很多共同点，双方可以在经济、贸易、科技、文化等领域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当然，两国之间还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主要是边界问题。会谈中，双方一致认为，边界问题不应成为改善和发展中印关系的障碍。双方同意，本着中印两国总理1988年所谈的精神，积极努力，寻求问题的解决。两国边界问题联合工作组也将讨论保持边界和平与安宁的措施。我们相信，经过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中印边界终将成为联结两国人民的友谊与和平的纽带。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次会谈中，印度政府重申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不允许西藏人在印度从事分裂中国的政治活动。我们对印度的这一立场表示赞赏。
现在外界有一种传说，认为中国政府不愿意同达赖喇嘛谈判。这是一种误解。我愿意在此重申：中国政府同达赖喇嘛谈判的大门是敞开的，除了“西藏独立”不允许谈以外，其他都可以谈。达赖喇嘛应该放弃“西藏独立”的立场，停止分裂祖国的政治活动。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在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中，藏族同胞享有同其他少数民族同样的平等权利。40 年来，西藏的社会有了很大进步，经济也有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中央政府没有向西藏人民征收过钱。相反，中央向西藏提供了将近180亿人民币。西藏多少世纪以来人口一直停留在100万左右，现在已经达到了219万，其中将近95%都是藏族。40年中，西藏人口增加了一倍。藏族人民的平均寿命从50年代的35岁提高到现在的65岁。现在西藏同我国其他省份一样，经济和各项事业不断发展，人民生活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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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这些年来在经济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农业方面发展了“绿色革命”，并正在进行“白色革命”（牛奶生产）。粮食生产有了很大的提高。此外，印度还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人数众多的科技队伍。我们对印度所取得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中印两国在建设方面的有些经验可以互相学习和借鉴。中国希望加强同印度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因此，中国对印度也是开放的。
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有两个条件必不可少：第一，要有一个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第二，国内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局面。中国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上所有国家发展关系。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是我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愿意本着这些原则同包括印度在内的邻国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中国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也不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强加于其他国家。
中国不谋自己的势力范围，永远不称霸。
摘自1991年12月13日李鹏在新德里尼赫鲁纪念馆的讲话。
见1991年12月14日《人民日报》。
朱？基
中国愿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印度共同建立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我认为，中印之间存在广泛共同点和巨大合作潜力：第一，两国都为人类文明做出过巨大贡献，两国人民之间有着悠久的友好交往；第二，作为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有着类似的历史遭遇。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斗争中一直相互同情、理解和支持；第三，两国领导人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些原则已经成为被广泛接受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第四，两国国情相似，都在进行全面经济改革，都面临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艰巨任务；第五，中印两国对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都承担着重要责任。
中印间的共识远远大于分歧，利益远远大于摩擦。我们对中印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着重就在新世纪进一步深化两国全面合作提出几点看法和建议）
一、保持两国高层互访和各领域的交往。中印各自情况已有很大发展，但相互之间的了解却很不够。两国间保持高层往来对促进双边关系发展十分重要，我愿邀请瓦杰帕伊总理访华。同时，我希望两国议会、政党、新闻界、学术界及民间机构之间也能扩大人员往来，以增进了解，加强信任。为了方便双方的交往，中方决定于今年3月下旬开通北京至德里定期航班，欢迎印度航空公司也能早日开航中国。
二、加强经贸领域的互利合作。中印两国都面临着发展经济的共同任务，双方应在发展过程中交流经验，取长补短。中国已加入世贸组织，其市场会进一步向印度开放。此次随我访印的还有许多中国企业家，双方应共同开拓进一步合作的方式和途径。
三、增进科技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多年来，印度建立了比较雄厚的科技基础，在空间、信息技术等领域具有相当实力，中印可在这些方面开展合作，相互借鉴。
四、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祝贺前不久举行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首脑会议为推动南亚各国实现繁荣发挥的积极作用。中国愿与南盟等地区组织建立友好交流关系。
五、妥善处理双边关系中存在的问题。经过多年努力，双方在边界问题上已就“互谅互让、相互调整”的重要原则达成共识。我们双方还相继签署了“在边境实控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和“在边境实控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两个重要协定。中方愿与印方共同履行这两个协定，加快澄清和确认边境实控线走向的进程。
摘自2002年1月14日朱基访印时与瓦杰帕伊总理的会谈。
《新华日报》，2002年第2期，第27―28页。
温家宝
中印友好合作具备很多有利条件。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双边关系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两国都致力于本国的经济发展，合作需要日益加强；两国对许多重大国际问题有相同或相近的看法，在国际事务中协调与配合的需求增多。
我们今天将签署的《中印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宣言》，是一份纲领性文件，它将确立中印关系的目标和指导原则，全面规划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它标志着中印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温家宝对中印未来关系发展提出具体建议）扩大交往，增信释疑；拓展合作，争取使双边贸易额在2005年达到100亿美元，开展两国在科教文卫领域的交流，互设文化中心；加强协调，在国际事务中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推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维护友好关系，既重视两国间历史遗留问题，又不使其在解决过程中影响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
中印两国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没有中印两国的发展就没有亚洲的整体发展。中国不认为印度的发展会对中方构成威胁，同样，中国的发展也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愿与印度在发展长期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建立新型国家关系。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印关系一定会在新世纪得到更大发展。
南亚是亚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欢迎南亚各国平等相待，和睦相处。愿意看到印巴关系进一步走向缓和，支持一切有助于消除紧张、维护和平的努力。中国在南亚不谋求任何私利，我们和南亚各国发展友好合作绝不针对第三国。中国愿为促进南亚的和平与发展继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摘自2003年6月23日温家宝与来访的瓦杰帕伊总理的会谈。
见2003年6月24日《人民日报》。
中印关系是中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印世代相好，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符合我们各自的国家利益。中印合作互利共赢，对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意义重大。
（提出拓展中印关系的六点建议）第一，明确政治定位，提高两国关系水平。双方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进一步深化和加强中印长期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使中印两个发展中大国的友好关系更加密切。第二，拓展双边交往，密切协调配合。为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印两国应该继续开展战略对话及其他双边磋商，扩大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的合作，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第三，深化经贸合作，寻求互利双赢。双方需要进一步努力，加强两国在科技、能源、矿产、农业、环保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合作，尽快商签《投资促进与保护协定》。第四，扩大文化交流，增进民间往来。为使中印友好代代相传，双方应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中方希望举办“中印文化月”并确定2006年为“中印友好年”。中方还将邀请100名印度青年年内访华，以扩大民间友好的基础。第五，建立安全互信，推动区域合作。双方应加强两国的安全对话与军事交流，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力，深化在反恐、打击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第六，推进划界谈判，保持边境安宁。双方应继续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既尊重历史，又照顾现实，通过平等协商，找到公平、合理、双方都能接受的边界解决方案，使中印边界成为两国和平、友好、合作的纽带。
印巴和睦相处、平等相待，不仅是两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关系到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中国愿意看到印巴关系进一步走向缓和，支持一切有助于消除紧张、维护和平的努力。中国在南亚不谋求任何私利，和南亚国家发展友好合作不针对任何第三国。中国愿为促进南亚和平与发展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
摘自2005年4月11日温家宝访印时与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会谈。
中国和印度是近邻，是友邦，两国交往源远流长，两千多年来没有中断，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篇章。近代以来，中印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中相互同情、真诚互助，结下了深厚情谊。印度圣雄说过，“中印两国是共患难的朋友”。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也说过，“中国和印度是极老而又极亲爱的兄弟”。印度的柯棣华大夫为中国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的名字为我国人民所熟悉和敬仰。
55年前，新中国刚刚成立，面临重重困难。印度政府和人民及时向我们伸出友谊之手，宣布承认新中国。这是对我们的宝贵支持。中国人民铭记在心。两国建交后，中印领导人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印中人民是兄弟的口号深入人心。睦邻友好是55年中印关系的主流。1996年，中印两国确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2003年，两国总理签署《中印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标志着中印关系进入全面合作的新阶段。去年，我们共同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创立50周年，体现了中印在重大国际事务中的合作与共识。
中印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印友好相处，密切合作，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的愿望，对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影响重大。这次访问印度，是为了加深两国友谊和合作，规划两国关系未来发展前景。访问期间，经过双方共同的努力，达成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首先，我和曼莫汉？辛格总理签署了两国联合声明，宣布中印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我们共同向世界发出一个积极而明确的信号。这就是，中国和印度决定提升双方关系水平，携手面向未来。第二，我们宣布了中印《全面经贸合作五年规划》，启动中印区域贸易安排的可行性联合研究，并提出中印贸易额2008年达到200亿美元或更高的目标。第三，我们达成了解决两国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为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奠定了基础。我们重申，在边界问题最终解决之前，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不应受到影响。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外交政策。发展中印友好合作，是中国的既定政策。我们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印度一道，推进两国的交流、对话与合作。全面充实中印长期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的内涵。坚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印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关系，必将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结出更为丰硕的成果。
为庆祝中印建交55周年，我和辛格总理共同宣布，从现在起，双方将举行“中印文化月”等一系列纪念活动。今晚的文艺演出，拉开了纪念活动的序幕，也奏响了新时期中印友谊的序曲。在中印文化关系史上，从汉朝开始的中印文化交流是最早最大的一次文化交流。中国的法显、玄奘和印度的达摩的名字和中印友谊一样长存。但是今天我要说，中印超越时代的友谊之花又一次开放了。华夏天竺，兼爱尚同。愿中印两国文化更加辉煌。
摘自2005年4月11日晚温家宝出席中印建交55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
建议：
第一，积极扩大贸易合作。继续扩大双方资源性产品和钢铁、电子、有机化工、机械设备等传统产品贸易，着力拓宽贸易领域。为此，双方将消除贸易障碍，共同创造有利于贸易发展的环境。第二，加强高科技领域合作。印度在空间技术、信息技术和海洋技术等方面成就卓著，特别是软件产业在世界领先。中国在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特别在计算机硬件和通信等领域具有明显优势。双方在这些方面以及其他高科技领域的合作大有可为。第三，鼓励相互投资合作。印度有业绩良好的世界级跨国公司，中国也有一大批实力雄厚和竞争力强的企业。中国政府鼓励国内有条件、信誉好的企业到印度投资兴业，我们也欢迎印度企业家到中国去寻找商机、开拓事业。第四，开展工程承包合作。印度正大力发展公路、铁路、桥梁、港口、电站等基础设施建设。中国企业在这些领域具有明显优势，在国外合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双方在这方面开展合作潜力巨大。第五，推进多边经贸合作。中印都是《曼谷协定》的重要成员，双方在WTO的很多领域已有良好的合作。我们应推动两国进一步加强这些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实现互利共赢。
摘自温家宝2005年4月11日在中印商务合作大会上讲话。
中国和印度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各自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曾照亮了人类前进的道路。上世纪20年代初，享誉全球的印度诗哲泰戈尔先生曾游历中国，他情不自禁地说：“朋友们，我不知道什么缘故，到中国便像回到故乡一样，我始终感觉到印度是中国极其亲近的亲属，中国和印度是极老而又极亲爱的兄弟。”诗人为什么一到中国便会有如此强烈的认同感？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历史上中国和印度是相互接触时间最长、彼此影响最深的两大邻国，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曾频繁交流、相互学习、交相辉映。公元7世纪，中国唐朝的法僧玄奘到印度取经的故事，通过《西游记》这部名著在中国广泛流传，至今家喻户晓。
中印双方已经达成共识――努力建设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立这样一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性，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增进政治互信和友好合作，完全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我们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将占世界总人口1/3的人带入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宏伟事业，也意味着要破解人类发展史上从未遇到过的种种难题。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无论是化解来自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压力，还是妥善解决社会就业、城乡差别、贫富悬殊等问题，都需要我们集中精力，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尽管两国的发展道路有所不同，但前进中要解决的许多难题带有共同性，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切磋，相互借鉴，取长补短。
第二，充分发挥两国经济互补的优势，扩大经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近年来，双方经贸合作呈迅速增长势头，贸易额从2001年的36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136亿美元。但是，目前双边贸易和投资规模，同我们两个大国的经济总体规模还不相称。我们应当共同努力，使两国的经济合作尽快登上新的台阶。中印经济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我们不仅要在目前已经开展的领域扩大合作，而且还应该挖掘潜力，开拓新的合作领域。有人把中国和印度两个经济发展较快的亚洲邻国看成竞争对手，而事实并非如此。印度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教授就认为，不应该单纯地从竞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他说：“每一个国家都有各自的特色，双方都有互相借鉴的地方。只从竞争的角度看待中国和印度，是把全球性的沟通与理解的实践沦为一场赛马，事实上也不是这样。”阿马蒂亚？森教授还说：“人们应该问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和印度之间相互可以学到什么，而不是谁将会超过谁。”我非常赞赏阿马蒂亚？森教授这个见解。中印双方是友好邻邦和合作伙伴，不是对手，更不是敌手。
第三，加强两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争取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1954年，两位伟大的政治家――周恩来和尼赫鲁，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今世界，要和平、求发展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心声。但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和发展机会得不到应有的体现与保护。改变这种状况，广大发展中国家要加强团结合作，中国和印度责无旁贷。在重大的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中印两国应加强沟通、协调立场，共同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印度希望在国际事务中包括在联合国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对印方的这一愿望表示理解和支持。
第四，弘扬两国崇尚和平的优秀文化传统，促进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千百年来，我们两国的祖先都是热爱和平、追求和平的。在中国，从孔夫子的“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到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主张“大同世界”，到新中国奉行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体现了这种文化传统。在印度，从先哲的“梵我合一”，到圣雄甘地奉行的非暴力主义，到印度独立后坚持的不结盟政策，也体现了这种文化传统。当今世界并不安宁，强权政治依然存在，恐怖主义四处横行，武器扩散、毒品泛滥、跨国犯罪、生态恶化特别是艾滋病蔓延等，严重威胁着人类。在这种国际背景下，中国和印度带头继承与弘扬东方文化的优良传统，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因此，和睦的关系，和谐的社会，和平的环境，是人民安居乐业和民族兴旺发达的可靠保障。
总之，建设中印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需要我们双方采取更加理性而务实的态度，增进彼此信任，加强互相沟通，注重解决实际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历代领导人都高度重视并致力于发展中印友好合作。我这次访问，也就是为增进友谊和扩大合作而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曾经说过，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只有中国和印度都发展起来，才会有真正的亚洲世纪。中国希望看到一个和平繁荣的印度。同样，一个和平与繁荣的中国也符合印度的利益。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中印两国青年交往源远流长，谱写了无数壮丽的诗篇。20世纪40年代，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最艰难的时刻，印度先进青年柯棣华大夫远渡重洋，投身中国人民的救亡事业，救死扶伤，最后长眠在中华大地。正如印度人民的真诚朋友宋庆龄女士在纪念柯棣华大夫时所说：“他生前是为未来而奋斗，未来也将因此赋予他较现在更崇高的光荣。”面对中印友好合作新发展的历史时刻，希望中印青年站在时代的前列，手牵手，肩并肩，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21世纪。
摘自2005年4月12日温家宝在印度理工大学（德里）演讲摘要。见2005年4月12日、13日《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