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改变了中国，震惊了世界。武昌起义时，张之洞已去世两年。
这次起义是由革命党发动的，不过，发动起义的革命党人，大多数还有另一个身份——湖北新军，而这支湖北新军，正是由张之洞一手编练的。张之洞编练新军，强调的是忠君爱国、自强御侮，他要通过新军维护大清朝的统治、维护忠君爱国的儒家价值观。为此，张之洞耗费不少：新军的教官很多都是西方军事强国的军官，训练方式也是西式的，装备更是清一色西式装备，这些装备甚至可以和一些西方国家一较高低。当时，整个湖北新军有16000多人，是仅次于北洋新军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谁曾想，这支新军居然成了大清朝的掘墓人之一。
武昌起义后，清廷迅速派兵镇压。当时，起义军所占领的也只是武汉三镇，范围非常有限；另外，起义军没有外部的援助，可以说是困守孤城。形势对起义军极为不利。可是，起义军却稳稳地守住了武汉。究其原因，还是与张之洞有关。张之洞在武汉建立了大量的现代企业，其中有著名的汉阳兵工厂和汉阳铁厂。兵工厂产枪产炮产弹药，铁厂则供应钢铁原料。起义军守着这样的工厂，即使只有武汉三镇，他们的军火也是用之不竭，战斗也就没有后顾之忧。正是拜张之洞所赐，起义军拥有强大和充足的火力同清军作战。
当时编练新军的还有袁世凯，而且袁世凯的新军规模要比张之洞的大。那么为什么起义的是张之洞的新军而不是袁世凯的新军呢？这其中的原因自然不少，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张之洞的新军文化素质更高，更容易接受新思想。1906年，张之洞的新军和袁世凯的新军曾经举行过演习，当时对他们的评价是：北洋新军“以勇气胜”，湖北新军“以学问胜”。换言之，湖北新军的文化素质高于北洋新军。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张之洞在为湖北新军招募士兵时，曾要求新军的士兵必须半数以上要识字，而当时中国的文盲率在90%以上。高文盲率也正是革命思想难以在普通民众中传播的一大原因。张之洞的新军文化程度高，革命思想传播得自然广泛。到武昌起义时，驻守武昌的新军（另一部分湖北新军入四川镇压“保路运动”）中，有百分之八十都支持起义。此外，张之洞在湖北主政期间，大力发展湖北的教育事业，创办了大量新式学堂。他的本意是培养具有现代知识的技术人才，不过，这些学校在给学生带来新知识的同时，也冲击着他们的旧观念，革命的思想逐渐萌发。或许，湖北新军的革命思想，不少都是张之洞无意间带出来的。后来，孙中山在视察武汉时称张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
虽然，张之洞的作为对武昌起义有着许多客观的推动作用，可事实上他自己对革命和起义是极端反感的。早年，他曾参与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后来又在武汉镇压唐才常（1867—1900）等革命党人的起义，并下令杀害唐才常。即使对于康有为等改良派，他也持批评态度。就今天的视角来看，他的作为固然反动，但是，就他当时的身份和心理而言，他的行为完全在情理之中。他是满清的重臣，维护满清的统治是他的职责所在，起义、革命、改革，都是要毁掉他一心想要维护的政权，他出来镇压革命，也是常理。
然而，命运就是这么不可揣测，张之洞一心要维护朝廷、坚守儒家价值，可最终，他的努力竟给了朝廷和儒家价值极为沉重的一击。他要做忠臣，结果却成了满清的罪臣。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在客观上，却能让他成为民族的功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