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才在年轻时就具有超凡的才干和韬略。领导者能够慧眼识才，并大胆任用，体现出领导者在用人上的策略和水平。
在我国古代能招贤纳士、举贤任人的政治家中，有许多都善于发掘人才、起用新人。如孙权能使周瑜、鲁肃、吕蒙、陆逊等人在年轻时就得以重用；司马懿注重年轻人才的选择，使钟会、邓艾终为自己所用，建功立业。毛泽东十分重视学习古代优秀政治家、尤其是擅长用人的政治家们的宝贵经验，为我所用。他对于举贤任能、起用新人这一点也十分赞同。
因此，毛泽东对年轻人一直是重其贤才、轻其资历，对举荐的新人能大胆任用。
还在革命斗争的早期，红军在打了胜仗之后，常将白军伤兵和俘虏集中起来进行管理。1928年2月，红军在茅坪宣布了医治白军伤兵和优待俘虏的政策，当时负责看管这些人的是陈士榘所在的教导队。
一日，在陈士榘当班时，忽然听到俘虏中有人唱起了《国际歌》。陈士榘心中纳闷国民党的士兵怎么会唱共产党的歌呢？经过调查之后，终于知道唱歌的人叫谭甫仁，是广东梅县人，还曾参加过彭湃领导的第二次东江起义。经过反复证实之后，陈士榘将这个情况汇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显得十分高兴，说：“这是一棵红色的苗子哩，现在该让他归队了。”然后又对陈士榘说：“你推荐了一棵好苗子。”这样，谭甫仁就成为了红军教导队的学员，不久后当上了教导队的文书。
谭甫仁这棵红色的苗子，经陈士榘向毛泽东推荐后，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得到了历练，在毛泽东的思想指引和教导下，逐步成长，为中国革命和我国的军队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解放后被授予中将军衔。
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是看到了谭政在思想政治工作上的潜质，尤其是在其给自己担任秘书以后，组织意识、思想觉悟都有了很大提高。于是，便决定让谭政去负责检查整顿永新县城红31团的纪律问题。而从此使谭政走上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道路。还有20多岁的吴亮平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同样20多岁的艾思奇任中央文委秘书长，使这些马克思主义的翻译家哲学家充分展示了他们的才华。
艾思奇通常被称为马列主义哲学家，是中国共产党著名的理论家之一。他是云南腾冲人，早年留学日本，于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以《大众哲学》一书而一举成名。
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本是学自然科学的，在福冈高等工业学校采矿专业读书，但他却深深的爱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这才是救国救民的真理。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挑起了九一八事变，他义愤填膺，毅然弃学回国。次年在上海泉漳中学任教。并参加了上海反帝大同盟。1933年在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正路》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哲学论文《抽象作用与辩证法》，显示了他较深的理论功底，引起了“社会科学联盟”中共领导人的重视，被吸收加入“社联”。从此，艾思奇便走上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道路，以后逐渐成为一名中国哲学界的著名人士。
在艾思奇来延安之前，毛泽东就已读过他写的《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等书，并特意写了《艾著﹤哲学与生活﹥摘录》一文，实际上就是毛泽东读了《哲学与生活》后所作的读书笔记。在毛泽东看来，艾思奇的这两本哲学著作既通俗，又很有价值。
当时延安的各种书籍远没有北平、上海、西安等大城市多，而毛泽东又很希望通过读艾思奇等人的书来提高延安干部的政治文化水平。那时，叶剑英正代表中共在西安搞统一战线工作，刘鼎则在红军与东北军之间做联络工作。于是，毛泽东就在1936年10月22日给叶剑英、刘鼎两人写了一封信，希望他们能在西安为延安买一批书，其中便提到艾思奇的书，他在信中说：
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大约共买十种至十五种，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堤的《街头讲话》之类）……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
那时延安的经济相当困难，但毛泽东还是托叶剑英等买艾思奇等人的书，可见其对艾思奇哲学著作的重视。
1937年10月，当艾思奇随周扬等人从上海来到延安时，毛泽东非常高兴，禁不住说道：“噢，搞《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来了！”
这时，艾思奇仅有27岁。
为了能充分发挥这位哲学研究的青年才俊的智慧和研究热情，能够使他在延安这块革命圣地继续发展成熟，毛泽东对艾思奇表现出了格外的敬重和信赖。
首先是在哲学研究上。艾思奇的哲学著作是对毛泽东自身马克思主义观念的成熟和全面形成有过一些启发的。两人也在共同研读哲学书籍、探讨哲学问题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艾思奇刚到延安不久，即1937年底，毛泽东就写了封信给他，随信还附寄了一份《艾著﹤哲学与生活﹥摘录》，信上说：
思奇同志：
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
除学术上两人的切磋和相互学习外，毛泽东还通过组织“新哲学学会”及哲学小组等形式来活跃学术氛围。同时，为了配合当时中央各机关学习小组的学习，艾思奇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还主编了《哲学选辑》一书。毛泽东见了此书，共批读了三遍，分别用黑铅笔、毛笔和红蓝铅笔批划，写了3300多字的批注，其中主要又都集中在艾思奇所写的《研究提纲》部分，竟占去全书批注文字的三分之二。
毛泽东对当时正在苏联学习的毛岸英、毛岸青的学习十分关心，有时还托在西安工作的林伯渠寄书给他俩和他们的同学。这些书多为文学、历史、哲学类的，其中就有艾思奇写的《大众哲学》。
其次，在社会工作上也给艾思奇创造学习的机会。1937年到达延安后，艾思奇历任抗日军政大学主任教员，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中央文委秘书长、《解放日报》总编辑。
毛泽东还打破传统用人模式，大胆起用新手，使人才的各方面才能得以充分发挥。
毛泽东曾说过“海军司令晕船，空军司令晕飞机，这就是我的干部政策”。在任命刘亚楼、萧劲光两位将军担任空军和海军司令的事情上，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不拘一格用人才，重贤轻历，大胆任人的用人艺术。
在现代社会中，各个部门往往存在着一定的论资排辈的现象。在封闭、陈旧的现代管理体制之中，许多年轻人即使是才华横溢、能力出众，但仍然需要按部就班，一个级别、一个职位的往上爬，等到自己能够大展拳脚、施展才华时又因为新的制约因素或其他客观条件的影响，终不得用。领导者对这些人才也总是心存戒心，甚至设法压制，师不能不如生，领导不能不如下属，领导者个人的领导水平和素养有时也会阻碍年轻人才的培养和任用。因此，为了能够发挥年轻人才的创业激情，充分施展他们的才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潜力，除了应建立灵活创新的干部任用机制外，领导者自身还应提高素质，端正人才任用观念，对年轻人才大胆信任，精心指导，给年轻人才创造更多促其发展、成熟的机会和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