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更始
〖一〗
为名而有所推奉者，其志不坚；人为名而尊己者，其立不固；项梁之立怀王，新市、平林之立更始是已。天下愤楚之亡而望刘氏之再兴，人之同情也，而非项梁与张卬、王凤、朱鲔之情也。怀王、更始不思其反，受其推戴而尸乎其位，名岂足以终系天下而戢桀骜者私利之心乎？怀王任宋义、抑项羽，而祸发于项氏；更始终恃诸将、而无与捍赤眉之锋。徇不坚之志，立不固之基，疑之信之，无往而非召祸之门。
呜呼！其危也，非一旦一夕之故也。而士之处斯世也难矣！彼以名而立君，而我弗事焉，则世且责我以名义；顺而与之，则今日之输忱，且为他日党贼之地。荀彧所以退不保其身，进不全其节也。嬴氏之暴，楚之亡，莽之篡，汉之中绝，苟有心者，孰不愤焉？而斟酌于从违，在间不容发之顷，一往之志，义未审而仆其生平。无他，不揣其实而为名所动也。慎之哉！
〖二〗
力均则度义，义均则度德；力可恃也，义可恃也，至于德而非可以自恃矣。伯升果有天下之志，与更始力相上下而义相匹，则以德相胜，而天下恶能去已？诸将之欲立更始，无亦姑听之而待其自獘。如其不弊，则天且授之，人且归之，而恶能与争？如其獘，则姑顺诸将之欲，自全于祸福之外，遵养以待时。故高帝受巴、蜀、汉中之封，而待三秦之怨、三齐之反以屈项羽，而羽终屈。伯升不知出此，婞婞然与张卬、朱鲔争，夫天下之大宝，岂有可自争而自得者乎？其见害于诸将也，不揆而犯难也。李轶且扼腕而思害焉，况他人乎？
〖三〗
王莽既诛，更始定都雒阳，赤眉帅樊崇将渠帅二十余人入见，安危存亡之大机也，于此失之，而更始之亡决矣。定天下之纷乱者，规模有可素定而未可全定也。莽之未诛，汉之力全注于莽；莽平，群盗方兴而未戢，固其所不豫谋者。一旦而莽诛矣，释其重忧而相庆以大定，猝然授以赤眉而不容其踌蹰以审处，豫谋所不及矣。莽未诛，赤眉者，莽之赤眉也；莽已诛，赤眉者，汉之赤眉也。以新造之邦，代莽而受赤眉之巨难，周章失措而不知所裁；及其算失事败，而后知前此之疏。当其时，气乍盈而易弛，机至速而难留，善已乱者，俄顷定之而永靖，将谓其有不测之智勇，而不知非然也。神不偏注于所重，而固有余力以待变也。故撄大敌，举大事，谋大功，敛精专气以求成者之非难；而大敌已灭，大事已决，大功已就，正天人交相责，而艰难萃于一人之身，此则中材以下者所不及谋，而大有为者立不拔之基，以应万变之迁流，权不可设而道则不穷也。
更始君臣，恶足以及此哉！其遣使谕降赤眉也，亦忧其不降耳；不知不降之不足忧，而降之之忧更大。然则无前定之道，无抑姑置赤眉而急自治；未能如圣哲之坐制于俄顷也，则无如缓之以俟其定。将天自有不测之吉凶，人自有猝然之离合，可降也而后降之，可讨也而后讨之，夫亦可谓因天乘时而顺俟天命矣。其始也，无余力以待之；其继也，又弗能姑置焉；更始之亡，所以决于樊崇之入见也。
〖四〗
光武之拒更始，与昭烈之逐刘璋，一也；论者苛求昭烈，而舍光武，失其平矣。刘焉之于昭烈，分不相临，光武则固受更始大司马之命矣。更始起于汉室已亡之后，人戴之以嗣汉之宗社；刘焉当献帝之世，坐视宗邦之陵夷，方且据土而自尊。则焉父子有可逐之罪，而更始无之。如曰更始不能安位而存汉，则璋之弱，又岂足以保三巴而不授之曹操乎？然则以忠信坚贞之义相责，而昭烈有辞，光武无辞矣。
乃光武之不与篡逆同罚也，则固有说。更始之立，非光武兄弟之志也；张卬、朱鲔动摇人心而不能遏，则奉更始而君之，受其鈇钺之赐，皆出于弗获已，而姑以自全。君臣之义，生于人心者也。天下方乱，君臣未定，无适主之分义，同兴讨贼之师，势均德齐而志不属。故更始不任为光武之君，拒之而心固不疚。义非外也，信诸心者，无大疚焉斯可矣。唯然，则光武可逸不忠之罚，昭烈可释不信之咎，皆非可执一切之信义以相纠者也，而于昭烈乎何诛？
〖五〗
更始不足以有为，史极言之，抑有溢恶之辞。欲矜光武之盛而揜其自立之非，故不穷更始之恶，则疑光武之有惭德也。乃若更始之亡也，则舍雒阳而西都长安也。当是时，赤眉在濮阳，城头子路、力子都在河、济间，力子都，后汉书任光传作刁子都。通鉴注云：姓谱：力，黄帝佐力牧，汉有力子都。今从之。铜马、大彤等贼在燕、赵，李宪在淮南，天下所岌岌未定者东方也。而遽避劳趋逸，欲拥关以自固，则天下深见其不可恃，而竞扼其虚。顾欲长保故宫之富贵以自封殖，是犹狐兔倚窟以安，而韩卢腾踯于外，甫一出而必不免于获也。王莽诛，关中无事，隗嚣委宗族而从己；于斯时也，得一重臣如寇恂者，镇抚长安而安集之，为雒阳之根本，而都雒以弹压山东，光武即解体于河北，其能遽收河内、下河东而无所顾畏邪？赤眉已降之余，不能驰骋任志如践无人之境，必矣。
盖更始所任为大臣者，类皆群盗之长，贪长安之富盛，而藉口于复高帝之旧业以为廓清；其铮铮小异如朱鲔、刘嘉、鲍永之流，亦不胜盈廷訿之论；则塞颠当之户，耽燕雀之嬉，固其宜也。光武得士于崛起之中而任之，既无盗贼之习气；及天下甫定，复不以任三公，而别用深识之士；虚建西都，而定宅雒阳，以靖东方之寇；皆惩更始之失而反其道。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资。一更始之失，光武之资也。”
〖六〗
匈奴之祸，至元、成之世而大息矣。东汉之初，因卢芳而大为中国害，非徒王莽之激之，抑更始挑之也。更始尸位于关中，赤眉横行于曹、濮，萧王异志于河北，公孙述割据于巴、蜀，斯时也，岂有德有威足以及匈奴；而轻以一介之使，循故事以求匈奴之顺己，召其侮而授之以嫚词，自取之矣。故严尤之谏，为王莽言也。伐之不可，和之不能，夷狄焉知仁义，势而已矣。更始之势，曾莽之不若，而欲匈奴修呼韩邪之已事，不度德，不量力，贻数十年边关之祸。陈遵者，洵妄人也。易世而后，微窦宪、耿秉之矫矫，汉其危矣。
光武
〖一〗
昆阳之战，光武威震天下，王业之兴肇此矣。王邑、王寻之师，号称百万，以临瓦合之汉兵，存亡生死之界也。诸将欲散归诸城，光武决迎敌之志，诸将不从，临敌而挠，倾覆随之。光武心喻其吉凶，而难以晓譬于群劣，则固慨慷以争、痛哭以求必听之时也。乃微笑而起，俟其请而弗迫与之言，万一诸将不再问而遽焉骇散，能弗与之俱糜烂乎？呜呼！此大有为者所以异于一往之气矜者也。
寻、邑之众，且压其项背，诸将欲散而弗及，光武知之矣。知其欲散而弗及，而又迫与之争，以引其喧之口，相长而益馁其气，则不争而得，争之而必不得者也。而且不仅然也。藉令敌兵不即压境以相迫，诸将惊溃而敌蹑之，王邑无谋，严尤不决，兵虽众而无纪，外盛而中枵，则诸将溃败之余，敌兵骄懈，我乃徙中起以乘之，夫岂无术以处此？面特不如今此之易耳。诸将自亡，而光武固不可亡，项梁死而高帝自興，其明验已。一笑之下，绰有余地，而何暇与碌碌者争短长邪？
而尤不仅然也。得失者，人也；存亡者，天也；业以其身任汉室之兴废，则寻、邑果可以长驱，诸将无能以再振，事之成败，身之生死，委之于天，而非人之所能强。苟无其存其亡一笑而听诸时会之量，则情先靡于躯命，虽慷慨痛哭与诸将竞，亦居然一诸将之情也。以偶然亿中之一策，怀愤而求逞，尤取败之道，而何愈于诸将之纷纭乎？
天下之大，死生之故，兴废之几，非旷然超于其外者，不能入其中而转其轴。故武王之诗曰：“勿贰尔心。”慎谋于未举事之前，坦然忘机于已举事之后，天锡帝王以智，而必锡之以勇。勇者，非气矜也，泊然于生死存亡而不失其度者也。光武之笑起而不与诸将争前却，大有为者之过人远也，尤在此矣。
〖二〗
怀王遣高帝入关，而高帝之王业定；更始遣光武徇河北，而光武之王业定。大有为者之初起，不欲躬为戎首，抑必藉人以兴；迨其威名已著，而追随于行队之间，则得失兴丧之枢，不任己而因人；稍欲持权，而祸已发于肘腋，宋义之所以死于项羽，伯升之所以死于李轶、朱鲔也。
然则项羽禁高帝不令入关，更始听朱鲔而拒刘赐之请，不委河北于光武，羽与更始，可以终保大位而无与争乎？曰：不能也。禽之相制以气，人之相役以道，项羽有韩信、陈平而不能禁其不去，更始有隗嚣而不能服，无以役之也。藉令置高帝、光武于股掌之上，用之不能，杀之不可，羽与更始且自困于无术。三齐甫受封而旋叛，彭越、陈余、英布翱翔桀骜以需时，王郎蠭起于河北，赤眉反戈而西向，羽与更始终无以固其位，而徒召乱于无已。尔朱兆且不能得之于高欢，况二帝之涵育者深乎！故以范增、朱鲔为忠谋者，愚也，无救于败而徒乱天下也。无御豪杰定四海之道，而操疑忌以困人，其亡愈速矣。
〖三〗
王者代天而行赏罚，参之以权谋，则逆天而天下不服，非但论功行赏、按罪制刑于臣民也。武王封武庚于东国，不得不封也，天也；周公相成王诛武庚，不得不诛也，天也。三代以上，诸侯有道，天下归之，则为天子；天子无道，天下叛之，退为诸侯。武庚宜侯者也，不得不封；武庚宜安侯服，而欲复干天命，不得不诛。既代天以赏罚，则洞然与四海公其袞钺，而无所委曲于操纵以为驾驭之术。苏洵氏唯不知此，故以权术测王者之举动，而成乎小人之邪说。
王郎遣杜威纳降，威为郎请万户侯封，光武曰：“顾得全身可矣。”刘恭为盆子乞降，恭问所以待盆子者，帝曰：“待以不死耳。”大哉王言！奉天以行赏罚，而意智不与焉，斯乃允以继天而为之子。王郎者，妖人也。妖人倡乱，不可不诛；以其降而姑贳之，终拒其降而斩之，以惩天下之妖妄，而天下定。盆子者，愚而为人立者也。愚且贱，而欲干天位也，可诛；非其志而听命于人也，可宥；待以不死，而授之散秩以养之，义正而仁亦裕矣。所尤难者，光武决于一言，而更无委曲之辞以诱之，明白洞达，与天下昭刑赏之正，故曰：大哉王言，体天无私而为之子也。
为权术之说者则不然，心恶之而姑许之，谓可以辑群雄之心，使刘永之俦，相仍而革面。独不见唐高祖之待李密，其后竟如之何也？狙诈兴而天下相长以伪，故终唐之世，藩镇倏叛倏服，以与上相市，而兵不可戢。然则权者非权也，伪以长乱而已矣。汤诰曰：“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诚帝心也，豈忧天下之有不服哉？何所葸畏而与人相为驵侩乎！故言权术以笼天下者，妾妇之智而已矣。
〖四〗
冯异招李轶于雒阳，轶报曰：“千载一会，思成断金。”异斩武勃，轶闭门不救，是宜受其款而雒阳可速下也。光武则宣露其书，使朱鲔杀轶。轶本与伯升俱起，谄事诸将，忌伯升而谮杀之，光武欲得而甘心久矣。轶死，而雒阳之围经年始拔，事有宁劳而不贪近功以申大义者，此是也。乃杀伯升者，朱鲔之本志，轶特徇鲔而从之者尔。帝之于鲔也，使岑彭说之曰：“举大事者，不忌小怨，鲔降，官爵可保，河水在，吾不食言。”鲔降而拜将军，封列侯，传封累世。同怨而异报，达于理者之制恩怨，非常情之所可测也如此。
虽然，亦恶有不可测哉？伯升初起，始发于李轶，迎光武而与建谋，则轶固光武兄弟所倚为腹心也。更始立，朱鲔、张卬暴贵，轶遽背而即于彼。因势而迁者，小人之恒也，亦何至反戈推刃而无余情哉？及光武初定河北，始有入关之志。更始委三十万之重兵于轶守雒阳，而李松甫败于赤眉，轶又窥长安之不固而思附光武，靦然纳断金之言而不惭。光武曰：“季文多诈，不能得其要领。”特假手于鲔以杀之，而讨犹未伸，非可以鲔例之也。
鲔起于平林，先光武以举事，与伯升未有交也；奉更始而为更始谋杀伯升者，亦范增之愚忠耳。更始之诸将，类皆贼也，而鲔独异。杀伯升，留光武而不遣，知有更始而不恤其他；诸将挟功而欲自王，更始弗能违也，鲔独守高帝之约，辞胶东之封；受命守雒，百战以与寇恂、冯毕争死生之命；及长安破，更始降于赤眉，雒阳孤立无援，且坚壁固守，以杀伯升为惭而不降。故通更始之廷所可与有为者，唯鲔一人而已。于事君之义，立身之恥，殆庶几焉。藉令光武以怨轶者怨鲔而拒戮之，则以私怨而废天下之公，且将奖人臣之操异志以介从违，而何以劝忠乎？子曰：“以直报怨。”直者，理而已矣，于轶何可忘，而于鲔何容芥蔕也。
〖五〗
效卓茂之为，可以化今之人乎？曰：何为其不可也。效卓茂之为，遂可以化人乎？曰：何为其可也。所以然者何也？素履无咎，居心无伪，而抑于大节不失焉，则行之也，和顺而无矫物之情，笃实而不期功名之立，动之以天而物弗能违矣。非然，则严诩之以乱颍川者，所谓“乡原德之贼也”。王莽之当国，上下相率以伪，效茂之迹以夸德化者，非直一严诩也；莽皆乐推之以诱天下，彼亦乐附莽而成其利达。莽居摄而茂以病免，名不照于当时，而莽无求焉。自拔于流俗，而居约以自汙，敦实行而远虚名，茂自此远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