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张闻天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未有机会上任。一九五一年接替王稼祥出任驻苏联大使，一九五五年回国，担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直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下台。在将近十年的外交生涯中，他提出了一套务实的外交思想。张闻天主张，外交处理的是国家关系，工作对象是各国政府，不能背着人家的政府做群众工作，决不输出革命。他反对对外援助的不自量力。他说，对民族独立运动的最大支持，首先是我们本身的强大的巩固，因此首先必须考虑到我们的工业化，考虑到我们自己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增长。不能打肿脸充胖子。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当时周恩来出国访问，陈云是代总理，他给陈云打电话，取得陈云支持后，于次年一月十一日，约集各涉外部门负责人开会，强调要控制对外援助。在对外援助方面我们不同美国竞争，我们也无力代替美国。
一九五七年，张闻天视察东南亚四国使馆，到了印度尼西亚。当时印尼总统苏加诺倡导民族主义、宗教、共产主义三大思潮互相合作，共产党发展成第一大党，华侨经济实力雄厚，大城市中汉字招牌比比皆是，在飞机上都能看到山上的巨型汉字。对此，张闻天十分冷静，从轰轰烈烈的形势下看到了隐忧。他问随员：“苏加诺真的能控制军队吗？”“如果巨大的外文标志出现在解放以后的中国的山上，我们能够允许吗？”他在使馆党委会上说：“印尼目前民族民主力量还不占压倒优势，人民民主革命不是印尼今天的任务，共产党离参政还早，领导政府更远。印尼共产党的问题，他们国内革命力量的发展问题，是他们自己的事，我们不要介入，不要在那里搞群众运动。我们的对外文化宣传不要过分，文化协定印尼不愿意就不要搞，政治性强的电影人家不要，也不要勉强。我们不能强加于人。计划不能偏高，如偏高了，将来不好收拾。”六年后的一九六五年，发生了“九·三〇事件”，印尼共产党几乎全军覆没，苏加诺总统被迫下台，华人华侨遭受池鱼之灾，印尼同中国关系恶化，外交关系中断二十三年。张闻天不幸言中！
英国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大国，一九五〇年一月六日，就表示愿意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同时撤销对国民党政权的外交承认。英国的承认带动了挪威、丹麦、芬兰、瑞典、瑞士、荷兰等欧洲国家的跟进。中国当时对英国的答复是愿意建交，要求英国派临时代办来中国就建交进行谈判。英国方面对此不理解，认为双方换文已经构成外交关系的建立。中国坚持仍须谈判建立关于外交关系的事宜。因为英国对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地位只投弃权票不投赞成票等问题，中英建交过程在半途停顿。当时，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乔冠华、欧非司司长宦乡、亚洲司司长陈家康曾联名上书中央，建议利用美英矛盾，同英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以此作为冲破西方联合封锁的突破口。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都在报告上划圈表示同意。此议未被采纳，原因显然是毛泽东不赞成。在这种情况下，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七日，张闻天仍然给中央写信，建议同英国一类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信中说：“如果我们觉得这种外交关系的建立对我们有利的话，我以为只要一个基本条件就可以了。这就是对方无条件的取消对国民党政府的承认，而承认我们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的政府。其他条件我以为是可以不必要的。”张闻天的建议未被采纳。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期间，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当面向周恩来表示希望推进建交进程，中国考虑到英国在印度支那问题上采取了不同于美国的立场，同意同英国互换享有完全外交待遇的代办，即所谓“半建交”。当时张闻天建议同英国不搞半建交，而直接互派大使，仍不被采纳。直到一九七二年，中英才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张闻天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十分特殊。他是毛泽东之前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一九三五年接替博古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毛泽东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以后，张闻天仍是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但给他安排的实际工作，只是一个授权有限的副部长职务。毛泽东当面对他说，怎么搞外交我也不懂，不过最要紧的是少说话，不说话是金子，少说话是银子。张闻天知道毛泽东不希望他多说话，但为了国家和人民利益，他还是要表达自己的意见。
国家外交是立足于和平共处，还是立足于输出革命，是两种不同的思路。发生在二十世纪的一国向他国输出革命的行为，对于被输出革命的国家来说，有的造成了内战，有的造成了贫穷，有的造成了分裂，几乎都是灾难。张闻天在五十年代就能把握世界潮流的变化，提出理性、务实的和平外交主张，将争取同各国和平共处规定为我国外交和我国在整个国际关系中的主要任务，确实是先见之明。可惜的是，他的意见往往不被采纳。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他发表了批评大跃进的正确意见，被打入“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有关和平共处的外交主张，随之受到批判。此后若干年，“外交服从革命”成了最高原则，中国外交加速“左倾”，造成了很多后遗症。
我曾多次听何方先生谈到张闻天的外交思想。在何方先生九十岁生日的时候，我认识了年逾八旬的萧扬先生，他是张闻天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九年的秘书。最近，萧扬先生撰写的《张闻天与中国外交》一书由学林出版社出版，以大量鲜为人知的第一手材料，详细介绍了张闻天的外交思想和实践。我读后感到，张闻天的遗产并不过时，对当今中国，仍有重要启示。
