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上午，在五里铺军区干休所，我们采访了老红军张星点。张星点现年82岁，9岁参加红军，11岁长征，是现存红军中年龄最小的人。他英俊挺拔，文质彬彬，健谈开朗，老当益壮，仍然洋溢着生命的激情和活力。
老红军张星点说：
我是四川人，1936年红军来到四川，我就硬跟着红军走，非要当红军。红军见我决心大，赶也赶不走，只好把我暂时安排在炊事班，打打杂，帮帮忙。唉，说起长征路上，许多事情让我终生难忘。想起我们的部队几次遭遇敌人，敌人的子弹从我的耳边擦过，从我的身边飞过，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是惊心动魄，闪现眼前。
我心里最难忘的一件事，就发生在长征路上。记得那一次过雪山，海拔很高，又遇上了呼呼狂风，首长看我年纪小，就让我和后面的文书一起走。那天狂风刮得人东倒西歪，脚跟都站不稳。这时，文书顶着狂风吃力地走过来，二话不说就伸手帮我背行李，让我扯着他走。不料刚走出几步，天色大变，接着乌云密布，冰雹劈头盖脸地降落下来。文书背着大行李，立即吃力地转过身来，弯曲着身体把我拦在怀里来保护我，自己却被雨水冰雹淋着砸着，直到雨水渐弱，冰雹渐小，他才松开我说：“我们快走，快去追赶部队，千万别落下。”因为我年龄小，体力差，走得慢，文书有些着急，说：“不行你拿着行李，我来背你走。”我没有让他背，告诉他说：“放心吧，我一定不会落后。”
于是，我们俩就在风雨里趔趔趄趄地往前走。不料，这时，又一阵狂风袭来，突然把我们刮倒在地，我被剧烈的狂风刮进一个远处的雪坑，两人就这么分开了。起初，我隐约听见文书喊了我两声，晕晕乎乎地好像看见他手抓着山地在雨水雪地里往前爬。过了一会儿，就没有人影和动静了。我想从雪坑里挣扎着爬出来，寻找文书，不料却重新陷进了雪坑。好不容易从雪坑里爬出来，可是周围哪里都没有文书的踪影。我急坏了，吓慌了，跌跌撞撞满山跑，满山找，最后来到了悬崖边，扯破嗓子大声呼喊，也没有把我们的文书喊回来，叫回来。他牺牲在雪山里，消失在雪山里，他成为了雪山，无边无际，巍然挺拔，永远，永远的。
我终于追上了队伍，走出了雪山草地，可是我们的文书永远留在了那里，我甚至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还记得，我们的朱总司令，记得徐（向前）总。我记得，我们的红军队伍，官兵一致，所有的首长都非常和气。朱德总司令是不笑不说话，非常爱兵。徐总在长征途中，还把自己的马匹让给我骑，这一切都让我终生难忘。可是，最让我难忘的还是那位不知姓名的文书，那位为我在雪山上背行李，在风雨冰雹中把我护在怀里的年轻文书，那位成为了雪山的战友。
长征胜利以后，我在部队里学军事，学文化，参加了部队文工团，学唱歌，学跳舞，学习各种各样的文化知识，还在文化教员的帮助下给老家的父母写了一封信。之后，就主动自学认识简谱，识别音符，掌握歌曲技能了。
1941年，我17岁，在部队创作了第一首曲子《春燕归》，受到了部队官兵的好评和鼓励。1943年，部队进驻庆阳，我在这里又创作了《学文化》。这一次，歌词和歌曲都是我自己创作的，反映很好，还得到了部队的嘉奖，奖励了我一个笔记本。以后，在陕甘边区，我又写了一些战歌，还写了《新小放牛》和歌剧，它们被搬上舞台演出，鼓舞了部队的士气。
1949年，我参加了解放兰州的战斗，1950年，组织上送我到中央音乐学院深造，两年后，我回到兰州，在军区担任军部文艺干事，后来，还担任了创作组的组长。为了红军，为了胜利，为了那些牺牲的战友，活着的战士，我要尽心尽力。
200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今天，我们在经济建设的新时期里回顾长征，意义将更加深远，越发厚重。陕北的红军，陕北的兵运雷鸣同志家在小西湖一带。他清瘦挺拔，气质文雅，面相和善，形体容貌很有几分像刘少奇。雷鸣同志是地地道道的陕北人，故乡在陕北安定县（即现在的子长县），是延安保育学校培养长大的“红孩子”，新中国成立后才被父母接到他们开始稳定工作的甘肃。雷鸣同志1963年毕业于西北农学院农学本科，是高级农艺师，曾任中国农科院兰州畜牧研究所党委副书记、分会会长。在职期间，曾多次获得国家部委、省、地级的科技成果奖，他为治理甘肃干旱环境，改变生态状况培植的“飞播牧草”，曾荣获国家农业部、中国民用航空局联合颁发的专项科技奖。
眼前这位昔日的延安“红孩子”，而今白发染鬓，年过古稀。
我们说起延安，说起延安的“红孩子”，他谦虚地说，其实在延安为中国革命贡献最大的是我们的父辈，我们能在延安保育学校学习生活，是很幸运的，也是很幸福的。
提起父亲，雷鸣同志陷入了深深的回忆。
雷鸣同志说：
我的父亲雷恩均，是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谢子长、刘志丹的战友。谢子长和我父亲都是陕北安定县人，谢子长生于1897年，我父亲生于1905年，比我父亲大8岁。刘志丹是陕北保安县人，生于1903年，他们各自先在自己的家乡领导穷人闹革命，后来两人走到一起南征北战。在他们的领导下，伴随着熊熊燃烧的革命烈火，红色革命根据地也在逐渐扩大，不久就红遍整个陕北和陕甘宁等西北地区，后来两位领导人也带着革命队伍汇聚在陕甘宁根据地。这两位原本家境殷实的陕北革命领导人，为了穷人翻身得解放，贡献了自己的一切，直到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比起他们来，我父亲是革命的幸存者，为此他无论担任什么工作都是勤勤恳恳，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老人家常常教育我们，要忠诚党的事业，要坚持真理，要刚正无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我的父亲雷恩均，家庭贫寒，兄弟众多，因为家里缺吃少穿，生下不久就被送给一户姓雷的人家当儿子。小小的他，就干起了上山砍柴、放羊、种地的活计。
1920年，他在安定完小结识了给他们上课的进步教师谢子长，接受了“要以天下为己任”的新思想，成为进步学生骨干。他在谢子长的领导下参加了学运，罢免了校长。可是不久，被他们罢免的校长又进到县里当了官。这时谢子长意识到，要想跟统治剥削阶级彻底作斗争，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靠枪杆子说话，光靠贴标语，喊口号，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
学运之后，我父亲雷恩均停学回家，谢子长毅然投笔从戎。
1924年，谢子长回到家乡办民团，任团总，一大批青年参加了他的民团。谢子长亲自当教员，并让我父亲在民团里学军事，想方设法搞武装，宣传革命。这时，有个叫李象九的共产党员来到民团，要人马，建武装。谢子长就忍痛割爱，把我父亲雷恩均和十几名学生骨干拨到李象九的补充排去了。
1925年，李象九介绍我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革命生涯。
谢子长听说当地的杨庚五是个占山为王的绿林好汉，有支400多人的队伍，谢子长就让我父亲和阎红彦一起去做杨庚五的工作。杨庚五没有答应，但他手下的一个营长周维祺却答应了，拉出来一部分队伍跟我父亲和阎红彦走了。
他们带着这支队伍来到谢子长、刘志丹所在的三道川（今属甘肃庆阳）。恰巧，这里还有支刚从宁夏土匪中收编的队伍，领头的是老土匪张廷芝父子俩。谢子长就想把这两支队伍团结起来，一起跟我们闹革命。不料，两股土匪各有各的打算。宁夏土匪张廷芝人多势众，父子俩见周维祺喜欢享乐，就用快马、金钱、美女拉拢他，还把自己的妹妹也许给了他。周维祺动摇了，于是带着自己的队伍跟着张廷芝的人到宁夏去了。结果，我们革命队伍辛辛苦苦所做的策反工作，反倒给土匪服务了。张廷芝回到宁夏，不改土匪性情，根本不讲信义，紧接着就掉转枪口，回过头来用他的骑兵攻打谢子长。好在谢子长巧妙脱险，我父亲又回到安定，活动在安定和清涧地区，重新组织革命武装力量。
之后，我父亲前往山西汾阳和晋南一带发展革命力量。在那里拉起了一支小队伍，统共五六条枪，因为当时跟地下党联系不上，只好在外打游击。此时正赶上雨季，在外打游击食宿极不方便，只能打完游击再把枪藏起来。谁知，还是被山西地方的一个人发现了，报告给了掌权的。掌权的反动派抄走了游击队藏的枪，还把那个告发的老百姓给杀了，这支武装也随之夭折了。
于是，我父亲就留在了晋西，搞晋西游击队。当时这里有个镖局，镖局有百十来人，还有武装。谢子长先后两次专程来到晋西，要我父亲去做镖局的工作。我父亲通过地下党做通了镖局头目的工作，这时却得了个至今也没搞明白的“出水病”，“出水病”头痛身乏，痛起来大汗淋漓，不能工作。组织上只好决定让我父亲养病，改由师储杰同志带着这支武装到陕西去见党的省委书记，随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支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