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抚、主考、学政照例驰驿。但主考官阶较小者，其受屈情形最甚，回京时绝不肯告人。潘耀如太守（炳年）曾出广西试差，余与之谈驿站情形，及规制束缚之苦。渠曰：“诚然诚然。我到过一县，仆从因挑剔供应，知县竟翻脸不给印结，我只得与之赔礼而行。其实一人如此。”而每科之闹冲突者，必不止一人也。学政则幕友仆从人数较多，其沿途情形必不能熨贴。汪侍郎曾任广东学政，所言经过情形，亦不免长吁短叹。广东尚且如此，他省更可知矣。至于督抚，则威权较大，似州县无不加意奉承。然余在南安时，陶子方制军（模）到粤督任，路过南安，由大庾县办差。余照例送之到大庾岭行馆，冷静与逆旅无异。余并不馈赆，渠尚送文集一部，答谢地主。可见督抚过境，亦不尽惊天动地也。后来轮船通行，督抚学政多奏请自备资斧，改坐轮船者。可见“驰驿”二字，实官员之苦事也。中国人多不晓中国事，随声附和，一味盲从，大都类是，言之可笑。
值日之制，以八旗而定，因之六部、内务府、理藩院，亦各值一日，而以九卿各衙门附之。譬如初一日则吏部、内阁、翰林院三衙门，省文曰吏内翰；初二则户（户部）通（通政司）詹（詹事府）；初三则礼（礼部）宗（宗人府）钦（钦天监）；初四则兵（兵部）常（太常寺）仆（太仆寺）；初五则刑（刑部）都（都察院）大（大理寺）；初六则工（工部）鸿胪（鸿胪寺）；初七则内（内务府）国子（国子监）；初八则理（理藩院）銮（銮仪卫）光（光禄寺）。皆以两三衙门，省作三字，口熟易详。此外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系属新设，且事关外交，有要事当随时陈奏，不以值日拘也。凡遇值日，所有奏摺即于是日呈递，堂官亦递绿头牌请安，有召见即留牌，不留牌则不见。此正班也。若有要事，则不待值日亦可加班，其递牌递摺之法，与正班同。寻常只此八班，值日周而复始。若遇令节庆典及特别事故，则推班一日，先期则传旨：某日推班。次日仍接原班递轮。司官遇值日，有紧要公事稿件，并带领引见者，均于是日丑寅之间进内。散班时，冬天不过黎明，夏天不过日出。至于圣驾谒陵，仍照常值日奏事，在路上行，则改为辰刻办事；一到陵上行宫，仍旧丑正递牌。清朝勤政，固超越前明也。孝钦太后重出训政，引见迟至黎明，则微露倦勤意矣。
清廷仿周礼六官之制，设立六部，名曰吏、户、礼、兵、刑、工，俗语以富、贵、贫、贱、威、武六字分配，群信为吻合。然吏贵而户富，兵武而刑威，此其易知也。工部专管工程，职务猥琐，以天下贱工目之，亦尚恰称。惟以礼部为贫，颇费剖说。京官廉俸极薄，本无贫富之别，而所赖以挹注者，则以外省所解之照费、饭食银，堂司均分，稍资津贴耳。各部之中，以户部为较优，礼部尚书一年千二百金，侍郎一年八百金而已，此其所谓贫也。今则六部改为十部，而礼部初改为学部，后变为教育部。各部政费比前清多几数十倍，闻尚别有进款。教育部则较逊，恐亦不免于贫也。
吏部四司，人以喜、怒、哀、乐四字目之。谓选缺补缺，喜也；议处分，怒也；丁忧，哀也；得封典，乐也。恰合分际，何等超妙。承平时，闲曹无事，吐属风雅，思之犹神往也。
余曾读《处分则例》及《大清律》。初读第一条，便掩卷思之曰：“这样情节，如此处置；若犯那样情节，又当如何处置？”旋读第二条，而那样情节，便有处置之法，紧接而来，丝丝入扣，毫发不爽。可见当日字斟句酌，煞费删定，非仅一二人起草之功也。
余初到吏部，例应学习三年。学习期内，所当之差，以当月为最多。“当月”二字，殆即古所谓“值宿”也。每日满汉各一员，满员早起赴内阁送题本，多不住宿；汉员则在署住宿，兼监用印。所住之处，即名曰当月处。屋只两间，外间排一公案，为用印之所；里间设两炕一印柜，凡堂司印箱均汇在一处。各司有用印，则另有一牌来领。此即当月公事也。屋极湫隘。每日下午接班，晚餐菜只一碗两碟，次早又一餐。次日下午有人接班，即出署。夜间阖署阒无一人。此差当至得主稿时，始得摆脱。回想当年清苦情况，恍如昨日。然从前京曹循资按格，毫无假借，人人各守本分，安之若素，境虽清苦，而心实太平也。
部务虽分满汉堂司，而事权究属之汉员，且尤以汉司员为重。麟芝庵相国（书）好动笔墨，每喜改余稿。有一日在朝房，欲动笔改奏稿二字，余不觉大声呵之曰：“不能！”渠遂搁笔而止。溥倬云出而语余曰：“虽是汉掌印，那能如此专横？”余曰：“奏稿不能将就，顷间亦急不能择耳。相国与我厚，当不我怪也。”相国人本圆通，遇事颇好通融，每低声与余斟酌，余曰不可，渠亦不敢强。余屡拂其意，然与余终相得，盖其相度之谦冲，固不可及也。平心而论，满员得好处，固占便宜；而主持公事，未有不让汉员者，汉人固不弱也。
余少时记性尚好，部例只看过两遍，其荦荦大者，时常引用，固不必言。即琐碎条例，及近十余年成案，皆能得其大意。而书吏往往摭拾琐碎例案，于稿尾挑剔数语，以“例有处分”四字，查取职名议处；一面则写信外省，吓诈取财。外官岂尽明白？动中其彀。余当掌印后，例案既熟，年力正富，颇有一目十行之能。故每日例稿，必有四五百件，应画者皆能于一时许了之。而遇有此等稿尾查笔，必取而勾之。吏每有执简争者，余曰：“汝要写信耳。我在此，岂能容汝作买卖耶！汝谓我违法，我便违法何如？行法当得法外意，此等零碎条例，无关轻重，汝谓我不知耶？”故终余之任，部吏多有叫苦求退者。然十数年来，外官免花兔枉钱，不知有多少也。
余在吏部，曾充司务厅掌印。司务厅固管全部胥吏也。时广西提督冯子材，以部吏写信索贿奏参。密旨令吏部堂官拿办。日将夕矣，徐荫轩尚书（桐）、许筠庵侍郎（应癸）尚在署未散，乃以“沈锡晋”三字告余曰：“此廷寄饬拿之部吏也。”余曰：“部吏写信索贿，决无真名，在署万难弋获；须得其住址，或可图也。”尚书乃复写出“炭儿胡同”四字。余又曰：“一人不能独行，须满掌印同办方可。”乃同满掌印惠树滋（森，后任浙江运使）同出城，访北城坊官，不遇。不得已，先回寓晚饭。少顷，坊官来寓，告以来历，坊官极力推托。余告之曰：“坊官未有不识部吏者。此廷寄所交拿也，汝其敢抗乎？”坊官曰：“炭儿胡同却有两个姓沈者，但未知那一个是部吏。”余怒其诈，乃厉色与言曰：“汝既知有两个姓沈，则那个是部吏，汝岂有不知？我不能为汝指实，汝自裁之；若贿放，则罪汝无赦。”临行又告曰：“此钦犯也，须带一稳婆往。若本人脱逃，可带其家属来。”在当时，亦不过故作严厉语耳。谁知坊官前往围门搜拿，该吏却在家，潜匿内室不敢出，稳婆入于床下得之。明日覆奏，上乃大悦。盖前数日，户部亦有似此之案，上面谕户部侍郎密拿。侍郎一人到部，下车，坐于车凳，拦门口，禁人出入，而遣人入署搜捕。卒以不得主名，致被脱逃。当时都下喧传，遂有户部堂官不及吏部司官之语。余曰：“此亦偶中耳。堂官固拙，司官亦未必甚巧也。”
吏部之吏有两种：一曰经承，一曰贴写。经承如铺户之东家，贴写特如伙计耳。贴写专办公事，且须例案熟悉；而经承则不然，专管纸张，及贴写之工食。官中纸张工食之费，每季每科不过十余金，而每科一经承，须雇数十贴写。公费不足，则须经承赔补。然经承缺出，必须由贴写掣签而得。贴写一得经承，则宫室车马衣服，均有人为之代备。谓经承可以藉写信而索贿也，但索贿之得与不得，及司官之精明与不精明，亦即看经承之财运如何耳。故有一得经承而转致倾家荡产者。非谓部吏便可悍然舞弊也。且京中人类不齐，尚有藉书吏为傀儡而中饱分肥者。非谓部吏遂能独得好处也。世人不察，遂谓部吏未有不富，且谓部员未有干净者，皆瞽说也。余尝指署额“清吏司”三字（凡部必有司，司之额必曰某某清吏司），谓人曰：“吏浊而官能清之，官浊而吏亦能清之。然吏浊而官或糊涂，尚有不清之日；官浊而吏总明白，万无不清之时。”谓吏亦能告发也。后来书吏尽裁，而办稿属之司官，卒有司官得贿之案。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是也。
从前命盗案处分极严。命案限六个月，盗案限四个月，为初参；展一年则二参；又展一年则三参；再展一年则四参。盗案尤严，初二三参，不过住俸降留小处分，到四参，则降一级调用。有级可抵则抵，否则实降知县为印官，典史为捕官，印捕同一责成。故为知县典史者，必先预备加级，以待四参抵销之用。时有四川典史，任内有四参三案，而加级亦有三次，恰可备抵。乃部中作为四案，不敷一级，议以实降一级，即作为革职开缺。后典史不服，禀川督，咨部诘问，部即开明某案某案，事主某人被劫，列单咨覆。该典史乃又禀，由川督声明，部单所开事主王曾庆被劫，川中并无此案。后详细覆查，乃知前单所开王曾庆，即曾庆所讹也。因部中抵销加级时，只凭书吏写一浮签，书明事主某人被劫，四参应销一级。将原稿封册无讹，便将浮签贴上，由看册司员加一红点，即为了事。此案典史本有三级，彀抵三案，而书吏故意将曾庆一名连上。事主主字作王字读，故曾庆一案，变出王曾庆又一案矣。此固看册司员糊涂，然亦由案牍太繁，书吏巧于作弊故也。书吏写信吓诈，当时必是此典史自恃级恰彀抵，不肯花钱，渠乃设计陷之也。后将书吏革办，而典史开复，然已吃亏不少矣。部中案繁，不能一一盖印，多以司官红点为凭。部吏舞弊，只能抽匿文书，却不敢捏造红点，谓一捏造必至破案，盖其迷信然也。然此种办法，余早不以为然。及遘此事，乃筹公款九百金，改造一完全官册，而弊无从生矣。
军事平定，朝廷论功行赏。阵亡殉难者，皆得分别请恤。凡赏世爵者，则有公、侯、伯、子、男之封；赏世职者，则有轻车都尉、骑都尉、云骑尉各等次。其阵亡者，则于袭次完时，给予恩骑尉，世袭罔替；其不愿袭恩骑尉者，准改为文武生，一体应试。发捻之后，凡寻常剿匪阵亡殉难者，亦得陆续请恤。其官阶大者，无不随时给恤；其微员末秩，必待督抚调取宗图册结报部，方准议恤。原以防弊混也。历时已久，积牍日多，部中仅凭督抚咨报，即行检查，阁抄清单有名（督抚汇案请恤原奏，奉旨交议，由部向内阁抄出，谓之阁抄。另有清单，则胪列衔名也），即不能议驳。此事专归验封司主管。余掌印后，奉行故事，初不以为意，后乃日见其多。按其年月，多在二三十年以外，且验阁抄清单向不盖印，亦疑有抽换情弊。如果内外书吏交通，是此项恤典源源不绝，将来冒滥，不知何所底止。遂检查档案，当时阵亡殉难未经议恤者，尚有八千余员之多。因思该故员等，既经请恤有案，只因宗图册结未经咨部，停其议恤，对于死者已不无缺撼。且因此悬待图结，转使冒名请恤者，得因之作奸，殊属两失。乃决将图结未到之八千员，先行议恤，仍俟图结到时，再准其承袭。如此则死者无憾，而生者亦不得冒滥。否则验封司来一案议一案，议一案至小亦一云骑尉，便可变一文武生，是验封司掌印，直不止一省学政权力矣。乃商之徐荫轩尚书，则蹙眉言曰：“一案便准八千余世职，未免太宽。”余曰：“宽此八千余世职，尚有尽时；若不宽，则迭起循生，可以滥到八万不止。看似宽，实从严也。”剖说数次，终迟疑不决。后复商之徐忠愍侍郎，一说便了解。余曰：“此本是惊人之笔，正堂意在踌躇。我们不如缕说情弊，改为请旨，上头如有疑问，临时即可详晰以对，不至碰钉。”侍郎以为然。旋遍商各堂，均尚认可。摺上，遂准如请办理，数十年之积弊，为之一清。可见司官办事，只要无私，不怕无权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