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给《作家》杂志写有关影碟专栏时，第一篇就叫作《在电影中长大成人》，那是写有关成长类题材的片子。其中涉及性、友情与老师的关系等等。每每看这样的片子，我都会更多一点感动，因为那些故事，是对自己想像的一种确认，对失去的一种补偿，用美国诗人弗洛斯特的话说，就是“一条没有走的路”。我记得前两个月省里曾组织作家去监狱体验生活，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创意，但是我却不想去，我有时觉得关在里面的，和我们这些在外面的“自由”写作者来说，多少有一点点相似，所不同的是，里面的人触犯了法律，而外面的则是在纸上“犯罪”，比如强奸杀人等，作家想写什么都是可以，只要采取批判的姿态；作家在纸上“犯罪”然后还想拯救谁，这让我想起来就觉得可怕而又可笑。这种时候我会想到灵魂赎罪这样的问题，究竟谁救谁，这起码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当然有不少作家的灵魂是很高尚纯洁的，这一点我不否认，否则他们怎么写出伟大的作品呢？当我们经不起拷问时，我们只好看看电影，确切地说是看看碟片，坐拥VCD或DVD，这成了今天我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然后我就在想，《洛丽塔》为什么叫作了《一树梨花压海棠》，《闻香识女人》和《女人香》是不是一回事，还有《偷香》又是怎么回事？我甚至想，《谈谈情跳跳舞》是不是搞错了，照中国国情要先跳舞，先有身体接触然后才有可能谈谈情。这种对版本的考据，缘于兴趣也出于无奈，一是看的大多是盗版，二是因为外语水平几乎为零。不过看得多了，淘得多了，也便渐渐知道《低俗小说》就是《黑色追缉令》，《U转弯》就是《不准调头》，而且知道《愈堕落愈快乐》和《愈快乐愈堕落》是两本片子。于是便想到，到底哪一个片子的名称更有口语和流行的意味？你只要看看报纸，特别是娱乐版，今天巩俐章子怡“一个都不能少”，明天姜文宁静“阳光灿烂的日子”，今天某女星在画报上“春光乍泻”，明天某某某又在回忆“花样年华”，我在想起个好名是多么重要。其实不要说现在，几十年前的电影也是这样，一江春水向东流，早春二月，火红的年代，都是那种有审美价值的片名。而且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凡有一个好名称的电影，都还是可以看看的。于是开始写电影流行词语，而且是那种毫不费力地写作。因为这个片子你看过，甚至还看过有关资料，你也了解人们看这片子的心情，比如最初看录像带《本能》，它也有其他名称，但惟有《本能》最能记住。人们为什么会在一张报纸的包裹下悄悄传递它，还不是因为有斯通和道格拉斯的裸戏？这没有什么可质疑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看了就看了，但这个片名却成为流通渠道，成为一段时间的流行语，或者说成为一个流行符号。
当然更多的没有流行意昧，也很好。比如《鳗鱼》，但我们不会想到科教片，《键》也跟电脑和钢琴无关。也有些片名两种翻译相距甚远，比如《破浪》（也有译作《破浪而出》）和《爱情中不能承受之痛》，其实就是一个片子，而有的片名像伊朗的《橄榄树下的情人》也不是你想像中的那种情人。带“情人”字样的片名太多了，这跟我们当下的生活构成一种呼应。像《玻璃情人》《周末情人》《罗丹的情人》《法国中尉的情人》《欲望街情人》和那个杜拉斯的《情人》等。后来我发现凡是可以叫“情人”的，其实也可以叫其他的名称，只是叫情人更商业更能被记住。像《罗丹的情人》应该是叫《克劳黛尔》，谁记得住呢，除非看过传记《一个女人》。
更多的女人，更多的故事，更多的影碟，我都写在专栏中了，在《作家》《创意》等杂志中都有我本人写作的文字，而《东海》上的《梦想活在电影里》只是开了一个头。梦还要做下去，因为生活还要延续，因为热爱电影就是热爱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