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3月，毛泽东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期间接见了王国藩。《人民日报》在显要位置发表了毛泽东与王国藩亲切握手的照片。
1962年10月26日，建明公社集会庆祝创办初级社以来的巨大成就。十年前建立初级社的时候，只有“三条驴腿”；这时拥有5辆卡车，1台拖拉机，67头大牲畜，60多户盖了新房，320多人达到中小学文化水平。
开庆祝会的那天，西铺村是一派节日景象。家家户户贴对联，大街小巷干干净净；街头搭起了松枝牌楼，人们穿上了新衣。当年带头办初级社因而被人讥笑的23户“穷棒子”和其他2000多名社员一起敲锣打鼓地来到会场。10年前在外乡讨饭、衣不遮体的孤儿戴存，穿着蓝制服、新胶鞋和抱着孩子的爱人一起，欢欢喜喜地参加了大会。80岁的老汉贺连弟，尽管腿脚不大利落，也让孙子搀着参加了大会。
主席台上悬挂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会场旁边，人们把一头毛驴围了个风雨不透。这头驴，就是10年前初级社刚建立时全社只有“三条驴腿”的那头毛驴。和毛驴一起陈列的，是建明公社现在拥有的5辆大汽车、1台拖拉机和几匹高头大马。此外，会上陈列的许多图表生动地说明西铺大队10年来取得的成就。一张“十年逐步增产表”告诉人们：今年这里虽然遭到严重的旱灾和涝灾，平均亩产仍比1957年高级社时期还多。为什么受灾也能丰收？表上的回答是“条件变了”。原来的山坡沙薄地现在有80%变成了肥沃的良田，还有200多亩变成了“旱涝保收”的水浇地；林木由10年前的550亩增加到2955亩；果树由6000棵增加到1.2万棵；大牲畜增加到了67头；1辆铁轮车变成了6辆胶皮车和十几辆铁轮车。全村社员生活比10年前有了显著的提高，70%的农户都有存粮，并有60多户住上了新房；原来全村识字的人很少，现在相当于小学和中学文化水平的社员就有320多人。
1966年4月底，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陪同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谢胡、卡博访问遵化县沙石峪和西铺大队。
谢胡说：“从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的伟大思想已化为社会主义的物质力量。我们作为同志，从心里热爱你们。”
卡博说：“不管谁听了你们的介绍，都会感到鼓舞。我们祝你们继续努力，实现毛泽东同志为你们提出的任务，争取更大的成就！”
西铺大队用小米粥、玉米面饼、老豆腐等家常饭菜招待了谢胡等客人。王国藩、王生、王荣陪着中阿两国领导人，在一张桌上用餐。
饭后，周恩来和谢胡等人到王生家去作客，并且参观了他在过去住的茅棚和新盖的砖瓦房。王生说，他们要把这顶茅棚留下，要让后代永远不忘记旧社会的苦日子。周恩来和谢胡称赞了这位老贫农的安排，说他这样做得对，并且和王生一家人在新房前合影留念。
1968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以“‘穷棒子社’贫下中农心向毛主席”为题，报道了西铺大队的模范事迹，其中“卖磨退钱的故事”后来一度被有的省份选入中学语文课本。故事说的是，西铺大队有台多余的旧钢磨，西庄大队用300元钱买去了，王国藩首先领着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和《纪念白求恩》两篇著作。他对大家说：“我们为贫下中农掌权，事事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处处要体现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风格。”同志们很同意王国藩的意见，一致决定：按折旧计算，除了添置配件的费用，退还给西庄大队124元钱。
1969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西铺大队党支部在毛主席建党路线的光辉思想指引下继续革命，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1971年9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记者采写的《“穷棒子”精神永放光芒——遵化建明公社西铺大队向农业机械化进军的事迹》。
1975年，《穷棒子之乡斗争史》出版，《人民日报》发表读者评论，说该书是“中国农村两条路线斗争的缩影”。“‘穷棒子’之乡的斗争史，是劳动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闹革命求解放的历史，也是我国农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历史。它是一幅中国农村两条路线斗争的缩影，不仅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且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
1980年7月10日，根据唐山地委的决定，中共遵化县委召开全县广播大会，为一起案件彻底平反。这年7月23日的《人民日报》报道说：“十年动乱期间，河北省遵化县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前县委主要负责人凌驾于党委之上，实行‘家长制’，大搞‘一言堂’，违反党纪国法，造成了不少冤案错案。”
1988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该报记者徐建中的《重访西铺》。文章写道：
二十多年前，我曾采访过靠“三条驴腿”起家的“穷棒子社”——河北省遵化县西铺村。龙年金秋之际，我与几位同行又来到燕山脚下，重访赫赫有名的西铺村。
……?
三十多年过去了，其间西铺几经起伏，现在是什么样呢？
在村主任范竹林家，主人摘来自家种的香蕉、苹果和葡萄招待我们。45岁的范竹林，新盖了两间大瓦房，购置了沙发、大衣柜、彩电、冰箱、收录机和落地扇。看得出，这家日子挺红火。他家承包了5亩地，每年可收700公斤小麦、1300公斤玉米和200公斤黄豆。老伴一年还能交售4口肥猪。
村支部书记曲信介绍说：现在，我们西铺人的思想观念已经转变了。过去，我们似乎只懂抓阶级斗争，认“以粮为纲”一个理儿。这些年，我们也搞了土地和果园承包，积极搞多种经营，家家户户都见了实惠。1979年，全村人均收入才145元，现在，人均收入差不多有一千元了。
37岁的曲信上过高中，是西铺村的新一代。在参观村南面山坡上的电线厂时，他说，西铺人已从单一的种粮模式中走了出来，先后办起了电线厂、蜡线厂、编织厂、织布厂和运输队，还有畜牧、屠宰、开矿、水泥、木器、饮食等专业户。现在，全村有80%的劳力走进乡镇企业，还从外村招工三百多人。企业每年能给农民带来大笔的收入。
当年“穷棒子社”中有个孤儿叫戴存，现在他靠自己的烧菜手艺，在村头开了个夫妻饭馆。他买卖公平，服务热情，一年四季生意兴隆。现在，“各显其能”的西铺人，已经使“穷棒子社”脱去了“穷”字。
年过七十的王国藩，当过中央委员、县委书记和县水利局的顾问，曾是中国大地上家喻户晓的人物。
“现在还去水利局看看吗？”我问。
“不去了。他们也不‘顾’了，我也不‘问’了。可每月送来工资。”王国藩说话还是那么风趣。
“还没买彩电呢？”我看着他这坐北朝南的三间破瓦房问。
“有台黑白9英寸的，坏了。准备买台大的黑白电视就中了。现在还是初级阶段，讲那个阔气干啥？”
王国藩还是那身打扮：一顶解放帽，一件青布衫，一条肥裆裤。他的家里也还是老样子，西屋里摆着两口老式板柜；西墙根放着一条长杨木板凳，60年代周总理和外宾在上边坐过。
王国藩告诉我们：他承包了5亩多地，每年可打1000多公斤麦子和1500公斤玉米，生活不错。党的十三大报告，把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写进了党的基本路线，这很符合我们的国情。富日子还当穷日子过，这种“穷棒子”精神在西铺没有变。他说，1983年，天津引滦工程给西铺一笔较大的征地费，大家想的不是分光吃净，而是办企业。现在乡镇企业越办越好，家底也越来越富。有了钱怎么办？西铺人均只多分60元，其他都用于扩大再生产或用在教育、水电等方面，每年用于农业生产的投资约二万多元。
采访归途，我一直在想：如果有人问我，80年代重访西铺有什么感受？我觉得，“穷棒子社”已成历史，而“穷棒子”精神仍在延续。
本书作者2005年秋天去西铺，见到了王国藩，与他交谈并为他拍照；2008年秋天再去西铺，王国藩已作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