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对待我的方式很老土，我所能交代的只能是谎言，是的，我能填满的只能是这些。我开始混淆自己，搞不清这逼仄的房间到底与我有什么关系，杂乱堆砌的文件，沉闷却有规律、不知多久没有更换过电池的挂钟，就连墙上几张色彩脱落的奖状我也开始怀疑起来，它们是不是说着些什么，或是在嘲笑，或是在埋怨没有被用漂亮的镜框装裱。我走到靠门左侧的镜子前，注视着这个冷静却带着病态狂喜的面庞。他们应该很清楚的，面孔狂热的人是不会说出什么令他们满意的话的。但他们依然坚持这样做，我姑且承认，也许他们是聪明的，对开始发生的一切都很清楚。
可能我介绍“书包记事”就是个错误。那些奇怪、拥挤、血淋淋的梦境又开始毫无意识地交织在了一起，搭建出一个双视角却而架空的世界。我合上空白的记事本，故事就来了。海瑛是个好孩子，有一天她突然跑来找我，对我说：“老师，老师，我怕，我怕。”我不清楚她要怕什么，她的成绩很好。活泼，开朗，能把叶子当天空。可是那天她的确来找我，说她怕。我知道，她怕的东西一定与实验室有关。那是她的故事。
“老师，我想我是个布娃娃。很漂亮的布娃娃，我的胳膊来自西方的水湖，小脚丫是在南方大江中洗过拿来的。妈妈一直说我笨头笨脑，因为我总把红苹果分一半给隔壁的二妮子吃，二妮子从来没有说过‘谢谢’，那么我的头一定在西伯利亚的冰里凿出的。老师你说过的，世界上最冷的地方就在西伯利亚，那里的天气能把穿皮袄的大灰熊冻死的。爸爸昨天教我唱了《东方之珠》，他说‘东方之珠’在南方。怎么会？‘东方之珠’明明是我的小肚子……”
海瑛失踪了。那天她和我说了很多话，我只记得她一直在强调她是个布娃娃，像随意拼凑起来的布娃娃。没有人想过这与实验室有什么关系。我去了实验室，问了那里的老师有关海瑛的情况，他只是说海瑛最近一直发呆，有时会自言自语。她的实验桌上画着一些古怪的图画，我猜一定是某些存在或不存在的动物吧。
实验课依然每周三节，我怎么也搞不懂为什么要在一所小学增立一门实验解剖课。教室四周挂满了各类动物的尸体，有时被调皮的学生有意打翻的福尔马林液体会散发出一阵阵刺鼻的气味。我曾写了一份关于取缔学校实验解剖课的报告交给了校长，但没有回应。当然，我指的是现实的、好的回应。海瑛失踪的那天，我在日记本上这样写到“实验室，解剖了三只兔子，海瑛失踪了。四月二十六日，晴”，像是发给上帝的电报。
杂乱、落满灰尘的办公桌上，英雄牌子的钢笔狡猾地蹲伏着，伺机奇袭意志薄弱的我，我没有给它机会。我不该来这里，我应当遵守承诺去旅行。摩托车，西藏，云南，越南。我无法集中精力写出他们要我交代的一切，一切都漂浮，混乱起来。大文（徐文）毕业两年后就结婚了，听说搞到一个不错的女孩子。听朋友说他不像从前那样大大咧咧了，不再读日本小说，不再看金基德。我知道他也再不想去旅行了。偶尔通过一两次电话，世界就这样割裂了。我哭了一整夜。“有时我看着看着，就再也看不清了。”我就这样来到了市立第三小学。
校长是个八面玲珑的混账家伙，五十多岁。应职那天他问了我很多，我也回答了很多。那时实验解剖课还没有进入市三小。我只知道那里的老师大都很累，甚至你会觉得这里根本不像个学校，像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好像只有校长一人是局外人。我所说的“局外人”是指他好像根本不怎么在乎学校的事情。每周我会给孩子们上七节外语课，他们很喜欢听英文儿歌，所以我和孩子们一起丢掉了课本，整周整周地唱《伦敦塔倒掉》。这是我的课堂，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做。“不能！”那班的班主任找到了我，我和孩子们又捡回了糟透了的英语课本。从那一刻起，我不再承认他们（教师）辛苦了，因为他们居然妄称自己了解孩子。这就是我初到学校时所能记住的全部的印象。
或许我该交代些什么，哪怕编个****笑话也成，不然他们是不会让我走的。门没有锁，但我知道我走不出去。他们多少对还我心存忌惮，他们对所有自己不能理解的事情都会心存忌惮，可是这件事情又与他们这群“教育工人”有什么关系呢？“你可以随时结账，但你永远不能离开”，真可笑，我要不要把这东西写上？我交代不交代又有什么区别，最好我真像他们说的那样，精神失常了，但我清醒的很。他们早该取消掉实验课的，可是他们就是不听。“为了打开窗户就要掀掉屋顶”。
海瑛失踪后，不知道是由于海瑛失踪的原因还是由于实验课的变本加厉，孩子们课下不再游戏，不再笑了，只是自言自语。另外一些学生选择渐渐不再来学校。校方察觉到事态严重，委托我去做孩子们的心理辅导工作，我觉得这很滑稽，因为孩子们什么都不会说的，不会告诉你任何东西，因为“你”说过你了解孩子们。“五月三日，程杰病了，他说云彩和他一天生日”，日记本上的字迹还没有干，像眼泪。我一点儿也不怀疑这里有什么蹊跷。那天我去了程杰家，他没有起来，家人说他病了，一直发噩梦。然后交给我一张爬满漂亮小字的纸条，我一眼便认出了程杰的字迹。他是个调皮的孩子，是班里的带头大哥，写得一手好字。
“我滑倒了，不。老师说我是个高年级的学生，我是不能滑倒的，弟弟妹妹们在看着我。海瑛在实验室给我画了一只长着驴耳朵的兔子，我知道她画的不像，可是她不想说话了。她说她哭了一整夜才画出来的。可是她从来不哭的，她说过她从来不哭。上实验课时她却一直偷偷地在哭。那只长着驴耳朵的兔子到底在哪呢？老师告诉我，从来没有那样的兔子，我说是海瑛画的，老师偏说海瑛转学了。我知道海瑛是去找长着驴耳朵的兔子了，她没有说，但我知道她会证明给我看的。我希望生日那天见到长着驴耳朵的兔子，我和云彩是一天生日的。”
我这样依次去了几个孩子家，那时在想什么我已经忘了，只是觉得很累，回到宿舍就睡下了，做了很多怪异的梦。我知道这与实验室脱不了干系，我去找过校长多次，每次的都是敷衍。奇怪的是，学校也并没有接到家长们的“投诉”，一个也没有。空气中弥漫着古怪的沉默，使我自己变成了局外人，我已经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在噩梦里还是在现实中，好像整个人就这样不存在了。
稿纸摊在地板上，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吹落的，狡猾的钢笔也似放松了警惕，无精打采，像一支无能的****。既然他们已经都知道了，还要我交代什么。难道我是马戏团的猴子？“不再有福尔马林的味道了”，因为这个我该告诉他们点儿什么吗？他们根本不在乎你交代什么，他们要的只是看着你交代，仅仅这样。我是神经失常了，不，我还是很清醒的。他们到底想知道什么！
五月六日上午，校长室没有别人，我知道他早晚会对我这只苍蝇说些什么的，或许会辞退我。可是没有关系，我认为早该这样。他的耐性倒使我腻烦，我应该骂他“混账”，但没有办法，我一直神情恍惚，开不了口，他那肥胖的嘴脸也没有让我恶心。他在说什么？他好像说了很多。天气一样燥热，顺畅呼吸都很困难。我有没有提到“实验课”？他到底是否辞退了我？不确定。我没有生气，只是不住地点头。我终于数不清自己点了多少次头，落日清醒、凉爽的光线透过西窗一角射到东墙困倦的奖状上，有着漂亮的装裱。十七点二十分，最后一次实验课结束的时候，我走出校长室，大口呼吸着就要不再沉默的空气，满手血污，浑身舒畅。现实与梦境被划分得如此的明晰，那美妙的弧线。“五月六日，阳光充足，呼吸顺畅，实验课杀死实验室”。
日记本一定落到了他们手里，因为这个他们说我精神失常了。我会交代的，我只是在等待心仪的时刻，天气会慢慢地凉爽起来，这些他们都不能理解。我没有杀死校长，他是个实验室，是他要我做那个实验的。我没有精神失常，虽然手术刀是我自己带去的，但我想那是校长的意思，他说只有那样才答应辞退我，让我去旅行，西藏，云南，越南，和大文。
“我会把这次实验叫做书包记事，实验不过是个比喻，实验室死了，是的，实验室死了？不是在梦境里。生病的孩子会好起来的，他说要看看长着驴耳朵的兔子，在生日那天，在云彩出生的日子。你们根本不了解他们，她没有转学，有一天，孩子们会知道你们是骗子，你们都在实验室里，你们也会被放在实验室了。”
九个月的时间，没有门锁的禁闭，我只能交代这些，他们会让我出去了吧？
我再次声明，我没有谋杀也没有精神失常。
陈阳梦醒了，四肢乏力，像被浸泡在水里许久的海绵，沉重而空虚。陈阳清楚这是个梦，他把这梦归因于“童年伤害”。他到底说不清他的“童年伤害”是什么。他偶尔是学生，偶尔是教师。如果是学生，一定是二十三岁的他坐在五年级的教室里，全身****、围着被子听着早已是生锈记忆的数学课程，讲的是什么他总是记不清了，陈阳所能记得的就是他害怕，害怕被子掉下来，害怕同学们嘲笑他，嘲笑他居然连内裤都没有穿。外面下着雪，锅炉房外的大同块被雪覆盖，偶尔角落处露出黑色的斑点。他清楚，锅炉房大爷睡着了，桌上的茶水还是热的，深褐色，学校配给的茶叶就是这样。教室内炉子生的旺旺的，旁边放着一小茶缸醋，冬天消毒，也能预防煤气。老师还在讲着什么，外面的风更大了。陈阳从来没有怀疑过，但其他同学穿的确是短袖，偶尔几个坏学生穿的是卡背心，坐在最后一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