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不识愁
我在文革之初
与窝窝头的情感纠葛
在部队感受四个字
我的连长
老指导员到北京
回老团队
我叫穆铁柱为队友
回忆济南军区军直排球队
军营的歌声
第一次喝白酒
军营的饺子
因为文化大革命，我初一没有上完。十六岁到部队当兵，二十二岁复员到了工厂，直到二十八岁我调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从上中学经历文化大革命，到穿上军装进了军营，再到进入工人阶级的队伍，看起来我丢掉了学业，在部队没有提干，在工厂混了五六年，处境不那么好。但是，人生告诉了我这样的道理，只要努力，只要坚定，只要好学，前途总归是光明的。而每一次的挫折，其实都是在上一堂大课。
这要从我上初中说起。
一九六五年九月一日，我到位于北京和平门外的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报到，算是成了一个初中生。
是我大姐送我去的，那时，她在北京工业学院上学，现在叫北京理工大学了，和北外隔一条小马路。我当时的班主任叫吴明亮，刚刚从北外毕业不久，两个人说起两个学校的一些趣事，那条小马路似乎算不得什么，却把我扔在一边。报到完了回家，在北京的古城墙边上，就是前门到和平门之间，等无轨电车回家，我调皮地沿着城墙的砖缝往上爬，被姐姐喝止了。这个细节，一直记在我的脑海里。那时，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
其实，我们人生的每一步，都是在艰难地爬行。
很快我就感受到了。
北外附校，当时在北京是个带有神秘色彩的学校。直属外交部管，很多外交部的干部子弟都在这所学校，如陈毅的女儿，王炳南的儿子，韩念龙的儿子和女儿。也有很多其他名人的孩子，如京剧名伶张君秋的女儿，作家叶君健的儿子，上将钟期光的儿子等等。外附招生也特殊，在统考之前提前考试，提前录取。具体做法是北京每个小学发一到两张报名表，由小学先筛选够格去考试的学生，再从这上千个学生中笔试面试选出一百六十人，分成英、俄、西、法四个班，每班四十人，三十个男生，十个女生。
我的小学是二机部九院的九一小学，得到了一张报名表，给了我，我碰巧考上了。
介绍这个学校的背景，是为了说明，就是这样一个尖子学生扎堆的学校，文革中也是血雨腥风。
现在想起来，一九六六年春天的风，似乎就带着一点怪味。记得四月份某日的北京日报，发了一整版的批判《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文章，我那时候小，不懂，但是，感觉大人们看报纸时，脸上都挂着霜。现在想，他们对一九五七年的那场运动还记忆犹新呢！
外附的运动正式开始大概是五月份，隐隐记得是五月二十三日，是个晚上，临时拉了灯在学校办公楼前的小操场上，这个小操场，有几棵种在我脑子里的大树，两棵挺拔的银杏，一棵长满了皱纹的槐树。全校师生一起听传达。那时，全校都是住校生，哪怕家就在校门口也不准回家，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
似乎是传达“五·一六通知”，也许不是，确实太久远了，那时又懵懵懂懂的。当时传达的是校长李涛和书记齐平。
李涛个子不高，白白净净的，年纪虽然不老但是已经谢顶，脑门很大，因为灯光下，似乎渗出细细的汗珠。他做梦也想不到，几个月后，他就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挨了许多斗，并且被送了一个外号：小白猪。
这个会很严肃，有些话是杀气腾腾的。我似懂非懂，只是知道，从这一天起，就开始停课闹革命了。
不到十四岁的孩子，停课闹革命，懂什么是革命吗？
我们学校这个院子，在北京和平门外，是原北平师范学院的院子，老建筑还都保留着，院子里有石碑，碑上刻着老师们的名字，周树人的名字也赫然在目。那个时候，这些并不吸引我，我最关心的是什么？一是玩，那时迷上了篮球。学校的球场是砖铺地，砖头已经被磨得坑坑洼洼，晚上照明的只有路灯，这并不影响我天天在这里奔跑跳跃，晚上也在昏暗的路灯下投篮。当然，我在小学就打篮球，进了外附就是校篮球队成员。这么勤学苦练，技术大有长进，后来到了部队，成了一个专业篮球运动员，不过总是坐板凳而已，其实，不是我不行，是我的队友们太棒了！当年在这个篮球队打球的，有后来进了国家队的吴昕水、马连民、穆铁柱、邢伟宁、叶鹏、张斌、胡建国等等。
利用不上课的工夫，我又学会了打排球。记得排球场就在办公楼前，两棵树间拉一个网子，依然是青砖地，依然是坑坑洼洼，居然也没记得崴过脚。那时初三西语班有个男生叫高林俊，文革中改名叫高风，是一员骁将，我的排球就是在他的感召下学会的，当兵后，离开篮球队后，我还打了一段时间排球，代表军区直属队参加济南军区运动会，得了一块银牌。不过，去依然坐板凳，因为我的队友们依然很强大，有国家队的，有八一队的，还有山东队的。
二〇〇三年，我在智利的圣地亚哥，高风和他的太太，也是校友，请我吃饭，说起当年的排球场，他居然不记得我了。真是让我伤感！
除了玩就是吃。俗话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正是能吃的时候。不记得那时候我一个月多少粮票了，只是记得总不够吃。每个月的伙食费是九块钱，还可以买一点机动粮，用机动粮买大锅煮饭的锅巴吃，一咬嘎嘎响，喷喷香，至今还记得那个味道。再就是烤馒头。那时教室没有暖气，生炉子，把馒头放在炉子边上，一会儿，带着些许焦味的粮食香气就弥漫开来。
又想起那句话，少年不识愁滋味，真的是这样。
为了吃，无聊的时候，几个同学晚上还到街上去打野猫回到宿舍用电炉子煮着吃，我那时是个乖孩子，不敢，又不能显出害怕，都是跟在后面。想起来，那时候，在某种程度上是以暴戾为勇敢的。
运动刚开始的时候，学校进驻了工作组。
我们学校是外交部管的，工作组也是外交部派来的。现在还记得，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工作组长是刘新权，外交部副部长，附校的工作组负责人我倒是忘记了名字，派在我们班的是个年轻男子，白白净净的，同学们很快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小白脸”。
我们这个班是初一英语班，有不少外交部干部的孩子，像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的女儿，驻埃及大使黄华的女儿等等，最开始的时候，外交部的干部子弟和工作组的关系非常好，可以理解，这些同学的父母都是工作组员的领导。但是，几乎是一夜之间，事情一百八十度大变化，外交部的子弟们反戈一击，顿时对工作组不那么亲密了，甚至恶言相向了。
那时候，我们是蒙在鼓里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才知道，毛泽东从浙江返回北京，要亲自主持领导文化大革命，他认为，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派工作组是为了压制群众运动，所以，工作组灰溜溜地走了。
刘少奇也是灰溜溜地靠边了。
这只是一个序幕。
工作组走了，同学们开始了自己管理自己的阶段。
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十八号。
天还没亮，我们就步行走到天安门广场。我们学校在和平门外，离天安门不远。穿过杨梅斜街，大栅栏，到天安门广场时，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
好在是夏天，不冷，但是，在广场上一呆三四个钟头，问题在于上不了厕所，只得憋着。说起来，这事情我还有惨痛教训。
毛主席当年八次检阅红卫兵，有一次是坐车，红卫兵们站在马路两旁等候，这次倒是有厕所可以上了，但是还是要憋着，怕尿尿的时候，毛主席的车队过去了。可是，我自制力不够高，实在憋不住了，还是跑了趟茅房，结果就是那么寸，毛主席的车队就在这会儿过去了。我懊悔了很久。
其实，对于八一八，我只是记住了这个日子，因为后来有一首歌，歌词中有这样一句词：“永世难忘八一八啊！”曲调婉转，十分好记。可是，实在是离天安门广场太远了，看不清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我们就向着城楼欢呼跳跃。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证明，有人回忆说，当时跳跃的红卫兵们在广场上丢下了不少金条，都是他们抄家的战利品。我可是一块也没看见。其实，那时候的人相对单纯，我不敢保证没有一个人会见财起意，但是，确实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抄家这事情我做过，不过因为小，都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印象里就是院子里都是些所谓的四旧，字画、照片、家具，再有，就是哀怨的眼神。抹不去的记忆是和平门外学校旁边有一个沙土园胡同，我跟着那些带着“红卫兵”袖章的大孩子去抄家，一个老太太因为要保护被抄走的财产，被打了，昏倒在地上，我奉命端了一盆冷水浇在那个老太太头上。要说坏事，这是我唯一做过的一件。
忘了过多久，似乎一年？是我们串联回来，北京有一段时间落实政策，返还那些被抄的东西，我又到了那个老太太家，她居然一下子认出了我，说，我记得你，你来过！
我真恨不得有一个地缝钻进去。
文化大革命越来越如火如荼。
我们学校的红卫兵和其他学校的红卫兵一起，占领了宣武门的天主教堂，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胜利。而学生们胆子也越来越大，动作也越来越猛。
八月份里，校园里死了三个人。两个是老师，都姓张，张辅仁和张福臻。
关于张辅仁，有文章这样记载：
张辅仁同志，天津人，文革开始时大概三十六七岁，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毕业于北师大汉语言文学系，为人忠厚老实，教学效果很好，说一口流利清楚的标准普通话，但比较内向。写一手漂亮的字，却从不以此炫耀。据说他在北师大读书时，曾积极参加鸣放，虽未划为右派，也算是犯了严重错误。从此他吸取教训，多做事少说话，任何思想问题，无论大小，都向组织汇报，且以书面汇报居多。反右到文革，十年下来，档案里的汇报（包括检查）材料一定会集成一大本。他本以为多汇报可以赢得组织的了解、信任和帮助，想不到反而成了索命的神符，成了“漏网右派”的铁证。一九五九年附中刚成立，他就被分配来教语文，而且后来长期做班主任。他不但教学效果好，对学生们的学习、思想等各方面的要求也都极其严格，常进行家访或以别的方式与家长沟通。对成绩不好又不努力的学生常以恨铁不成钢的心情给予严肃的批评和教育，包括开班会点名批评及配合家长教育。这一切努力曾得到校领导的肯定，但也为他自己在学生中树敌过多。平时看不出，现在，当学生们在工作组的指导下（每班都有工作组成员），多方面地寻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迫害家庭出身好（即后来称为“红五类”）的学生的典型例证的时候，那些潜在的敌对因素就被激活成了革命的动力了。当年，解放区土改时贫雇农把土改工作组当作亲人和革命的领路人，向恶霸地主作坚决的斗争；同样，今天红五类的学生们在文革工作组的领导下，要向迫害、摧残革命学生的一贯对党不满的漏网的资产阶级右派们（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分子”们）清算另一笔血泪账了。在这样的斗争形势下，张辅仁同志被本班学生揪斗也就不足为奇了。
八月十九日晚，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在和平门）红卫兵打死了教员张辅仁和张福臻。为了试验他们是否已经死亡，红卫兵先用冷水浇，又用开水烫，看到尸体全无反应才罢手。该校当时有二百名教职员。该校红卫兵负责人在大会上声称这是“杀二儆二百”。
打死两个老师这件事情，我记忆深刻，听说，练刺杀用的木枪打断了好几根，还有学生到这两个老师家去，要他们赔木枪钱。以至于现在一听到“腥风血雨”这四个字，我脑海里的图案就是那天早晨，校园里一片肃杀，那张“杀二儆二百”的布告似乎在滴着血。
除了老师被打死，更多的老师是被侮辱，被迫害，也有因为受不了而自杀的。我们班的英语老师叫于韵秋，上学时，和我们关系非常好，文革起来时，也挨整了，据说是生活作风有问题，事例之一现在听起来啼笑皆非，有一次在课堂上，于老师坐在后排，前面讲台上是外教汉德，汉德问于老师，昨天你干什么去了？于老师说，打针。汉德又问，是打胳膊吗？于老师答，不是，是屁股。
就这一个回答，也成为了作风不好的事例。
刚才说到三个死者中，另外一个据说是住在附近胡同里的地主，抄他家时，他不配合，就被抓到学校的防空洞里关着，不知怎么死了。我只是看到尸体被抬出去的场景。
一九六六年的八月，真是令人难忘的一个月。
二〇一三年五月，我到哈佛大学有个演讲，现场翻译的小姑娘说，希望有时间和我单独谈谈。我见了她，她是研究文革的，她说了一个观点，就是文革中为什么这样的暴力盛行，是因为新中国建立之后，大量的文学作品和教科书都在描绘和歌颂战争时期的暴力。
这当然是一家之言，但是不无道理。
文革之火在燃烧了，风又起来了，火借风势迅速蔓延开来，十三四岁的孩子也没有幸免，如果真的有一台录像机在的话，那一段时间记录的故事，就像一部精彩的电视剧。
不过，把历史这台录像机的带子倒回去，需要不少的时间。
一九六五年底或者一九六六年初，老师领了一个同学到教室，告诉我们，班里新来了一个同学，叫李美勤，来自哈尔滨。
李美勤个子不高，圆脸短发，显得比较成熟。后来知道，她比班上同学都要大一些。
这是我们班里的第二个插班生。
第一个是程琳，她是程思远的女儿，这一年，李宗仁从美国返回大陆是个轰动消息，而李代总统的秘书程思远的女儿程琳到我们学校读书，是那块石头扔进池塘那涟漪的小小一圈。
李美勤也是另外一个涟漪的小小一圈。
一九六五年十月，刘少奇和王光美陪同西哈努克和夫人访问了哈尔滨，特别安排了参观儿童火车站。细心的刘少奇还特意把“北京开往莫斯科”的站牌改成“北京开往金边”。李美勤就是这个儿童火车站的站长，她也刚刚上初一。
据说，刘少奇和王光美都很喜欢这个聪明伶俐的女孩儿，说了不少赞扬的话。怎么把国家主席的喜欢落实到行动上呢？不知走了什么样的程序，李美勤就到了北京，进了我们学校。
我们这所学校，全称是：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当时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学校，主要是培养外交官。学制是从小学三年级到高中三年级一条龙，归外交部管，全部寄宿，而且有外教，有当时最先进的电教室。
插班到这里，还是要有点路子的。
李美勤来了就当了干部。也可以理解，有刘主席的关系，她本人也很优秀，也比较成熟。不过，我真的忘记她是什么官衔，这次见面问了她本人才知道，是文娱委员。不过，我不记得她有什么文艺细胞了，只是记得她的组织能力很强。如果外附是个火车站，我们初一英是一列火车，她不是列车长，倒是依然像个火车站站长。因为，基本上全校的人都知道我们班里来了一个名人。
我和李美勤的交往极少。只是偶尔会听到一些传闻，说她星期天会到国际俱乐部，有时还会见到王光美。传闻而已，到现在也不知道真假。当然，她孤身一人在北京，星期天总还是要找些去处的。
一九六六年是一个风波骤起的年头。
文化大革命的飓风是五月份开始席卷平静校园的，我们这些半大孩子被这阵风吹得东飘西晃的，没学可上。
六月的一天，记得正好是交伙食费的时候，突然听说，李美勤家里有了病人，急需一种中药，叫“金匮肾气丸”。基本上全班同学都调动起来了，很多人捐出了伙食费。当时，一个月的伙食费是九块钱。很多人骑着车，到处去找药。
那个时候，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还比较单纯，谁都把别人的事情看作自己的事情。
我不知道李美勤是不是流了眼泪。但是，她一定是铭记一生的。她是带着药，还带着同学们的情义坐上回家的火车。
这阵骤起的风在不断地变化着方向。
李美勤回哈尔滨之后，情况突然天翻地覆。红卫兵成立了，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海洋般涌动的红卫兵，“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鬼见愁”的对联也开始流传开来。这时，同学们突然发现，李美勤原来出身不好，原来，大家帮助了一个“狗崽子”，况且，是和刘少奇有着说不清关系的“狗崽子”。
所谓出身不好，是说她的父亲是小业主，具体说，是个裁缝，个体户。
这下，故事走向了反面。像是一个浑身光环的人突然间断电了。
八月份，李美勤从哈尔滨回来，迎接她的，不再是热情的言语和亲切的目光，而是冷言冷语，白眼相加，甚至是辱骂和威胁。
从如沐春风到跌入冰窖，只有短短几十天，个中滋味，恐怕她也要铭记一生。
后来，同学们大都和李美勤不再来往，我记得，只是在一九六八年底，她和西语班的一个女生娄平在晚上找我，问关于毕业分配的事情，那时，我是学校革委会的委员，她以为我会有些信息。那天说了什么早就不记得了，那个夜晚，那双眼睛的那种迷茫，却是我难以忘记的。
不久后，我离开学校去了部队，李美勤的消息都是断断续续听说的，知道她去了迁安铁矿，在那里当了播音员，后来有机会上大学到了北大法律系，又留校当了老师，嫁给了文革中的风云人物，北京外语学院的红旗战斗大队的头头，再就是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说来有趣，一个文革中的失意者，最后和文革中的播火者走到了一起，这也是殊途同归吧！
相信李美勤在她的人生道路上留下了不少很深的脚印，起码，按照时间判断，她在北大法律系执教时，很多重要人物是在这里读书的，包括今天的总理。
在命运中沉沉浮浮，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遭遇。
其实不只是李美勤，很多同学在运动中受了伤。记得初二西语班有个同学叶念伦，他父亲是叶君健，不知怎么，就说他想成立一个叫“中西拉帮”的组织，明显是要里通外国啊，于是，他也被斗得灵魂出窍。
想起了叶念伦，就在百度上查一下这位老校友，看到人物词条是这样说的：
叶念伦，著名作家、翻译家叶君健之子。一九七三年作为工农兵大学生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液压传动专业，一九七八年又考入北京科技大学攻读研究生。一九八〇年，在改革开放之初，叶念伦作为国家第一批自费出国留学人员奔赴英国约克大学，获语言学硕士学位。在中国军工厂工作六年，后以自然归化加入英国国籍。一九九〇年，因工作需要，回到国内发展，叶念伦在英国和中国都有自己的公司。
叶先生从事中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近三十年，为此在英国创办可从事出版业务的艾伯尔有限公司，在中国投资创办英国独资北京君健语言文化交流有限公司。其间曾任德国、英国、荷兰等公司驻华代表处首席代表，独资公司总经理，大中华地区总代表等职位多年，首次引进中国英式管家培训。业余除翻译过大量科技资料外，叶先生还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内容侧重中西方文化碰撞，被称为海外华文新文学代表人物之一。
叶念伦先生是英国华文作家协会创始人之一并任秘书长，曾被选为英国作家笔会通讯会员。代表作有《天球篇》。
不知道叶先生是否还记得这段历史。侥幸的是，他没有被折断了翅膀，依旧飞了起来。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运气。
还是回到李美勤。
这次再见李美勤，是我约她在杉园见面，她和夫君同来。她个子还是不高，脸还是圆圆的，不同的是胖了，显得有些臃肿。岁月这把刀，没有饶过她。
只有眼没变，嘴没有变。眼睛还是清澈的，话语还是简洁明快的。
我们是在阳光房里聊天，秋光里，树叶泛黄，不时地落下来，又被风吹动着拥挤到一个角落。这是肥料，会滋养其他的植物，下一个春天，这些落叶的生命会在那些嫩芽中复活。
我们也到了秋天，或许，也是秋天的那一片树叶。
说起秋天，不能忘记一九六六年的秋天。
那时候，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早已经成立了，大都是干部子弟，他们穿着旧军装，戴着红袖章，扎着武装带，背着军用挎包，骑着自行车，威风凛凛。记得最响亮的话是：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这是毛泽东年轻时候的话，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他们每个人都豪情万丈。
我没有进入红卫兵的队伍，一是我出身是工人，那时，比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要低一个档次，又没有革命这顶帽子，差别很大，谁也没听说过革命工人不是？再就是我那时还是个十分腼腆内向的人，不怎么说话。记得我们班上有个同学是程思远的女儿，同学几年，我只和她说过一句话，那次，她打扫卫生打坏了我的一个砚台，她说：我赔你吧？我说：不用了。如此而已。
后来，一批没有被红卫兵接纳的、出身又马马虎虎过得去的人成立了一个组织，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简称是“思想兵”，我参加了这个组织，但是也是跟着混的。这个思想兵，似乎级别上比红卫兵低一点，但是又高过后来的一个组织叫“红旗”，这似乎是红卫兵的外围组织。
不过，这些组织最红火的时候，还是在八月份，八月以后，大串联开始了，我们就奔赴祖国各地了。
第一次串联是在八月底，大规模串联还没有开始。所谓大规模串联，是说火车开了专列，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和中学生都行动起来了。
我和一些初二的学生一起，第一站到了西安，在西安干了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记得那时的大标语满街，写的是打倒刘澜涛和霍士，这两位，是当时西北局和陕西省的两位负责人。
从西安一下子杀到了乌鲁木齐。坐火车去的，那时的火车慢啊，似乎坐了两天两夜。因为大串联还没有正式开始，我们坐的是旅客列车的硬座车厢，和旅客们坐在一起。那时候兴学雷锋，我还提着个大水壶，不断地为旅客们倒水。尽管不断走动，但是，因为坐的时间太长，下车时，发现脚肿了。
在乌鲁木齐两件事情印象深刻：一是吃羊肉。新疆很富庶，我们住在八一农学院，牛奶随便喝，羊肉随便吃。结果吃坏了肚子，一晚上总跑厕所。后遗症是我现在不吃羊肉。二是我们被新疆人围在八一广场，因为我们要炮轰王恩茂。
当时，“炮轰某某某”是常见的口号，不管你有没有问题，先炮轰一下再说。当时的解释是，炮，是毛泽东思想，轰，是衡量，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来衡量一下，你是不是好人。其实，谁也经不起这样的炮轰。
王恩茂是新疆的最高领导，当年在著名的三九五旅，他和王震曾经是多年的战友，王震调离新疆后，王恩茂管理新疆很多年。没想到他在新疆威望很高，当我们喊出“炮轰王恩茂”的口号后，很多乌鲁木齐的市民不干了，他们围着我们和我们辩论，说，我们看你们不是北京来的红卫兵，你们是台湾来的特务。他们还有一个说法，王恩茂是新疆八百万人民心中的红太阳。
我们这群北京来的孩子，哪里知道王恩茂到底怎样，反正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没出声保的人，我们都敢碰。没想到在这里碰了一鼻子灰。
二〇〇七年，为了撰写王震百周年的纪录片，我又到了乌鲁木齐，时隔四十年，这里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
我说的变化，还不是那些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而是那些能够感受到的内心的东西，脸上的笑容等等似乎被一场刮了四十年的风一点一点刮走了。
一九六六年的九月开始一直到十一月，我都在忙于串联。开始还说是播文革之火，后来就纯粹为了玩了。当时我的原则是去远处，今后不太方便去的，除了乌鲁木齐以外，还去了广州、锦州等地。
大规模串联开始以后，开了很多红卫兵专列，因为人多，车厢里常常挤得水泄不通，连行李架上也挤满了人。我常用的一个办法是钻到三人座椅的下面睡觉，幸亏那时我的体积没有现在这么大，不然，钻也钻不进去。
大串联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步行，也就是那时所说的“长征”。
文革初期，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一切，都已深深植入孩子们的脑袋。毛泽东的每段语录，都像雨露，在滋润着孩子们的心田。比如说：长征是播种机。
为着这句话，好多孩子行走在路上。
我们第一次选的目的地很近，是天津。但是，走到通州，就走不动了。关键是军心瓦解了。怎么办呢？就近拦车。有个同学叫陈志刚，外号小瘸，其实他不瘸，但是也不刚，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学他拦车的那句话：我们走不动了，帮帮我们吧！结果是没有成果，车都是呼啸而过，也许因为我们人太多了，谁也不停。于是，不知道谁说，附近有火车站，坐火车吧。坚持走到火车站，看见一列客车静静地躺在铁轨上，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上，管他开到哪里！
结果，火车把我们拉到了锦州。
那是我第一次出山海关。
第二次长征，到了一九六六年的十一月间。当时，中央发了一个文件，要求停止大串联，也就是说，免费的火车，免费的住宿都没了。我们几个同学不甘心就这样停止了如此美好的生活，商量着钻个空子，不是没有免费火车吗，我们长征。
这次选的是从西安到延安，大约一共七百六十华里。我们六个同伴，都是十四岁，每人只背一个书包就上路了。记得第一站住在三原，后来学了历史才知道，这是冯玉祥三原誓师的地方，而邓小平留学归来，第一份工作也应当和这里有渊源。
我们没有看到历史，却是看到了农民的生活。在三原我们多呆了半天，为农民拔了半天的萝卜。后来，我们回到学校，居然还收到了农民寄来的感谢信。
我们当然也不是光做好事，也做坏事。在快到延安时，我们在户县住了一晚，那时已经很冷了，我们几个躺在炕上，实在扛不住了，决定点火烧炕。当地农民应该是很少这么早就烧炕取暖，就是取暖也是在灶上烧饭同时取暖。我们情急之下，在老乡门后拿起一些白色的秸秆就塞在炕洞里，点着了火。第二天早上一看，原来是麻秆，应当是农民还没有剥过的。
不过，当地农民很淳朴，他们给我们开了窑洞的门，很放心，再也没来巡视过，我们一早起来，迅速出发了。
路过黄陵时，我们还和当地的有关领导见过，为什么见，说了什么都不记得了，只是记得一点，这儿有狼。
当天，我们恰好又迷路了，到了晚上还没有找到预定要住的那个村子。那是个叫后河南的村子。
黄土高坡上，过一个沟壑就是一马平川，只有再下到一个沟壑，才想起刚才其实是在山上。那个晚上，月亮冷凄凄挂在天上，我们走在类似深沟的一条小路上，路边高坡上草已经枯黄，夜风吹得这些草沙沙响，在寂静的夜里，这响声有些瘆人。忽然，扑棱棱一阵响动，吓得我们浑身鸡皮疙瘩，原来，是我们的脚步惊动了一只山鸡。
我们提心吊胆地前行，像那只惊恐的山鸡。
这当口，后面匆匆走过来一个人，问我们去哪里，自告奋勇带路。我那时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好紧，生怕这是个地主分子，会把我们带到一个什么地方加害，于是，我手里抓了一块石头，走在最后面，眼睛盯着这个带路人。
说实话，在黄土高坡上找到一块有杀伤力的石头，难度还挺大。不过，还是白找了，我们看到了村庄，闻到了炊烟的香气，一颗心才放了下来。
这一路，还是经历了不少故事，七百六十里路，我们六个十四岁的孩子，徒步走了九天半，不能不说是一种锻炼，我们曾经饥一顿饱一顿，曾经睡在草堆里，在一个叫甘泉的地方，我们六个人盖了一床被子。
现在我还记得这个场景，回到北京，我回到家里，妈妈还没起床，躺在床上心疼地看我浑身不得劲，问我，是不是长虱子了？我说，我也不知道。妈妈一轱辘爬起来，说，快把衣服全脱下来，扔到阳台上去。
果真长了一身虱子。后来，身上还长了疖子，化了脓。到学校医务室去看大夫，大夫直摇头。给我挤疖子时我还是很坚强的，大夫的称赞现在还记得：这孩子真勇敢，长大能当解放军。
其实还用长大吗，两年后，我就穿上了军装。
在延安的事情可以忽略，无非是看宝塔山，喝延河水，瞻仰枣园，每个去延安的红卫兵都是这些节目。从延安回来是坐大卡车把我们拉到铜川上火车，这也是中央觉得再不这样的话，学生们野掉的心很难收回了，于是用各种办法把学生找回去。
这是一九六六年的十一月中旬了，陕北已经冷了。我还是光脚穿一双布鞋，就是当时北京小孩喜欢的白塑料底黑灯芯绒面的那种懒汉鞋，一身单衣。车到洛川，大家下车上厕所，我的鞋掉了，光着脚在地上走，我居然没有感觉，原来是冻僵了。
三十年后，一九九六年底，我作为柯受良驾车飞越黄河的组委会秘书长和现场总指挥，又若干次走在西安到延安的路上，那些地名，三原、黄陵、甘泉、富县，听着都是那么亲切。
每一条路，都不是白走的，这就是长征给我的启示。
串联结束回到校园。校园大变了，是气氛和味道的变化。红卫兵不那么重要了，虽说绿军装和红袖章仍然是不少少男少女的标配，但是含金量少了许多；老师们见到学生再也没有师道尊严，多了些唯唯诺诺和谄媚的笑容；虽说要准备“复课闹革命”了，但是没有人在想学习的事情。有的人忙于在外面“拍婆子”，所谓“拍婆子”，就是在街上找女孩搭讪，排解一下青春期荷尔蒙的过剩；还有的人就钻窗户进到学校大门口的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在我们校园里，但是不属于我们学校，里面很多藏书，胆子大的就偷出来一些，我是胆小的，尽管也告诉自己，偷书不算偷，但是还是不敢钻进那扇破窗户。
我那时十四岁，胆子不大，有点内向，因此也不合群。有这样一件事情可以作为佐证。
那时候，学校里还是有派性，老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旗等等，班上也分成若干团伙，虽然还没有大打出手，却也是彼此不说话，不往来。我成立了一个组织，叫“独立寒秋”战斗队，就是一个人的组织，“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毛泽东的这首词，现在我还背得滚瓜烂熟。不过，我这个战斗队什么战斗没打过，在教室里贴了一些红红绿绿的标语，很快寿终正寝了。
现在，大概很少有人说我是内向了，也不会认为我胆子小，尽管我自己还是这样认为。我后来若干次想，我为什么会变化了呢？其实，人生道路上，很多偶然的事情会改变轨迹，很多明明是向东走的事情，不知不觉会走到西面。
这一年的冬天似乎特别冷。在浑浑噩噩中，学校迎来了一批新的管理者，叫作“工军宣队”，这是中央的新举措，是一条缰绳，为了拴住这些野了心的小马驹。工人来自北京第二机床厂，负责我们班的工人师傅叫海明玉，是个个头不高但很粗壮的汉子。外附和这座工厂还很有渊源，后来，学校很多学生分配就去了这家工厂当工人，包括我的好朋友高占生，二〇一一年我去美国，还去旧金山总领事馆看过他，那时他是驻旧金山总领事。直到现在，似乎还有人坚持在这家工厂。
军人来自总参通信兵，负责我们班的是个军官叫丁焕忠，常州人，我的小老乡，那时大概也就是二十多岁，瘦瘦的，我们给他一个外号叫大烟鬼，事实上，他的烟抽得也很凶。这位军人别看瘦，很有力气，那时很多男生和他掰手腕，都是他的手下败将，而且是一败涂地，没有挣扎的份儿。可是他也有走麦城的时候，有一次，他被班里同学捆起来塞到了床底下。因为有的同学父亲是军人，职位比丁焕忠这样的小排长高得多，所以不把他看在眼里，于是就弄了这么一出。
工军宣队来了以后，学校逐渐正规起来，和全国一样，学校也成立新的领导机构。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当时这种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成员由被解放的校领导、教职员工代表和学生代表组成。在派性还很厉害的时候，要选两名学生代表进入革命委员会，还是有一番斗争的，每一个派别都愿意选择自己人，而另一派的人就会拼命反对，这种情况下，中间派或者派别面目不显著的人就容易被选中。
结果，我被选上了。
有一点意思的是，当时我们班里班主任吴明亮是常州人，军宣队的丁焕忠是常州人，我也是常州人，班里三个领导，是常州人的天下。
作为学校领导班子的成员，尽管幼稚如我没有任何作用，但是，标签却插上了。两年后，我参军到了部队，这个标签使得部队对我另眼相看，给了我很多荣誉和机会，而因为这些轻易得来的荣誉和机会，又换来了老兵们的另一种另眼相看，在入团、入党、提干诸方面给我制造障碍，让我摔了不少跟头。这是后话了。
我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段文字，是因为现在小说、电影电视有不少描写文革的作品，很多是惊心动魄的，也有很多是离奇的，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六八届初中毕业生，只是用我的记忆写下我在文革之初大约一年时间的生活，不能代表别人，只代表我自己。
也许别人经历了惊涛骇浪，我，就是一滴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