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间，丹徒鲍山人皋，旅客维扬，时博陵尹少宰会一以前巡抚视鹾邗上，方抵任，商人凂山人为听事柱联，山人书十六字云：「淮海维扬，贡金三品。文武吉甫，为宪万邦。」少宰一见，赏叹欲绝，知为山人所作，遂延入为上客。山人一生温饱，皆十六字之力也。
徐凝《庐山瀑布》诗：「终古长如匹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东坡以为恶诗，是矣。然东坡诗如「岭上晴云破絮帽，树头日挂铜钲」诸联，独非恶诗乎？且非独此也，铜钲又属凑韵。尝有友人子以诗见示，笔甚清脆，卷中忽以铜钲二字代晓日，予曾谕之曰：「东坡此种，最不可学，今用庚字韵，故曰铜钲。若元字韵，则必曰铜盆；寒字韵，则必曰铜盘；歌字韵，则必曰铜锅矣。」坐客皆失笑。韩退之「缟带银杯」，亦同此类。
里中杨氏，自前明至国朝，科第不绝。土人传为「旗竿里杨氏」是也。其子弟会文之所曰腾光馆，饶有泉石之胜。凡外人预斯会，得隽者又数十人。余童年亦预焉。然杨氏子弟工制艺者极多，若以诗名者，惟上舍元钖为最。所著有《揽辉阁集》，歌行尤擅场，五、七言律诗亦豪宕自喜，五言如「狂名千载后，心事一杯中」，「几人能小住，终岁为谁忙」，「万瓦露华白，一窗灯影红」；七言如「论才直欲儿文举，骂坐犹能弟灌夫」，「云泥可隔交终浅，蕉鹿相寻梦或真」；《屋漏墙圮》云「难使壁如司马立，竟无垣与段干踰」。皆戛戛独造，非寻行数墨者所能到也。
秋试揭晓，顺天、江南类皆在重九前后。扬州申副宪黻官京师日，重九日同人集墨窑厂登高赋诗云：「古来重九西风冷，明日长安落叶多。」盖是年以初十日揭晓也。人传诵以为工。今岁余偶在里中，重九前同人日日燕集，闻江宁当以初七日揭晓，亦赋一诗云：「回风已堕千林叶，冒雨谁登九日楼？」皆借落叶以喻报罢之人。惟此回揭晓在重九前，情事又不同耳。
余督学贵州日，曾两值乡试，甲寅、乙卯是也。先期即拔取十三府诸生之能文者，聚贵山书院中，院中生徒有额缺，余捐廉俸，为广额数十名。科岁两试，皆先期于五月前抵省。五月一日试诸生，头场准例《四书》文三首，诗八韵，以一日夜为限，二、三场亦然。余亦宿书院中，俟诸生交卷毕始归。六月一日，则试二场。七月一日，则试三场。时总宪冯公光熊，方抚黔中，与余尤相契，每书院扃试日，亦分派文武员弁巡逻，以防传递。余又苦黔中无书，先令人于江浙购买《十四经》、《二十二史》、《资治通鉴》、《通典》、《通考》以及《文选》、《文苑英华》、《玉海》等书，贮书院中，令诸生寻诵博览。试三场日，并明谕诸生曰：「所问策皆在此数部中。诸生能各寻原委，条析以对，即属佳士。不必束书不观也。」后张吉士本枝、胡吏部万青等会试皆以对策获隽，即其效矣。贵州中额祗四十名，甲寅科肆业书院者中至二十四名，乙卯科复中至二十七名，可云多矣。任满日，督抚例以学臣贤否具折入奏，时督臣为大学士福康安，抚臣即总宪，即以此具奏，为学臣课士之效。丙辰召见时，复蒙纯皇帝垂询及之，亦异数也。试后，余辄令院中生徒，录闱艺送署中，为决去取，颇复不爽。乙卯岁，铜仁苗匪滋事，督、抚并在军营代办，监临者为锺祥贺方伯长庚，是科余决院中生徒中式者当有八人，填榜日自第六名起，至四十名止，所拟者仅得五人。方伯好立异同，不待填榜，竟即笑向余曰：「使者此次决科，当有一二名遗漏矣。」余亦笑应之曰：「且待填毕再议。」及书五魁竟，则黄生鹤魁多士，张生本枝第二，胡生万青第四，八人者竟无一不售。方伯忽大惊曰：「何术之神若此？」余曰：「此易晓耳。顺天、江、浙大省，积卷至万余，可中可不中之卷又多，故难预定。若贵州则入试者仅三千人，其科岁试皆在三名以前者，平日能文可知。所惧者八韵诗，五道策，或抬头不谙禁例，及有平仄失粘等病耳。余皆束之于书院中，一月数课，课艺成，皆面指其得失。则以上诸病，渐可以除。闱艺又复过人，宁有不售之理耶？」诸公皆悦服而散。
古诗「青青河畔草」一篇，连用迭字，盖本于《离骚九章》之《悲回风》。
《离骚》以后，学《骚》者宋玉、贾谊、东方朔、严忌、王褒、刘向、王逸等若干人，而皆不及《骚》，以绝调难学也。陶渊明以后，学陶者韦应物、柳宗元以迄苏轼、陈无己等若干人，而皆不及陶，亦以绝调难学也。庾信《哀江南赋》，无意学《骚》，亦无一类《骚》，而转似《骚》。王维、裴迪《辋川》诸作，元结《舂陵》篇及《浯溪》等诗，无意学陶，亦无一类陶，而转似陶。则又当于神明中求之耳。
《说苑》：「鄂君乘青翰之舟，下鄂渚，浮洞庭，榜人拥楫而歌，鄂君举绣被而覆之」云云。此鄂君当亦以封于鄂得名。按《史记楚世家》：「熊渠伐庸扬粤至于鄂，乃立其中子红为鄂王。」《世家》盖据《世本》，是鄂之名已久。即《楚辞》「乘鄂渚而反顾」，亦当在鄂君之前。而地理书乃云鄂渚以鄂君得名，其误已不足辩矣。余戊辰年江行，曾有一绝正之曰：「《楚词》鄂渚由来旧，转说嘉名肇鄂君。一等荒唐不须述，朝为行雨暮行云。」
江夏县有邵陵王庙，祀梁邵陵王纶，香火尚盛。余亦以诗正之云：「一间茅屋荆昭庙，却有层台祀此王。不敢更将碑石读，伤心韦粲死青塘。」
自黄州至汉阳，江岸南北，名山极多。然山名大半起唐宋时，非《禹贡》山川及《汉书地理志》等之旧也。如大别、小别等山，误始于唐李吉甫；内方山、壶头山、乌陵峰等，误始于宋乐史；汉川之赤壁山，误亦始于吉甫；黄冈县之赤壁山，本名赤鼻山，误始于宋苏轼。他若武昌县亦有西塞山，通城县有鸡笼山，皆非旧地。盖辩之不胜辩矣。大别、小别等考，在文集中。江行抵黄州，亦有一绝云：「坡老尚难知赤壁，路人更莫指乌林。惟余鲍照书台在，风月千年是赏心。」盖谓此也。
刘长卿，开、宝进士，《全唐诗》编在李、杜以前，盖计其年代，实与王、孟同时。然诗体格既殊，用意亦迥别。前人以长卿冠「大历十子」，盖以诗境而论，实异于开、宝诸公耳。即如同一谪官也，摩诘则云：「执政方持法，明君无此心。」不特善则归君，亦可云婉而多风矣。若文房之《将赴岭外留题萧寺远公院》则直云：「此去播迁明主意，白云何事欲相留？」殊伤于婞直也。盂浩然之「不才明主弃」，亦同此病，宜其见斥于盛世哉。刘、孟之不及王，亦以此。
有心作衰飒之诗，白香山是也。如「行年三十九，岁暮日斜时。」夫年始三十九，何便至「岁暮日斜」？此有心作衰飒之诗也。若无心作衰飒之诗，则亦非佳兆，如顾况之「老夫年七十，不作多时别」，柳宗元之「从此忧来非一事，岂容华发待流年」等诗是矣。余友黄君仲则，方盛年，忽作一诗云：「茫茫来日愁如海，寄语羲和快着鞭。」余窃忧之。果及中岁而卒。余六十后，忽以不得已事，重赴汉江，将归，同人饯于黄鹤楼江岸，以为不更能作楚游矣。余故反其意，作《留别》一首云：「未觉山公兴便颓，残年短景苦相催。濒行不与仙人别，此世偏应一再来。」或亦自相慰藉之语耳。
武昌鱼虽多，而味稍薄。即以鲟黄鱼而论，产关以东者为最，次则东南沿海。若武昌所产，则味鲜而实薄矣。惟槎头缩头鳊及鳜花，则洞庭湖者为最，其次则武昌、黄州一带江水中。余自九江泝流至汉阳，日市此二鱼自给，饱饭后辄诵唐张志和「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一词，为之神往。
唐崔涂诗：「曹瞒尚不能容物，黄祖何因解爱才？」前人每以此二语为祢正平一生定论矣。殊不知非也。知正平者，孔北海以外，惟祖一人，观其谓「惟处士能道祖意中」语，则非不知己可知。其子又能使赋鹦鹉，则赏音复在一家是已。后正平之不得其死，实自取之。若以《春秋》诛意之法断之，则杀正平者仍属曹瞒，非黄祖也。曹瞒不肯居杀士之名，故送之刘表，表名列顾厨，又汉末之好名者，故又转而至黄祖耳。即以三国鼎峙之主而论，诸毛绕涿，便以杀身，谓蜀先主能容之乎？张子布之积薪，虞仲翔之远谪，倘归之孙讨虏，谓讨虏能容之乎？是正平之杀身，本由素定，黄祖特不幸居杀正平之名耳。余前有诗云：「狂生不杀示有容，磨刀仍复及孔融。」非刻论矣。昨过鹦鹉洲有感，又赋一绝云：「一杯酹尔楚江干，雪涕临风感万端。不解爱才仍嫁祸，平心黄祖胜曹瞒。」愿与论世者更决之。其次则杜拾遗之于严武，亦正平之往事也。《云溪友议》以为武欲杀杜甫，冠钩于帘者三，其母徒跣救之，始免。李白之《蜀道难》，为房管、杜甫而作也，事虽不可尽据，然观其赠甫诗「莫倚善题《鹦鹉赋》」一语，则已兆杀机矣。甫之得免祸，亦幸已哉。平心论之，对其子孙斥名其祖父，事本难堪，即以此杀身，亦非尽严武之过也。
潘安仁之斥孙秀微时，苏子瞻之扬章惇阴事，亦皆取祸之道，不可为法。
康熙中叶，大僚中称诗者，王宋齐名。宋开府江南，遂有《渔洋绵津合刻》。相传赵秋谷宫赞罢官南游，过吴门，宋倒屣迎之，以《合刻》见贻，赵归寓后，书一柬复宋云：「谨登《渔洋诗钞》，《绵津诗》谨璧」。宋衔之刺骨。时王已为大司寇，宋便中以千金贻之，欲王赋一诗作王、宋齐名之证，王贻以一绝云：「尚书北阙霜侵鬓，开府江南雪满头。谁识朱颜两年少，王扬州与宋黄州。」此时不录集中，见卢运使见曾所辑《山左诗钞》。若平心论之，赵固伤轻薄，然宋岂止不及王，亦并不及秋谷也。至吾乡邵山人长蘅所作诗序，实系阿私所好，不足为据。余过黄州日，忆及此事，亦曾赋诗云：「百年谁续雪堂游？苦竹寒芦起暮愁。毕竟后来才士少，诗名数到宋黄州。」未知诸君子以其言为谛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