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现在进入了金融经济时代，是说金融在现代经济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但金融并不是从现在开始有的，而是自古有之。陈志武《金融的逻辑》将《货币战争》当成了假想敌，如果说《货币战争》错误百出的话，那《金融的逻辑》则是逻辑混乱。
众所周知，任何理论都不是万能的，经济学只是社会科学众多学科的一个学科，而金融学更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现在陈志武想着用金融学来解释一切，这些问题乍一听很新鲜，但仔细考虑一下，基本上是错多对少。陈志武和黄亚东两人有很多类似之处，两人都是所谓的“终身教授”而且两人都极端的反感中国现在的政治体制，都主张中国改弦更张彻底实行多党制，陈志武以为殖民主义翻案闻名，而黄亚生则以吹捧印度模式而为人们所知，排除专业知识，这两个人根深蒂固的政治倾向导致他们在传播理论知识时带有很大的选择性和倾向性，而且他们都来自海外，会导致读者会以为他们代表着西方主流思想，其实这样想就大错特错了，他们即使是西方也是少数派，也属于边缘，而非主流。如果我们相信了他们这些错误的金融逻辑不但不能强国富民，反而会误国误民，下面是笔者针对陈志武的逻辑来还原真实的金融逻辑。
信贷消费的负面效应
陈志武在书中不断重复一个青年人大卫的故事，而这个故事与几年前在中国流行的“美国老太太对比中国老太太”的故事如出一辙，而不幸的是陈志武不是文学家，而是金融学家，在故事中添油加醋不是他的长项，老太太已经进入天堂，而陈志武讲的是一个年轻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则演绎出非常更多的续集，比如小伙子遇到经济危机长期失业，房子被银行收了回去，这才是现实世界的真实版本。人生无常，为什么小伙子就必须按陈经济学家的规划去过完一生，就是因为他还是个年轻人，人生的道路还很长，而他讲这些故事无非是告诉人们信贷消费多么好，可惜他的这种信贷消费普及教育在十年前已经有人已经完成了，在中国已经不新鲜。
而且书中对信贷消费导致经济危机的事实只字不提，在上个世纪美国的大萧条来临前，美国70%左右的新汽车、85%的家具、75%的洗碗机、65%的吸尘器、75%的收放机都是靠分期付款卖出的，陈志武将这认为这是信贷消费“在美国扎下根”的标志，而其实这正是经济危机的根源。如果说房子、汽车、家具等耐用消费品分期付款还有意义的话，而洗碗机、吸尘器、收放机分期付款带来的纯粹是经济风险，上世纪美国在二战前一直没有走出经济大萧条，其关键就是经济危机前的信贷消费，严重透支了美国人的消费能力，导致了长期的消费不足，才使得大萧条如此严重。
陈志武认为一个国家信贷消费越发达，经济也就越发达，他的这种说法完全不靠谱，经济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里面有包含很多的外在因素，而不仅仅是靠消费就能行的。我们可以将中国与印度进行一下对比，在中国，买汽车基本上都是付全款，而在印度买条牛仔裤都分期付款，按陈志武的逻辑，那印度应该比中国发达，实际情况怎么样，大家都知道，靠信贷消费实行强国，实在是可笑，而信贷消费导致经济危机的例子倒不少。
激增的信贷消费可以给经济带来短期繁荣，但绝不能给经济带来持续的繁荣。
关于中国人为什么不安的问题
陈志武在书中提出中国“钱多”的论调后，开始论证“为什么中国人钱多了，还不安”，陈志武认为“中国人钱多后，如果各类品种的保险、养老、医疗、投资、理财产品不能够发展到位，那么，在中国人钱多的同时，可能反而对未来充满不安”。他的意思就是钱多没处花，所以不安。但实际情况是“钱多的”与“不安的”根本就不是一群人，“钱多的”是有钱人，“不安的”是穷人，他们虽然都是中国人，但是生活处境具有天壤之别的两群人。
在论证“钱多”时，他看到中国人“买房有钱，投资有钱，到境外旅游有钱，买奢侈品、买高档车有钱”，因此提出了中国人“钱多”的问题。
首先，陈志武脱离货币发行原理，而是从资本化的角度来谈中国人钱为什么多了本身就不靠谱。资本化确实存在，但钱多钱少，归根结底是货币发行的问题，与资本化关系不大，一个国家的货币总量一般以GDP为参照标准，按照陈志武的逻辑，资本化程度越高，私有化程度越高，这个国家的钱就会越多，那么美国应该比中国钱多，但是以GDP为参照，美国的货币总量并不比中国多，这是因为中国货币的流动速度没有美国高，所有总量要多一点。
其次，笔者认为中国“钱多”是假象，这种假象首先是由贫富分化造成的，诚然中国出现了买奢侈品的盛况，但富人掀起奢侈品购买狂潮是以穷人的更加贫困为代价的。我们在看到富人“钱多”的时候，也应该看到穷人的“钱少”，陈志武只看到中国富人大把花钱，就说中国钱多了，而没有看到另一面。
陈志武所谓的“资本化”其实就是私有化，资本化可以让中国钱多，因此陈志武提出为了更加有钱，应该将国有企业、国有土地彻底私有化，但是这种私有化同样会造成极度的贫富分化，中国的国企改革确实出现了不少的改制大鳄，但也造成了更多的是下岗职工的贫困，陈志武还在以“让中国人更有钱”的口号叫嚣这种私有化，可见学者的“选择性失明”是多么的可怕。这完全是为了一个目的而堆砌一些毫不相干或是片面之极的理由。
另外中国“钱多”的假象是疯狂投机造成的，这些本来应该成为银行储蓄，以支持企业投资的钱，不幸被用来了进行资产投机，因此中国一方面股市、楼市、黄金市场交相红火，另一面是中小企业融资更加困难，而陈志武只看到楼市、股市红火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一面。而中国投机盛行的学术原因称为“流动性过剩”，但“流动性过剩”与“钱多”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流动性过剩”的原因是钱太便宜，而不是多，因为利率低，所以发生了银行存款大搬家，钱从银行流动到了投机市场。
消费多，投资少会造成钱多的假象
另外“钱多”的假象其实还有一个来源，那就是当钱被用于消费时就会给人以有钱的假象，如果用于投资则不会造成这种假象，不仅在中国，这几年全世界都出现了消费狂潮，这主要是全世界各国都实行低利率政策所致，与钱多没有什么关系，这些用于消费，当然是以信贷消费为主的钱也是银行储蓄的转移，这才是问题的本质。
总之，中国的钱在总量上并不多，中国钱多是“假象”，现在的中国，富人的奢侈性消费与穷人的生存型消费并存，资产投机市场的火爆与实体经济里中小企业融资难并存，如果只看到其中任何一方面都是错误的，中国钱多的假象主要来源于“贫富分化”和银行储蓄的转移，这才是主因。
解释清楚了“钱多”的问题，也就基本上解释清了“钱多为什么还不安”的问题，中国人的“不安”不是因为“钱多花不了”，因为中国由原来的低生活成本社会，变成了“什么都需要钱”的高成本社会，这才是中国人不安的原因，也就是中国人不安不是因为钱多了，而是因为生活成本高了，比如原来在家庭、亲友、乡邻帮助下可以解决的事情，现在必须用钱才可以解决，中国人不安不是因为钱多了，而是因为钱不够用了，中国人的不安不是因为养老、医疗、投资、理财产品发展不到位，而是因为这些太昂贵，中国人目前还支付不起，这才是中国人不安的原因。
文明国家解决民众不安的主要是建立福利社会，扩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比如北欧建立“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等，比如新加坡为百姓提供住房等，这都是行之有效的办法，而不是让民众自己去买保险。
当然也有读者会认为西方的福利社会已经出了问题，已经维持不下去了，其实这都是媒体灌输给大家的“假象”，在后来的章节中，笔者还会单独讲福利社会的问题。福利社会本身并没用出现任何问题，出现问题的是实行福利社会的政府不遵守财政纪律，而这背后主要是政治因素。
陈志武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但不知道为什么如此沉浸在华盛顿共识的美梦当中。一场华尔街危机也并没有让他清醒过来，《金融的逻辑》一书中经常将美国与中国的大清朝相比，来衬托美国是多么的美好，不了解情况的人还以为此人是老华侨，其实他是八十年代末才出国，近年也主要在国内活动，对国内的事情可以说是非常了解。书中总是举大清朝的例子，而拿美国与现在的中国进行对比，看中国与美国还有哪些差距，不是更有意义吗？但他并没有这样做。
书中将欧洲古代皇帝发行国债看成是西方人的聪明，这又是典型的西方人聪明，中国人愚蠢的论调，如果是夸耀西方的真正的聪明之处，还行，但是往往不是应该夸耀的地方，欧洲皇帝发行国债其实是政治因素造成的，在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农奴制社会里，皇帝根本没有征税的权利，在西方的中世纪与我们的周朝制度类似，真正的权利掌握在诸侯手里，国王打仗向诸侯借钱是政治因素造成的，陈志武将这种现象归为西方的智慧显然是对西方历史不了解的缘故。
陈志武在书中将资本主义国家采取“负债发展模式”看作民主的保证，其实这是颠倒黑白，“负债发展”就是资本主义“多党分赃”制度的必然产物，每个新上台的政党，为了实现自己的政绩目标都拼命的借债，这也是他们交出一份成绩单最快的方法，但这些债务基本上不需要在自己任期内偿还，也就是这些人只管花钱，不管还钱，还钱是下任政府的事情，因此这些政客都非常喜欢借债，而且这些政府都常年维持着一定比例的负债，其实这都是追求短期利益，是对继任者及国家的不负责任，是多党制国家的政客对国家缺乏长期忠诚度的表现，“负债发展”对国家或许是有些好处，但是这些好处并没用多么大，更没必要将其看做西方经济发展的“祖传秘方”而到处吹嘘。
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长期坚持比较保守的财政政策，经济发展的也非常好，而拉美国家、东南亚“四小虎”国家、非洲国家，都曾经大举借债，但这些国家在短期的繁荣后都一蹶不振，其教训不可不吸取，另外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爱尔兰、美国、日本等都是债务高危国家，这些国家的债务不仅威胁到了自身经济的发展，也连累了其他经济体，甚至危害到世界经济。
判断一个经济理论是否成立，最简单的一点就是找到反例，无论是信贷消费，还是国家举债发展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都是有过惨败案例的发展模式，根本就不值得提倡。
书中甚至提出用金融来打到孔家店的妙招，人们确实痛恨过孔家店，但那只是认识上的历史局限造成的，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儒家文化不会对发展经济造不成任何阻碍，反而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因此中国人现在的主张是保护传统文化，而非什么“打到孔家店”，他的思想为什么又转到了五四时代？
况且打倒孔家店的不是金融，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幼儿园剥夺了爷爷奶奶们含饴弄孙的乐趣，物业服务公司让人们省去了亲自打扫院落的劳累，这些都是需要付费的，这是现代工业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的必然结果，而金融确实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但相对于科技发展，工业革命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要小的多，让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主要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模式的变化，这些都是在打败“孔家店”，“孔家店”是农业社会，家族社会的产物，进入工业社会之后，不打自倒。如果都归功到金融上是非常的可笑的。现代人能买养老保险，古代没用养老保险的情况下，只要你有钱，也照样不愁没法养老。
金融的运用也是有副作用的，那就是加大社会成本，传统互助性社会是一种低成本的生活模式，而用金融代替后必然导致生活成本上升，金融服务不是免费的午餐。我们以买房为例子，我们在按揭买房的时候，确实带来了一定的便利，但是我们也将几乎相当一栋房的利息给了银行。传统社会，一家有事大家帮，可以让生活成本非常的低，如果都通过买卖关系来实现，则大大增加了生活成本，这点才是最重要的。
重讲美国老太太的故事没有意义
保险、债券等金融工具对社会的发展确是有一定的作用，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将他的作用无限的拔高。总之金融本身并没有什么逻辑，而金融现象都是科技进步和国家的政治制度在经济上的反应，我们千万不能相信什么金融万能论。发展金融、消费驱动更是十足缪论。金融的逻辑处处是漏洞，先有结论再找论据，罗列前后两个事实，未有任何因果阐述，却得出前一事实导致后一事实的结论。
陈志武、黄亚生、章家敦等其实都是一类人，他们痛恨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于是就颠倒黑白，罗列出一大堆问题来证明中国现在的制度是坏的，与此同时，又罗列出一大堆不相干的理由证明西方是多么多么的好，他们这些人既丧失了学术道德，也有失专业水准，是中国民运势力、民逗分子的典型操作手法。我们思考中国问题，要以13亿中国人的福祉为出发点，而不是凭对某一制度的个人厌恶，或是某一集团的利益。另外作为学者最重要的是不能丧失专业水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