篮球场上。
激战正酣。我拿到球，晃过对方的防守队员，三步上篮，球在篮圈上转过几圈，又跳出来。我高高跳起，在空中滞留了好一会儿，看到那些高大的对手都在我的下面乱作一团。我笑了，单手将球扣进篮筐。
正在这时，我醒了。原来是南柯一梦。
不知怎么，最近总会做关于打篮球的梦，而且在梦中的篮球场上无所不能，跳起来的感觉像腾云驾雾，跑起来的感觉像风驰电掣，投篮的感觉像百步穿杨。醒了以后，总是惆怅万分。
也许是最近看“NBA”和“CBA”多了一些，把积淀在心里的篮球情结激活了，现在年纪大了，再也没有了在篮球场上生龙活虎的劲头。过去跑百公尺用十二秒多，现在，用三十秒能不能跑下来都没有把握，连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劲头都没了。
一
年轻时，我当过篮球运动员。
其实我不高，按照现在的一些说法，也可以归入三等残废的行列，一米七二，走在街上还好，一到了篮球场上，整个出溜。这么矮的个头，打篮球是勉为其难的事情，但是我却鬼使神差地爱上了篮球，并且有了相当一段时间的专业队员经历。
我的父亲是一个足球爱好者，那时他在戚墅堰机车车辆厂工作，我没有看到他跑动在球场上的身影，只是见到过他和队友们在球场的合影。记得在我小学一年级时，他带我到操场上扔过几次篮球，高高的篮球架子留给一个七岁的孩子的，是一种敬畏。
真的开始学习打篮球是在小学四年级时，好像是和院里的大孩子们一起，在院里的篮球场。晚饭后，许多大人在院子里散步聊天，我和一群大我许多的孩子们在一起打球，心中平添出一种骄傲来，尤其是进了球，过了人，喝彩声更能让我劲头大增。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虚荣心刺激了我打篮球的积极性。
中学进了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那是一九六五年。那时，北京许多学校条件都不太好，外语附校是例外，有一个当时在全市都数得上的电教室，有外籍教师，有一流的师资。在体育上，学校虽然没有正规的体育馆，但是，有一支校篮球队，特别是几位出色的体育老师。按说，在外语学校，体育老师应当是边缘化的，但是，附校的体育老师，却个个把自己的课程看作是主课。
进了外语附校，我就参加了校篮球队。和我一起入队的初一学生，还有一个叫李凯成，是李克农上将的孙子。篮球队可不是想参加就参加的，要经过考核的，好在我有相当的基础，主管篮球队的徐建伦老师一眼就相中了我。
我们学校在北京和平门外，是原来北京教育行政学院，再原来，好像是一所师范学校，鲁迅先生应当在这里教过书，记得在校园里的一块碑上，见到过鲁迅的名字。校园老了，球场也不讲究，地是老砖头铺的，有不少坑坑洼洼。场地边上的老槐树，大概是眼神不好又想看球，拼命把身子探向球场里面。我们投出的球稍高一点，就会被树枝挡住。
但是，我非常喜欢这块场地，因为这里在教学楼边上，同学们只要一探头，就可以看到这里的生龙活虎。在我的记忆中，还有许多生动的细节。我记得徐建伦老师，人称大徐，眼睛不好要戴副眼镜，怕眼镜掉了又在眼镜腿上绑上白色的橡皮筋，他弹跳极好，个子虽然不高，在球场上还略略哈着腰，好像斯斯文文，但是，一有机会，他就变成了一只脱兔；我记得徐福贵老师，文革中他好像改了一个革命化的名字叫徐浩，这位小徐老师是位印尼归侨，身材极好，长得精神，打球的动作略显夸张，在我印象里，技术比大徐老师要差一些，可是，球场边的观众不少就是来看他的；我还记得司徒老师，个子不高，但是极灵活，在球场上，像一头矮脚虎，勇猛，迅速；我还记得一个高三的同学邢小明，打球很有脑子，他身体不强壮，但是聪明。我不习惯的是他总喜欢微微歪着头，好像总要露出点小看对手的神态。
我上中学还不到一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不上课了，我基本上泡在篮球场上，天黑了也舍不得回宿舍睡觉。那时的球场不是灯光的，我就靠着路灯的微弱光线，一次又一次地投篮，一次又一次地练习运球、过人。打球技术突飞猛进，身体也强壮了许多。而且，弹跳好，可以轻而易举地抓住篮筐，那是三米零五的高度，再就是反应快，爆发力好。可惜的是，由于父母的责任，我的个子一直没有长起来，到一九六九年我参军体检，赤脚量身高是1.715厘米。尽管在我家里四个孩子里已经最高了，可在篮球场上，实在有点力不从心。好在是去当兵，不是去打球。
不过，我有一个许多人不知道的秘密，就是我的个子虽然不高，但是胳臂长，一米七二的身高，有一米八的臂展，就是说，我在篮球场上，可以顶一个一米八的人。
二
我参军到了济南军区防化团，团部营房在济南郊区的段店。这时是一九六九年二月。
因为我在外语附校是校革命委员会委员，所以，刚到部队就受到了重视，四五百名北京新兵，是我代表在台上讲话，让我出席全团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被分在二营五连，这个连的干部就是到外语附校招兵的人。
但是情况很快就变化了。
问题出在打篮球上。
刚到营房，团里组织新兵和老兵打了一场篮球，我在附校同学的怂恿下，也上了场。球打成什么样忘记了，但是不久，团里就调我到团的球队打球。
我真的不愿意去。一是因为我知道五连会对我很好，我是他们重点看上的兵，在五连我一定有前途；二是因为自己觉得打球没什么出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一直是我不屑的。但是，在部队，军令如山，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只得皱着眉头去。
济南军区防化团属于济南军区直属队，团领导酷爱篮球，这个团的篮球水平也是出奇的高，曾经战胜过安徽省队。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个军区体工队解散，军区篮球队就放在了防化团。当然这是我到篮球队半年多以后的事情了。
防化团篮球队编制在团警通连，就是警卫通讯的连队，都叫球队为球班。球班一个个人高马大，站起来比其他班要高出一个头来。专门有个排长管这个班，当然，也是专业篮球运动员出身。当时的排长姓汤，身体不太好，责任便大都落在班长身上。班长李国苓，个子不高，一米八几，但是壮得很，像个坦克，他的绰号就是坦克，副班长叫林财芳。我们一批北京兵补进来，算是增添了新鲜血液。
和我一起补进球班的北京兵有师大一附中的延晋中、李金生、杨新华，赵文祥等，还有郭津龙、刘贵生等大约十几个人。
在球班，除了打球，还要站岗放哨，出勤务。不过伙食费标准略高一点，每天六毛钱，其他战士都是每天四毛四分八。这个六毛钱吃的可是辛苦饭。以前认为打篮球是好玩，一旦成为职业，就成了苦差事。尤其是体力训练，每天要完成多少俯卧撑，要完成多少仰卧起坐。我还记得，济南市中心的四里山，也叫英雄山，有一个烈士纪念碑，走上这个纪念碑要有上百级台阶，我们常常在这里跑上跑下，大汗淋漓。印象深刻的还有一次是在冬天，背着背包跑了一个上午，估计没有其他任何球队训练是要背背包的，我们却这样跑，一个上午下来，呼出的气在眉毛头发上结成了白霜，我们都成了圣诞老人。
技战术训练也很枯燥。
过去我打球，都是野路子，哪里讲什么规矩，进球就行，好玩就行。但是，球队的训练要讲究动作、掩护、站位、配合，一遍又一遍地复习演练，没有分拨打比赛好玩。但是，为了练习基本功，还是要日复一日地重复同样的动作。
这个球队的条件也不好，运动衣也是乱糟糟的，分给我一件背心，大得能装进两个我去，那时我的体重还只有一百二十多斤。还有的人根本就分不到运动服，只能穿部队发的内衣训练。记得一个北京兵杨新华因此还出了洋相。杨新华复员后去了山西，在《太原晚报》工作过一段时间，老天保佑他不要看到我这篇文字。这位老兄穿着部队发的内裤训练，偏偏还不穿短裤，在训练场上，他那个东西不听话，从内裤里面频频露头。正好被李国苓班长看到，大声喊：杨新华，你那是什么东西跑出来了？弄了他一个大红脸。
一个多月后，经过筛选，北京兵留下了五六个人，我也在留下的人里面，算是球队的正式队员了。
说实话，打球是专业，但是专业的事情都记不清楚了，道理也简单，我净坐板凳，比赛的事情都没有留下印象，只是知道防化团篮球队一般都是所向披靡，军区的熊副司令等领导也经常到团里来看球。
有两件和打球无关的事反而让我印象颇深。
一件是一九六九年的四月二十四日，应当是中国共产党“九大”闭幕，球队配合六十七军的高炮师军管济南的一个军工厂，记得好像是七二一三工厂，球队负责给军管的最高领导，就是炮师的副政委当警卫，十几个近两米的汉子簇拥着这位身材不高的政委，倒也有点壮观。晚上，一大群高个子躺在地铺上，听到了“九大”公报，开除刘少奇的党籍。这件事情，留给我的印象极深。
还有一件是球队内部的事情。有一个叫贾英德的队员，左撇子，技术很好但是吊儿郎当，他和副班长林财芳一直不和。两个人不是一路人，林班长技术不好，但是要求进步。一次不知道为什么，两个人争吵起来，好像是一件不好的事，林财芳认为一定是小贾干的而小贾死活不认账。全班的矛头都对准了小贾。我这个新兵蛋子忍不住说话了。我说：如果认定一个人是小偷，就把所有丢了东西的事情都赖在他头上是不对的。没有任何证据，就因为贾英德平时表现差点，就把所有错事按在他头上，也是不对的。我的发言得到了不少人的赞同，班会的风向转了过来。
这件事让我记住的原因，是让我懂得了，该仗义执言的时候，一定要不畏首畏尾。
防化团篮球队的发展速度惊人，到了春夏之交的时候，招了穆铁柱、邢伟宁等一批优秀队员，穆铁柱像一座小山一样，在团部的礼堂经常遮住后面的一片眼睛。当然，他在防化团的球场上也吸引了更多的眼睛。铁柱念旧，直到今天，防化团的北京战友聚会，他还常常驾着那辆旧越野车赶过来。不过，他的那辆车，后排坐不了人，因为他驾驶的椅子已经推到了后排。穆铁柱和邢伟宁就是从这里去的国家队。若干年后，防化团篮球队还出了个张斌，现在是八一队的助理教练。
做穆铁柱的队友，对于我这个只有一米七二，又是野路子出身的篮球运动员，也是一件光彩的事情。
但是，光彩只是面子事，真正的前途在哪里呢？因为又有许多厉害角色要进入防化团篮球队了。
其中一个叫马连民。军区体工队的马连民要到球队来当排长。
马连民可是个不得了的人物，我看过他打球，实在是出神入化，只有一米七四的个头，但是在篮球场上呼风唤雨，神通广大。后来，马连民做过国家篮球队的队长。这些人进了球队，还有我的饭吃吗？
这天中午，午睡时间，我在床上翻来覆去折个儿，想自己的前途问题。主管球队的副连长张连旭从窗前走过，感到了我的情绪，便招手叫我到连部，问我有什么想法。我告诉他，我想回五连，我觉得打篮球不适合我。张连长很痛快地答应了。
这样，我离开了篮球队，回到了自己的老连队。
当然，部队的体育，主要项目就是篮球。像我这样一个在专业队混过几天的板凳，在连队就成了羊群里的骆驼，那几年，五连的篮球总是全团的冠军队，我的功劳不小。
三
一九七五年，我复员回到了北京。在找工作的表格上，我写的特长是篮球排球和写作。因为我在部队还在军区直属队的排球队混过半年，在团报道组混过一年。我想，地方要这样的人才，我也用这些本事换碗饭吃。
说起打排球，也和外语附校有关。文革中，学是不怎么上了，玩却没耽误。当年好像是司徒老师的排球是强项，他领着主要是初三的一批体育爱好者打排球，我不知怎么也混迹于其中，也学了些三脚猫的本领。当时在外附的两棵大银杏树下，扯起了排球网，一度成为全校关注的重点地段。现在还记得初三西语班的宋风是排球场上的佼佼者。宋风现在定居在智利的圣地亚哥，前年我到智利，还和他一聚，他的太太也是附校校友。可惜的是，他记不起我这样一个球友了。
闲话扯过，再收回话头。
果然，四机部的七〇七厂收了我。为了留住我，安排我在既轻松又有技术的技术监督科上班。
这个工厂篮球队水平不高，但是，他们也看不上我这么矮的运动员，所以，第一场球对七一八厂，就让我坐了半场板凳。结果半场下来，输了不少。管事的人大概是想着死马当作活马医，叫我上去比划几下。我也没想到，我这个防化团队的板凳，居然换到北京的场地就是鲤鱼越过龙门了，篮板能摘到，投篮准，抢断快，到终场哨响的时候，居然我们赢了两分。
别小看这两分，七一八厂是个大厂，我们七〇七厂从来没有赢过他们。
就这半场球，我成了厂队的绝对主力，也成了厂队的灵魂。我当时穿十五号球衣，几场球下来，连大院把门的人都知道有个小个子十五号厉害了。
那时，大山子一片的工厂，像现在名气很大的七九七厂、七九八厂，还有什么七〇六、七七四、七三八等，都属于北京市仪表局代管，这些厂常常组织篮球联赛，仪表局也从联赛中选拔一些队员参加仪表局篮球队，参加全市的篮球联赛。仪表局在北京是个好单位，因为所属企业工作轻快，有技术，挣钱还多。说这个多也是好笑的事，我们的二级工每月是四十一块七毛一，而其他国有企业是四十块一毛，集体企业是三十八块六毛。别看差别就这么一点，但是已经是相当的距离了。因此，当时仪表局能够招到高素质的员工，自然也能找到好的篮球运动员。
仪表局有个七〇〇厂，厂篮球队有一个教父级的运动员兼教练员，叫汪武华，人称大汪伍，是八一队的老队员，年纪虽大，在球场上仍然是老当益壮。他也是仪表局篮球队的教练。七〇〇厂篮球队从来没有把我们七〇七厂放在眼里，灭七〇七厂对他们是小菜。所以，和七〇七厂比赛时，大王伍根本就没打算上场。
他们没想到七〇七厂添了个小个子的十五号，打了十几分钟，七〇〇厂始终处于弱势。汪武华坐不住了，披挂上阵。我不晓得他的厉害，不怵他，在他眼前投篮，在他头上摘篮板，总之，像在太岁头上动土，欺负他了，也让他记住我了。所以，联赛结束，他就让我去了仪表局篮球队。
一九七五年和一九七六年，仪表局篮球队连续两年是北京市的篮球冠军。说实话，板凳依然是我常呆的地方，但是，那我也自豪。
后来，我去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又去了凤凰卫视，篮球一直是跟着我的。我家在北京郊区买地盖房子，我还专门买了个篮球架子安在院子里，尽管不打，看着也亲切。张斌说了若干次，什么时候带八一队的弟兄们到我家打球，我一直在等着这一天。
最后一次打篮球是一九九八年六月底，在首都体育馆玩。凤凰卫视的技术总监周正带了瓶好酒，这个家伙既在少年体校打过篮球，又爱喝酒，说打完了球一起去喝酒。恰好碰上北京电视台的一帮人也在打球，就打起了比赛。没想到跑了没有几个来回，右脚后跟好像被人踢了一脚，我蹲下一摸，跟腱处好像缺了一块，我对周正说：坏了，我的跟腱断了，我得去医院。周正说：不可能，到医院看看，回来喝酒。
篮球场在二楼，我扶着楼梯，一步一步走到楼下，自己开车到了北医三院。大夫很奇怪，说：你的跟腱断了？断了还能开车？再说，我们这里也没有床位。
家里人把我拉到了三〇一医院，大夫的说法和三院一样，说肯定没有断，打个石膏，回去养几天。回到家里，太太还是不放心，第二天又带我去了三〇一医院，找了个老专家，专家一看，说，肯定断了，今天就住院，马上手术。
我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很多事情只能在床上遥控。我当时在香港筹备了一个展览，是邓小平的长女邓林的摄影展览《邓小平，女儿心中的父亲》，前期都是我安排的，机票都定好了，但是因为不能到现场，只好用电话安排，花了不少电话费。后来到上海运作同一个展览，我是拄着拐棍去的，上海的接待者说了一句话，让我今天想起来还好笑：邓朴方那儿还派了个人来。
篮球生涯就这么结束了。
现在，对篮球的回忆，在每次张斌、穆铁柱们和我们聚会时，最为深切。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酒过几巡，微醺间总是回到篮球场上，那奔跑，那投篮，那抢断，那呐喊，又重现眼前。
无限惆怅，又有无限欣慰。因为在我的生命中，有过如此令人回味的经历。
二〇〇七年三月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