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片布满死者尸体的开阔地上,几个瓦剌兵从草丛中拉起一个身着黄色铠甲的俘虏,送到帐中,一看,他竟是当今大明皇帝朱祁镇。堂堂的大明天子,是怎样成为阶下囚的呢?
大宦官王振
王振,山西蔚州(今河北蔚县)人。明宣宗在位时净身入宫,当了宦官。他机敏过人,深得皇上宠信,派他照料太子朱祁镇的生活起居。这位太子,就是后来的明英宗。
英宗九岁即位。在小皇帝眼里,王振好比是自己的严父慈母,离开他的庇护,就没有了主心骨。朱祁镇长大后,这种依赖心理还是没有改变。国家大事常常先同王振商量,得到他的首肯才能实施。这样,王振便逐渐掌握了大权,开明代宦官专权之先河。
英宗的祖母太皇太后张氏,很有远见。她看到王振不安本分,妄议朝政,恐贻后患,便想趁自己健在之时除掉这条祸根。无奈英宗苦苦哀求,张太后看在孙子面上,才留他一条性命,但“约法三章”,不准他干预朝政。
由于英宗的纵容,王振反而恣意妄为。他一面花言巧语,尽力讨好皇上,一面玩弄卑劣手段,曲意结好宫中权贵,形成一个以他为中心的阉宦政治集团。
一些寡廉鲜耻的朝廷大臣,见他权势显赫,气焰逼人,也都投上名帖,带上礼物,拜倒在他的门下。工部郎中王佑,生得面目清秀,身材匀称,可就是不长胡子。一天,王佑前往拜谒,王振摸着自己光秃秃的下巴问他:“王郎中人品出众,却为何不长胡须?”
王佑恭恭敬敬地回答说:“这东西连老爹都没有,儿子岂敢独占?”
他的无耻行径传了出去,虽然遭到时人的讥笑和唾骂,王振却假传圣旨,将他擢升为工部侍郎。
元朝灭亡后,留居内地的蒙古族人大多继续与汉族人杂居共处,从事农商活动。日子久了,族与族之间的界限便消失了。散居在北方草原的蒙古族,依旧过着游牧生活,并分裂成许多部落,他们大多是逃到塞外草原的元蒙贵族复辟势力。明成祖用了十多年的时间,五次北征,才击败了蒙元贵族的复辟势力。到了明朝中期,过着半游牧生活的瓦剌部势力日强,首领脱欢和他的儿子也太皇太后去世后,王振更加为所欲为。侍讲刘球,因反对他妄动兵戈远征云南,被关进监狱,不待审讯,他便派遣死党、锦衣卫指挥马顺,潜入狱中将其杀害。国子监祭酒李时勉性情刚直,不阿权贵,平时极少和他交往。
一次,王振到国子监参观,李时勉以一般礼节相见,他为此记恨在心,总想找个碴儿整治他。几个月后,有人向他报告,李时勉将国子监院中一棵大树的旁枝砍掉,说是便于诸生列队习礼。王振一听,喜上眉梢,认为整治李时勉的时机到了。他以“私伐官树”的罪名,将李时勉披枷戴锁,置于国子监门前示众。三天三夜,茶饭不给,李时勉几乎丢了性命。
当时的朝廷,已经成了王氏的私人衙门。至于皇帝,则是他和他的同党们手中的玩偶。
冒险的亲征
先曾一度统一鞑靼和兀良哈,向南扩张势力。
当时英宗年幼,不能独立行政,朝廷大权旁落到了王振手里。蒙古瓦剌贵族不断侵扰明朝边境,并以进贡名马为由,到内地刺探军情。王振从瓦剌的贡品中捞到很多好处,北方边务因而松弛。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春,瓦剌部首领也先又派出两千多人到北京贡马。
王振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一反常情,压低赏金。也先得到报告,以污辱“贡使”为名,于七月分兵四路进攻。明军先后在猫儿庄(今山西大同北)、阳和(今山西阳高)等地打了败仗。
边报送到北京,朝廷派驸马都尉井源等人,统领4万大军出塞御敌。
急于树威朝廷、建功立业的王振,这时却突发奇想。
他小看敌人的力量,以为只要御驾亲征,就可旗开得胜收复蔚州。到时候,皇上凯奏还都时,顺便到他的家乡蔚州走走,可以使自己风光风光。于是,他力劝皇帝御驾亲征。当时兵部尚书邝(yě)、兵部侍郎于谦等人,都不主张英宗亲征。但英宗在王振的怂恿下,不听众臣劝阻,命他的弟弟(chéng)王朱祁钰驻守北京,邝随从出征,兵部事务由于谦代理。
按照皇上的诏令,准备工作只有短短两天的时间,既要调兵遣将,又要准备辎重,使得朝廷内外,乱成一团。
明英宗被俘
50万大军匆匆上路,既没有进行思想动员,又没有足够的后勤准备,甚至没有统一的作战方案;部队又是从各地仓促调集的,将帅和士卒之间门户之见很深,军令不畅,各部之间因利益冲突而发生的内讧时有发生。
大军走出居庸关,一连几天大风大雨。战士们穿着厚重的铠甲,拖着疲惫的身子,在泥泞的道路上艰难行进。
很多人病倒后便死在路旁,连尸首也无人掩埋。因此,军心动摇,厌战的情绪笼罩军营。
更为严重的是,大军还没走到大同,粮食就已经吃光,饿死病死的士兵日渐增加。看到这种情形,随征的大臣泣请英宗原地驻留,不要冒险推进。王振知道后,以扰乱军心的罪名将他们绑赴军前示众。从此,再也没人敢反对他的意见了。
瓦剌的首领也先,有勇有谋,得知明军北进的消息后,便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命令部队向后撤退。英宗进驻大同,根据王振的安排,准备继续北进。先锋井源中了敌军的埋伏,西宁侯朱瑛和武进伯朱冕受命率军驰援,又遭到也先伏击,全军覆没。消息传到大同,王振固执己见,不愿放弃冒进的决策。后来,还是镇守大同的太监郭敬看到形势危急,悄悄向他进言,陈述利害,他这才有了撤军的念头。
第二天,王振要英宗下了退兵的诏令。
撤军前,大同总兵郭登建议皇帝的车驾从紫荆关绕道南归,才能确保安全。王振就是不听。他先是想折回蔚州老家露露脸面,后来又突然改变主意,决定仍走老路。这就耽误了退兵的时间。
八月十三日中午,大军撤到离怀来城20里的土木堡一线。英宗本该进城休息,但因王振督运的100多辆辎重车还在后面,便决定在土木堡等候。
土木堡地势开阔,无险可凭。王振一意孤行,拒绝劝谏,在此扎营。一夜过后,瓦剌的追兵就赶到了这里,将几十万明军团团围住;水源也被敌军截断,明军饮水困难。两天两夜,人畜干渴,难以忍耐。也先见全歼明军的时机成熟,便令南面的部队后撤。明军不知是计,开始移动。就在这时,佯装退却的瓦剌骑兵突然从两翼冲杀过来。明军来不及抵抗,被打得人仰马翻。几十万大军土崩瓦解,一败涂地。随征的大臣,除萧帷祯、杨善等少数人逃脱外,其余全部死于乱军之中。护卫将军樊忠乘乱杀死了王振,保卫皇上,最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英宗已经吓得六神无主,东躲西藏,找不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最后,他只好听天由命,一盘腿坐在路旁的草丛中。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堂堂大明皇帝,做了瓦剌人的俘虏。历史上把这次事件叫做“土木堡之变”。
城保卫战
英宗战败被掳的消息传到京城,朝堂上痛哭流涕者有之,怨天尤人者有之,悲愤激昂者有之。他们大骂王振专权误国,毁了大明天子,至于怎样稳定当前的局势,挽狂澜于既倒,却无人拿出一个退敌的主意来。翰林侍讲徐锃(zèng)胆小怕死,竭力主张南逃;礼部尚书胡滢(yíng)慌得语无伦次,说了半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兵部侍郎于谦愤然对大家说:“大敌当前,不思为国分忧,依我看,主张南迁的人应该斩首示众!北京是我朝根本,本动枝摇,国无宁日。宋室南渡,应为前车之鉴。
当务之急,就是赶快调动兵马,安定人心,死守京城!”
他的主张,当即得到了许多大臣的赞同和支持。太后也采纳了他的意见。
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九月初六日,太后下诏,命英宗的胞弟王朱祁钰即皇帝位。他就是明史上的代宗景泰皇帝。
朱祁钰即位后,下诏抄没了王振的家产;当众宣布,被大臣们打死的王振死党、锦衣卫指挥马顺等人罪有应得,朝廷不予追究,稳定了大家的情绪。接着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总理守城军务。于谦受命后,一面整顿留守京城的部队,一面从山东、河南等地调兵增援。死气沉沉的北京城又显现出了勃勃生机,军民的抗敌热情高涨。
十月,也先见明朝另立皇帝,不肯屈服,便采纳降官喜宁太监的建议,以送回英宗为借口,攻破了紫荆关,妄想打着这张王牌,向明政府大肆勒索。哪知他的阴谋并未京得逞,新皇帝登基就是给他的一个沉重回击。也先遂带领大军南进,逼近北京城郊。
总兵石亨提出据城坚守。于谦不以为然,认为被动防守不能取胜,只有出城迎战,变被动为主动,才能最后达到彻底消灭敌军的目的。瓦剌兵临城下,气焰嚣张,如不迎头痛击,岂能鼓舞士气,以壮军心?
他调集了22万精锐部队,做好了迎战部署,只留都督王通、副都御史杨善率部分兵力担负守城任务,主要兵力全部布置在九座城门以外,严阵待敌。九门兵力,统由石亨调度。于谦又公布作战纪律,凡是不顾士卒率先退却的将领,就地正法;士卒不听将令,擅自逃离战场的,后队斩其前队。他还以“忠义”晓谕全军,激发将士守土卫国的热情。
十月上旬,明军在彰义门外首战告捷,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也先知道明军做好了守城准备,料难攻下,便以英宗为诱饵,愿与明军议和,妄图勒索财物,见机行事。
于谦看出了敌人的奸计,严词拒绝。瓦剌军又先后向德胜门、西直门等处进攻,都遭到了失败。
冬天已经来临,城头滴水成冰,也先知道攻城的计划已难以实现:逗留日久,不仅粮草供应不上,明军一旦集结,就有遭到围歼的危险。他开始考虑后路,先派5万人马进攻居庸关。守将罗通见敌军蜂拥而来,便命士兵用水浇灌城墙。夜里寒风凛冽,城墙结冰,又光又滑,敌军无法攀登。也先又获悉明军各路人马即将赶到,于是挟持英宗向良乡(今北京市房山东)方向撤退。于谦探知敌军动向,即令神机营组织火炮,猛烈轰击,毙敌1万余人。瓦剌军乱作一团,四散溃逃。明军分道追歼。仅在霸州(今河北霸州)一地,就俘敌将领近50人,夺回被掳掠的各族群众不下1万,还有辎重、骡马以及其他军用物资无数。
也先带领残兵败将,逃回塞北。
后来,瓦剌内部发生权力斗争,暂时放弃了南侵计划;还把英宗送回北京,缓和与明朝的紧张关系。
景泰八年(公元1457年)二月,总兵官石亨、副都御史徐锃和太监曹吉祥等,趁景泰帝病危,密谋拥立英宗复位,史称“夺门之变”。
在英宗复辟的过程中,于谦惨遭石亨、徐锃等人杀害。
于谦冤死,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深切同情。他遇害时,京郊妇女无不涕泣。在保卫北京中屡立战功的副总兵范广,也被石亨等说成是于谦一党而被杀害。后来,京师一带流传民谣说:“京都老米贵,哪得饭(范)广;鹭鸶水上专,哪得鱼(于谦)。”表现了人民群众对抗战爱国勇士的深切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