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西夏文书传递制度初探
西夏国是中国历史长河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中古时期以党项羌族为主体的封建王朝。它雄踞西北，曾先后和与宋、辽、金三个朝代相抗衡。西夏立国如果从1038年景宗元昊正式称帝建国算起，到1227年末主南平王力屈投降蒙古为止，长达190年。在西夏建国初期，就已有了比较完备的典章制度，其中文书传递制度化、规范化是西夏文书工作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文书传递制度之严格，为西夏的兴盛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我们根据手中一鳞半爪的史料，对这一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文书传递分缓急两种
西夏时期的文书传递与宋朝相比有相似之处，分为缓急两种，并且各有要求。比如西夏《天盛律令》卷十三对缓急两种情况分别给予严格界定：“边中，京师诸处派人，二三共职执敕符者，事非急，眼心所及，则勿皆执符，最大一人当执之。其中职事多，眼心未至，则当依时节奏报实行。”对限时送达的特急文书的传递，更是规定严格，“执火急符，有期限时，昼夜全不过，其间误自一时至三时八杖，误自四时至六时十杖自七时至十时十三杖，自十一时以上误全日论。”这就说明遇有火急文书时，不分白天黑夜限时送到，不得有误。还特别强调，如果是具有军事机密的火急文书，必须在规定期限送达，否则，依延误时间长短不同而论罪：“误一日徒一年，误二日徒三年，误三日徒五年，误四日徒十年，误自五日以上者，一律当绞杀。”《天盛律令》对其他文书传递的期限规定也很具体、详细、严格，如：“十恶中，判逃以上三种事以下，及边地、畿内事有所奏告，又安排发笨工，催促种种物，依法派执符，在期限上不到来，延误者，自一日至三日徒三个月……自四十日以上一律无期徒刑。”还明确规定了文书传递期限要根据路途的远近来适当计量，不能臆想定夺。如：“派执符有期限者，派遣者当计地程远近，以为期限。”尤其指出文书人员传递皇帝恩诏时，必须限期送到。如果违反规定，要依法严惩：“不许所遣持恩诏者懈怠，限期内不至。若违律，误一二日徒一年，误三四日徒二年，误五日徒三年，五日以上一律徒六年。若恩诏已至所属司内，依恩施行已毕，藏置局分人处，有名亡失者时，徒一年。”以上分不同情况，对文书传递期限作了明确界定，这在当时保证文书的顺利传递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也提高了办文办事的效率。
二、保证文书顺利传递的一些措施
为了保证文书顺利传递，对文书传递人员在沿途中所遇事项规定了详细明确的制度。
1.文书人员在传递文书途中，沿途之人不准辱骂、殴打文书人员，并且自觉自愿地提供文书人员所需乘骑；如果有违，依法当绞杀。
2.沿途之人遇到文书人员，不但不提供乘骑，反而逃走，或者说提供了乘骑，却殴打了文书人员，或者没有殴打但他不提供乘骑的，一律依法处以有期徒刑十二年；或由文书人员的随从去借乘骑，如不提供乘骑反而殴打随从，这样的情况也要处以有期徒刑四年；或提供了乘骑，但打了随从以及没有殴打但不提供乘骑而逃走者，一律处以有期徒刑二年。
3.文书人员所骑牲畜为民用私畜和宦家所属的牧场畜，“不许差用一种官马”。如果附近既无私畜，也无牧场畜，“则允许捕骑官马”。如果违反这一规定，依法处以有期徒刑二年。
4.文书人员传递途中因病或不小心堕马而受伤，“勿以误期论”；如果因私事而导致误期，但为了逃避受刑而欺骗所司，一经查明，依然以误期论。
5.文书人员传递文书中无理取用民用畜物者，依据法律以枉法贪赃罪判处。
6.文书人员因私事出行却杀了乘骑，这时文书人员不但应照价赔偿乘骑，而且误期还要追究法律责任。
7.文书人员途中因需要而借用牲畜时，应对人有礼貌，不能轻易与途中诸人争斗殴打。如果违反规定，应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如果文书人员先动手打人，应按“执符畜而殴打法判断”。
8.文书人员“执符、铁箭出使处”，由于路途崎岖不平，无意使“符、铁箭折损，失留书、锁舌、捕畜头字等时”，依法“有官罚马一，人十三杖”。若果真大意，丢失文书，依法当“绞杀”。其他因不同情况而给予不同的处罚。还有文书人员无理与其他人员争斗殴打，致使符、铁箭折损而延误时机，这时依法将双方都处以有期徒刑二年。
9.文书人员传递文书时，不允许将文书藏于怀中。如果违反此规定，导致文书揉皱折叠，依法处以“有官罚马一，人十三杖”；如果文书人员不吸取教训，仍然折叠文书，将依法处以有期徒刑一年。
10.文书人员如果仗着是衙门里的“官”，欺负他人，并与他人争斗，被他人所杀或杀他人者，依照西夏法律“一律绞杀”。除统军之外，其他文书人员不许喝酒，如果违反，当依法判处“有官罚马一，人十三杖”。另外还规定，文书人员不准受贿，一旦受贿，依法从重处罚，“受贿者，与贪赃枉法罪比较，从重者判断”。
总之，西夏时期的文书传递制度为巩固西夏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加速文书运转，提高办事效率，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其中有个别的条文还值得我们今天很好地借鉴。
（原载《秘书》1997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