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30年前，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中国人民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30年后的今天，在党的十七大精神的指引下，重新认识改革开放所处的历史背景，科学定位改革开放的性质，准确把握改革开放的目的，正确评价改革开放的历史地位，对于我们深刻总结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经验，不断坚定对改革开放的信念，进一步解放思想，继续把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僵化封闭和弊端百出；现代资本主义在西方主要国家呈现崭新面貌和不变本性；中国对经济落后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着艰辛探索并有不少失误和教训。改革开放，就是要走出一条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原苏联模式、更不同于自己以往失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杀出一条血路”。
一、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僵化封闭、弊端百出
总的来说，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是适应苏联革命和战争的体制。二战结束前，苏联模式在前苏联虽然存在许多缺点和不足，但优势明显；二战结束后，虽然也出现过一些亮点，但劣势已经逐渐大于优势。
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建设投资额为80亿卢布，工业总产值年递增19%，新建成的重工业工厂1500个；第二个五年计划基本建设投资额达到181亿卢布，工业总产值年递增17.1%，新建成的工厂达4500个；二战前的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共建成大型工业企业9000个；第四个五年计划基本建设投资额更是达到405亿卢布。1928年至1940年，苏联的钢铁产量从430万吨增加到1840万吨，石油产量从170万吨增加到3420万吨，煤产量从3550万吨增加到16470万吨，各种机床从1927年的1800台增加到1939年的53900台。这在那个历史时期促进了苏联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使苏联的工业总产值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在极短时期内创造了震惊世界的苏联“工业化奇迹”。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国家正陷入经济危机，生产衰退，百业凋零。苏联20世纪30年代的工业化奇迹，为后来阻止和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在战争的最后三年，苏联每年平均生产坦克、自行火炮和装甲车3万多辆，飞机近4万架，大炮近12万门，轻重机枪近45万挺，步枪300多万支，自动步枪约200万支。
二战结束后，世界进入相对和平与稳定的历史时期，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弊端很快显现出现。首先是高度集权的、僵化的、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使苏联人均收入低且增长缓慢：1950年，苏联的人均收入为339美元，美国的人均收入为1746美元，原西德为437美元；1960年，苏联的人均收入为752美元，美国为2537美元，原西德为1238美元；1970年，苏联的人均收入为1327美元，美国为4352美元，原西德为2 808美元；1975年，苏联人均收入为1978美元，美国为6345美元，原西德为6228美元；1976年，苏联人均收入不但没有增长，而且还比1975年下降了4美元。1950年，苏联人均收入是原西德人均收入的3/4左右，到1975年，苏联人均收入不足原西德人均收入的1/3。其次是体制中以封建主义为代表的弊端很快暴露出来：一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揭露和否定，暴露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这些弊端主要包括肃反扩大化，滥杀无辜，排除异己，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等等。二是苏联当时的社会状况暴露了当时“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这些弊端主要有权力过于集中，民主太少，领导干部易于脱离群众，经济上统得太死，缺乏活力，经济效益差，管理机构庞大，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严重等等。再次是对外关系中的扩张，严重地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形象，削弱了“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凝聚力和吸引力，突出表现在：先是镇压波兰、匈牙利和原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然后在与中国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中分裂“社会主义”的团结；最后在全球范围展开与美国的争夺霸权。
二、现代资本主义在西方主要国家的崭新面貌和不变本性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资本主义已经历史地产生、历史地发展了几百年，迟早要历史地灭亡。按照历史的发展规律，一个事物是不可能在它没有释放出它应该释放出的能量之前灭亡的，这种能量就是其历史先进性。列宁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出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已经完全失去了它的历史先进性，到了腐朽和垂死的阶段。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经的帝国主义们不但没有历史的灭亡，而且还“梅开二度”，再次繁荣，呈现出腐而不朽和垂而不死的历史“怪”相。
“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它的‘商品的巨大和积累’。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这些为人熟知的话可用以说明战后长时间的繁荣。其最突出的特点是惊人的生产增长……在这四分之一世纪里生产的东西，比在这之前四分之三世纪所生产的还多，比人类历史上任何可比的时候都多好几倍……以这样的速度增长，每16年产量就翻一番。如果以后也能保持这样的增长速度，人口增长率为1%，那么第一代人将大致比其父辈生活好1倍，比其祖父辈好3倍……人们不仅比他们的前辈拥有得更多，而且还有革新性的新产品。到1969年已有千百万人能够通过彩色电视机观看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50年代和60年代是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正如一位英国首相在当时所说的，人们从未生活的那么好。”
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1950年为2871亿美元，1976年增长到16781亿美元。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1952年为62170亿日元，1976年增长到1644 196亿日元。原西德国内生产总值1950年为978亿马克，1976年增长到11352亿马克。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1950年为129亿英镑，1976年增长到1209.1亿英镑。法国的国内生产总值1950年为1007亿法郎，1976年增长到16574亿法郎。
随着生产的发展，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也普遍得到提高。扣除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的因素，1970年和1949年相比，美国工人工资增长48.8%，日本工人工资增长289.7%，原西德工人工资增长242.4%，法国工人工资增长120.4%，英国工人工资增长46.1%。1977年和1970年相比，美国工人工资增长7.3%，日本工人工资增长50.7%，原西德工人工资增长27.7%，法国工人工资47.3%，英国的工人工资增长了10.8%。
恩格尔系数普遍下降。恩格尔系数是指用于食品、饮料的开支占私人最终消费支出的比率，是衡量一个国家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它的降低意味着人们在满足了食物需要之后，能在更高程度上满足其他方面的需要。据统计，美国1950年为30.3%，1960年为27.1%，1970年为23.8%，1977年为21.7%。原西德1950年为50.4%，1980年下降到27.3%。法国从1950年的42.8%下降到1979年的22%。英国从1948年的45.18%下降到1978年的34.9%。日本从1946年的66.4%下降到1980年的27.8%。
二次大战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活力，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资本主义自身的调整，二是原社会主义模式中存在的封建主义残余对资本主义的反衬。资本主义自身的调整，主要表现为这样几种形式：一是大力推动新技术革命，二是发展国有经济，三是加强宏观调控，四是增大反垄断力度，五是推行“企业民主管理”，六是实行普遍的福利政策。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活力，除了他们自身的调整外，原社会主义模式中存在的封建主义残余的反衬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先进与落后总是相对的，只有更好，没有最好。资本主义是优于封建主义的社会形态和管理方式，社会主义是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和管理方式。原社会主义模式中存在的封建主义残余，不但不能优于资本主义，而且还明显地落后于资本主义。更为严重的是，不少封建主义残余却常常以社会主义的面貌出现。结果，不但没有使真正的封建主义脱胎换骨成社会主义，而且使封建主义败坏了社会主义，使本该战胜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失去了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为资本主义的“梅开二度”创造了必要的历史条件。
现代资本主义固然还在发展，但这种发展是有条件的，也是有限度的。这是因为，现代资本主义在发展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时，始终具有它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那种自我破坏、自我限制和自我否定的消极腐败本性。这种本性在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内，不可能得到根本克服，它决定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这就是现代资本主义虽面貌崭新，但仍本性难改的道理。
三、中国对经济落后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和经验教训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原因，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上借鉴或者说照搬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前，革命和阶级斗争在这一时期占有重要地位，从苏联借鉴过来的体制发展了它的固有优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这一时期的成绩巨大。为了抬高自己、贬低斯大林，赫鲁晓夫，从1956年开始自揭“家丑”，在暴露苏联模式和斯大林诸多“黑暗”的同时，也给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抹了不少黑。毛泽东在苏联模式问题暴露后，为了避免苏联模式的弊端，决心走有别于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在1956年4月25日的《论十大关系》中说：“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但是，我们工作中还有些问题需要谈一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吗？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改革开放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历经艰辛探索，尽管也取得了不少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成就，但最终却因为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为代表的一系列路线、方针和政策，不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而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长期难以得到改善。经济建设实行“大跃进”，政治建设进行“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晚年探索有别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两大重要举措。实践证明，这两大举措都不成功，实际上是在继苏联之后又一次在国内外进一步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形象和声誉，同时却又加剧了与苏联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在世界范围的分裂。尽管导致这场矛盾及其分裂的主要责任在苏联，但发生在中国的“大跃进”却为苏联制造这场矛盾和分裂，提供了借口和理由。“大跃进”严重地突破了苏联的经济建设模式，导致苏联以“大跃进”不尊重经济规律、不尊重他们派在中国各条战线、各个地区的各类经济专家为由，撕毁合同，撤回专家。苏联不顾信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是中苏关系破裂的标志，是世界范围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分裂的导火线。“文化大革命”加深了当时中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使本来就十分复杂的中苏关系的缓和与和解成为不可能。这不论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是对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运动来说，都是一场不可估量和难以弥补的灾难。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必须探索出一条既有别于资本主义又有别于苏联模式、当然更有别于改革开放前的“文化大革命”符合中国实际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综上所述，像中国这样一个东方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既不能简单照抄马列本本，也不能简单照搬别国模式；既不能走老路，也不能走邪路。而只能通过改革开放，结合中国国情，灵活运用科学社会主义原理，闯出一条新路。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