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3日（星期五）
因为约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张伯赓教授共进早餐，所以早早就出门了。
初春的早晨，天气还有点凉。街上的行人确实多姿多样。白皮肤、黄皮肤、黑皮肤，有的人穿着厚厚的外套缓缓而行，有的人背心短裤跑的满头大汗，还有的一身西服革履，正在上班的路上。
这就是哈佛，兼容并包，多姿多彩。
张教授是华裔中国人，高高瘦瘦的，居然留着寸头，像个年轻讲师。他的父亲就在哈佛当教授，因此，他算是土生土长的波士顿人。我开玩笑说，在土著波士顿人里，你大概是中国话说的最好的人。他微微一笑，算是认同。
他的中国话确实地道，没有美国味道。
听说我太太毕业于武大，他说，1983年，他曾经在武大任教，教历史。当时的校长是刘道玉。而我太太那时正好在武大读书，他们说起老校长，说起珞珈山和东湖，说起武大的樱花，距离顿时近了许多。
我说，刘校长胆子真大，居然请外国人讲历史。张教授说：教美国历史。我突然想到，昨天我的微博说，我到了莱克星顿镇，政法大学的丛日云教授私信问我，说他听说在打响独立第一枪的地方，有一座小桥，桥的两端各有一个纪念碑，一个是争取独立的牺牲民兵的纪念碑，一个是英国军队镇压战死者的纪念碑，不知这英军的纪念碑是当时建的没有拆除呢还是后来建立的？
我揣摩这个问题的意思是说，不管是英国人建的没有被拆除，还是美国人后来建的，都是表现了一种宽容的精神。
我对张教授说，今天碰到专家了，正好解惑。张教授说，为了收缴枪支，当时英军和民兵确实在莱克星顿和康科德镇发生了战斗，双方也有死伤，但是他的记忆里，似乎没有这两块碑，张教授很严谨，他说，还要再调查才能最后确定。
张教授说，在哈佛有这样一段往事。美国的南北战争中，很多哈佛毕业生牺牲了，有些是代表北方，有些是代表南方，而哈佛是地处北方，所以，曾经把为北方而战的哈佛校友的名字刻在了哈佛教堂的大堂的墙壁上，这个大堂现在被称作荣誉堂。但是，后来，把为南方而阵亡的哈佛校友的名字也刻在了这里，因为毕竟都是哈佛人。
我正好昨天去过这个教堂。原本不知道那些镌刻在墙上的名字都是什么人。张教授的话，在我的脑海里，把这些名字都变成了英气逼人的风华少年。
转眼之间，和张教授谈了近两个小时，接着我们到肯尼迪政府学院去拜访艾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主任赛奇，他正好是张伯赓教授的领导。
赛奇的办公室中国元素极多，有两组瓷像很有意思，是他从北京潘家园淘来的，一组是红卫兵正在批斗走资派，一组是毛泽东、林彪和江青在一起。赛奇说，他判断，第一组是真的，第二组是伪作。我问他，你怎么知道？他说，据他了解，毛、林、江很少同时出现。
我不赞同，因为在我印象里，这三个人是曾经同时出现的，另外，艺术也是容许虚构的，这三位在文革中都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放在一个作品里是正常的。
不过，赛奇有资格做他自己的判断，他1975年就到中国上大学了，是地道的中国通，夫人也是中国人。
我笑道，你属于中国的工农兵学员，应当回炉才行。
赛奇的重要任务，是培训从中国来的学员，大都是政府官员，已经进行了十几年了，这是和中组部、教育部合作的项目。所以，常常有人把赛奇负责的项目叫做“第二党校”。据我知道，李源潮也在这里学习过。闲谈中，说到对中国官员的看法，赛奇说，中国的官员都很聪明能干，而且越来越和世界接轨，这是非常显著的。但是，也可以看到，现在的官员考虑自己的问题多了，例如自己的升迁，自己的待遇等等。不能说这个不对，但是确实和以前发生了变化。
我说，我过去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刘少奇，刘少奇说过一个观点，共产党员要顾一头，就是顾工作一头，不要顾生活和待遇那一头，那一头有组织上来考虑。但是，现在情况变了，组织上不那么考虑党员的生活那一头了，所以，现在的官员多考虑自己的前途，也可以理解。
我接着问赛奇，这个观点，你会给学员们讲这个观点吗？
赛奇摇摇头说，当然不会，但是，要是学员来问我，我是会说的。
是的，这样一个英国人，娶了中国太太，成为了中国通，当然又是美国通，中国的学员有这样的老师，只要勤于请教，还会没有收益？
中午赶到位于麻省理工学院校区的木兰台菜馆，傅士卓在这里等我们。
傅士卓是波士顿大学教授，也是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著名汉学家，他是第一批致力于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美国学者，有很多的著述，最近的一本书是《中国政治改革的逻辑和局限》。
傅教授是老朋友了，去年曾经到共识堂吃过饭。记得在共识堂门口照相时，因为他个子高，我还悄悄踮起脚尖来，为了差的不太多。所以，一见面我就先说：呦，你怎么不如以前高了？
傅教授愣了一下，说，应该没有啊！我们都笑了。
其实有心理因素。当两个人不熟，对方又是大家时，潜意识里就会把他看得很高，但是真的熟了，成了朋友，心理距离近了，身高也就成了不重要的东西了。
所以，中美两国之间，要缩短距离，就要有更多的民间交往，更多的人成为好朋友。
下午有两个小时的时间，朋友建议我们去看波士顿。我们这两天都在哈佛大学活动，还没进过波士顿市区。
坐了一辆据说是二战时诺曼底登陆时盟军用的水陆两栖车，我们开始了为时80分钟的巡游波士顿。说是二战时的车，我看不像，因为很新，姑妄听之。
波士顿的风景当然很美，这个城市，临海，有河，但是，我印象最深的，却是车上的司机兼导游。就这么一个人，要开车，不但在路上走，还要在河里行，路上走时，是车，河里走时，就成了船。而不管路上还是河里，导游都要不断的说话。80分钟，他嘴基本没停，一直在介绍，说历史，讲笑话。
他说，我们坐这个东西，走在路上，比船快，走在水里，比车快。可是，大家不要把手伸到窗户外面去，不然，把手碰掉了，我讲的笑话不好听的话，你们连耳朵也捂不了了。
我在想，他是个职业导游，每天都要重复相同的话语，烦不烦？但是，他却像初干这一行，热情高涨，是什么在支撑他呢？
行程的最后一段路，车开进了河里。其实，这辆车的底部有一个空气罐，增加浮力，车到了水里，轮子不转了，车上的螺旋桨就转起来，车就成了船。
在清清的河水里，远处看得到的，是河边翠绿的树和各色的花，还有绿树丛中时隐时现的建筑。近处，不时有帆板从车边驶过。星星点点的白色的风帆在蓝色的海面，假如从空中望下来，一定像蓝色天空的散落的星星。
这次在美国，拜访了那么多的知名学者，都是学术圈的明星，他们也像是天空熠熠发光的星星。
下午，我们还要去和一颗星星相会，就是傅高义。
傅高义83岁了，刚刚出版了《邓小平时代》，中译本在中国有了不小的影响。他刚刚从北京回来，约好了在家里等我们。
因为我在文献研究室工作过很多年，也参与过《我的父亲邓小平》和《邓小平，女儿心中的父亲》的出版和纪录片《邓小平》的制作，所以，就有了说不完的话，傅教授采访的很多人我认识，还有我认识的应该采访的人他还没有顾上采访，说了几句话后，谦虚的老人就拿出了小本，认真的记录起来，有些听不清楚的人名，还要我给他写在小本上。
原本想礼节性拜访半小时，结果谈了近两个小时还像是刚刚开头，弄得老先生说：今晚在我家吃饭吧！
美国人是一般不留客人吃饭的，更不要说像我们这样的不速之客。
可惜我们安排了下一场活动，依依惜别。
傅教授拿出了一本港版未删节的《邓小平时代》，在扉页上工工整整地用中文写下了我和我太太的名字，还没有忘记加上五个字：在哈佛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